辽代婢女来源与地位浅析

在辽代，婢女处于社会的最下层，她们的生活，基本是为主人的日常生活服务。她们没有人身自由，可以被主人随意处置。辽景宗长女观音女，“皇后尤加爱，赐奴婢万口”。^[2]辽代贵族家庭的奴婢众多，辽兴宗时北府宰相兼北枢密使、驸马都尉萧惠的家中“奴婢千余”^[3]。辽政府在重熙十五年（1046年）“禁契丹以奴婢鬻与汉人”^[4]。说明在辽代社会中，官宦和富裕家庭盛行蓄养和买卖奴婢。

一、辽代婢女的来源

（一）战俘

战争中的俘虏是辽代早期婢女的主要来源。元好问的《中州集·李晏传》记载：“初，辽人掠中原人，及得奚、渤海诸国生口，分赐贵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数百，皆为奴婢。”大同元年（947年）四月，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军对后晋作战，“相州梁晖杀契丹守将，闭城拒守。德光引兵破之。城中男子无少长皆屠之，妇女悉驱以北”^[5]。这些被带到辽境的妇女大多做了契丹贵族家庭中的婢女。除了受赏赐的奴婢外，战争中的将领自己俘获的奴婢有的就直接归自己所有。大同元年，辽太宗兵入后晋首都开封后，“发仓廪，开府库，搜宝器，取珍玩，子女、玉帛、药草、羽毛……人竟贪取，以实私家”^[6]。

（二）籍没罪犯的家属及奴婢

辽建国后，随着对外战争的减少，婢女主要来自籍没犯罪的家属及婢女。关于辽代的籍没法，“始自太祖为挞马狘沙里时，奉痕德堇可汗命，按于越释鲁遇害事，以其首恶家属没入瓦里。及淳钦皇后时析出，以为著帐郎君，至世宗诏免之。其后内外戚属及世官之家，犯反逆等罪，复没入焉；余人则没为著帐户；其没入宫分、分赐臣下者亦有之”^[7]。从辽太祖到天祚皇帝，几乎每朝都有许多罪犯的家属及其婢女被籍没为奴婢。

辽太祖建国后，国内政局并不稳定，时常发生叛乱。太祖诸弟因不满他将预选可汗变为终身世袭的皇帝，所以屡次反叛。太祖即位的第七年（913年），在又一次成功平叛后，“轘逆党二十九人，以其妻女赐有功将校”^[8]。自此，反叛之人失败后，家属被籍没为奴隶，或成为皇帝的私人奴隶，或分赐群臣，在辽代即成为定制。

辽太宗天显七年（932年）十二月，“以叛人泥离衮家口分赐群臣”^[9]。世宗仅在位五年，即死于察割之乱。穆宗平乱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惩治参与作乱的人。耶律朗因曾协助察割作乱，在穆宗即位后“伏诛，籍其家属”^[10]。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以艾正、赵希赞及应州、朔州节度副使、奚军小校隘离辖、渤海小校贯海等叛入于宋，籍其家属，分赐有功将校”^[11]。辽兴宗景福元年（1031年），萧浞卜等人被诬谋反，“浞卜等十余人与仁德姻援坐罪者四十余辈，皆被大辟，仍籍其家”^[12]。辽道宗平定了重元之乱后，对有功的耶律乙辛和张孝杰等人大加宠信，最终导致其懿德皇后被诬陷致死，并祸及太子。大康三年（1077年），耶律乙辛诬害太子，株连大批太子党人，“其幼稚及妇女、奴婢、家产，皆籍没之，或分赐群臣”^[13]。天祚皇帝即位后，为其祖母懿德皇后和父昭怀太子平反，于乾统元年（1101年）三月，“诏有司以张孝杰家属分赐群臣”^[14]。乾统二年（1102年），“始发乙辛等墓，剖棺戮尸，诛其子孙，余党子孙减死，徙边，其家属奴婢皆分赐被害之家”^[15]。

（三）养育繁衍

赏赐给群臣的这些奴隶，大多是终身为奴的，并且奴隶的嫁娶听从主人安排，一般来说，奴隶只能嫁娶奴隶，所生的子女亦摆脱不了奴隶的身份，这样奴婢的另一来源即是奴隶这个群体自身的繁衍。

（四）父母出卖自己的儿女

当父母因天灾人祸无力抚养自己的儿女时，或出卖或典质自己的儿女。这些被卖的孩子大多被买去作了奴婢；而被典质的那些孩子，当父母无力赎回时，他们也就变成了终身奴婢。辽圣宗在开泰元年（1012年）十二月下诏，“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起来年正月，日计佣钱十文，价折佣尽，遣还其家”^[16]。说明当时社会中存在大量的奴婢是被父母典质，却无力赎回，而导致他们变成终身奴隶。

二、辽代婢女的社会地位(www.xing528.com)

（一）辽代的社会性质

某一群体或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发展是休戚相关的，研究辽代婢女的社会地位，首先得分析辽代的社会性质和发展状况。关于辽代的社会性质，蔡美彪先生认为：“阿保机的建国，在契丹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作为阶级压迫的机关，国家的建立，结束了契丹的氏族制时代，进入了历史的新时期。”^[17]到辽圣宗时，辽朝“虽然仍保留着严重的奴隶制的残余，但封建制已经逐步确立起来”^[18]。

陈述先生认为，辽建国时，“阿保机以奴隶制的优势条件，建立政权，并在联盟形式下形成初步的阶级统治的国家”^[19]。辽建国后的“国家体制，继承了过去北方游牧社会的传统，同时也吸收了中原汉族地区的封建统治制度。契丹本部和先后附辽的部属以及渤海燕云，包括猎区、牧区和农区，社会组织及生产关系，有氏族的、奴隶的和封建的差别，他们在统一的政权统治下，各自在各自的基础上发展，各异不同的步伐向封建过渡”^[20]。辽代封建制在圣宗、兴宗时期确实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还不能说明契丹草原的全部或主要部分已经完成封建化，若干部属和契丹部族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他们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经济基础。^[21]

综上所述，辽在建国后，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内奴隶制和封建制始终并存，直到辽圣宗时，国内依然保留着严重的奴隶制残余，但封建制已经逐步确立起来。

（二）圣宗朝前后婢女的社会地位

在奴隶社会，奴隶是不能称之为人的群体，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主要阶级，他们可以被任意买卖、杀戮。辽建国之初，国内奴隶制和封建制并存，而且奴隶制在相当长时期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辽太祖的长子耶律倍“好饮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仆小过，或抉目，或刀刲，火灼”^[22]，说明辽在建国之初，婢女的人身自由和生命是没有法律保障的。

在封建社会，奴婢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奴婢已不能被任意杀害。到辽圣宗时，辽朝虽然仍保留着严重的奴隶制的残余，但封建制已经逐步确立起来。因此辽圣宗时期是辽代奴婢社会地位的转型期。

统和四年（986年）四月，辽军“围固安城，统军使颇德先登，城遂破，大纵俘获。居民先被俘者，命以官物赎之”^[23]。辽政府用官物赎还俘虏为民，改变过去俘虏为奴婢的现象，预示着辽代奴婢地位的提高。统和七年（989年）二月，“诏南征所俘有亲属分隶诸帐者，给官钱赎之，使相从”^[24]。统和十三年（995年）四月，“诏诸道民户（穆宗）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25]。辽圣宗时期，政府用官物赎奴为民，强令释放被胁从的部曲，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奴婢的发展，也有利于保护自由民沦为奴婢。

辽圣宗不仅限制奴婢的发展，而且在法律上对奴婢进行保护，对杀害奴婢的行为给予严惩。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26]。说明辽在法律上将婢女的审判权和处决权收归国家司法部门，其主人不能再随意地处置奴婢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奴婢的生命。开泰六年（1017年），辽圣宗“以公主赛哥杀无罪婢，驸马萧图玉不能齐家，降公主为县主，削图玉同平章事”^[27]。即使是公主，擅杀奴婢也要受到处罚。可见，辽政府对奴婢的生命确实给予了保护。

辽兴宗时期，奴婢的人身安全进一步得到保障。重熙元年（1032年），兴宗诏令：“奴婢犯逃，若盗其主物，主无得擅黥其面，刺臂及颈者听。”^[28]此时，不仅奴婢犯死罪，主人无权擅杀，而且奴婢犯了偷盗之罪，主人也不能擅自处罚。永兴宫使、右祇候郎君班祥稳“（耶律）褭履将娶秦晋长公主孙，其母与公主婢有隙，谓褭履曰：‘能去婢，乃许尔婚。’褭履以计杀之，婚成。事觉，有司以大辟论”。虽然后来以善画写献给辽圣宗免于死罪，但也受到了长流边戍的惩罚。^[29]作为贵族阶级的成员，杀死一个奴婢，就要被判处死刑，虽不能说当时奴婢的生命已经与贵族阶级处于平等地位，但可以看出，奴婢已经不像辽代前期那样，可以被主人随意处置，人身安全有了一定法律保障。

奴婢常常被视作私产，和畜产一样可以任意买卖，秦时“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30]。辽代的奴婢也不例外。由于辽代是以契丹贵族联合汉、奚等民族中的上层分子为统治阶级建立的王朝，所以辽代的奴婢也有民族的区别。辽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年）下令：“禁契丹以奴婢鬻与汉人。”^[31]正是说明了在兴宗之前，辽代的奴婢可以随意在汉族和契丹族之间买卖，而兴宗以后，政府在法律上不允许契丹族将奴婢再卖给汉族人。

所以，在辽圣宗时期，随着保护婢女人身权的法律颁布，婢女的社会地位比辽前期有较大的提高。然而，辽圣宗虽然采取措施限制奴婢的发展，但是奴婢依旧可以被随意买卖，所以，辽代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奴婢低下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