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古籍整理的意义的介绍

回族古籍整理兼及郑和二三事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吴建伟

一、回族古籍整理的意义

古籍整理是伴随书籍而出现的文化活动，是书籍阅读与利用并使知识不断延伸与再造的内部要求。已知最早的古籍整理要算孔子对“六艺”的删定削编。此后，西汉刘向父子的秘阁校书，隋朝的抛绸救书等等也都是著名的古籍整理活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整理成果要算《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再如《昭明文选》、《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全唐文》等，真是不胜枚举。近几年，我国古籍整理借助先进的复制手段和发达的印刷术，范围愈益广泛，出书的数量和种类愈益增加，《续修四库全书》、《丛书集成续编》的整理、编辑出版就突出反映了今天古籍整理工作的辉煌局面，另如《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明词》、《全清词》也都已编辑出版了。和宁夏有关的古籍整理则有《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之后又在计划出版《法藏黑水城文献》及《中国馆藏西夏文献》。值得一提的还有《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一书。

基于同样的理由，自从有回族的书籍以后（这大约在五代、两宋时期），回族古籍的整理工作就从未间断。远的不说，仅近几年，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兹分类加以略述并以此可以归纳出回族古籍整理应遵循的主要途径:

1.丛书和善本的整理影印。有《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古籍资料汇编》（第1辑）15种、《马氏（复初）遗书五种》、《马氏族谱》、《朔方道志》3种、《瀛涯胜览》、《星槎胜览》2种，另有《赛典赤家谱》、《饮膳正要》、《马骀画宝》、《红楼梦图咏》、《回回馆译语》等书。

2.点校出版。有《清真指南》、《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天方大化历史》、《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朝觐途记》，另有《回回药方考释》、《海瑞集》、《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初潭集》、《丁鹤年诗辑注》等。

3.注释并今译。有《清真释疑》，《天方典礼译注》、《唐才子传全译》等。

4.汇编结集。有《中国回回历法辑丛》、《中国回族金石录》、《杜文秀帅府秘录》，《中国清真寺楹联》等。

5.选编加注。有《萨都剌诗选》、《回回古诗三百首》、《回回词曲三百首》、《回回古文观止》，《枳香山房诗草选注》等。

6.辑佚。有《哈锐集》、《海药本草》及《沙沟诗钞》等。

7.编目索引。有《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等。

另外，白寿彝、杨怀中编《回族人物志》的附卷《遗文》、《碑传题跋酬赠》，用古籍整理途径观照，应属汇编辑集和辑佚类，为我们保存了一大批回族文化历史资料。其《回族人物志·附卷之六·回回人著述传知见目录)则应属编目索引类。

回族古籍整理还有其现实意义，即主要为讲究学术规范，并为忠于原著服务。在写论文引用古籍原文时，在注明或注解出处时，要做到准确，就得有质量较好的原本，还要便于查找和检索，不然就易于出差错，例如: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5章写到:“海瑞替母亲做寿，大开宴席，竟然买了两斤猪肉。”

然后，该书作者用注释指出，这件事是《明史·海瑞传》所载，又见《海瑞集》586页，《国朝献征录》卷64第38页。海瑞是回族，为母亲做寿买猪肉，这件事就非同寻常了。有青年学者竟据此断定，海瑞肯定不是回族。实际上，《明史·海瑞传》的原文是买了二斤肉，并没有说是猪肉:“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海瑞集》等书记载同此，亦曰“有云为母生日买肉二斤”。

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大词典》中有一个词条是清代回族书画家笪重光，在说到他的著作时云:“著有《书筏》、《画筌》、《曲尽精微》等。”我在整理笪重光《江上诗集》时发现，他没有写过《曲尽精微》这样一本书，可能是大词典的编者粗心，将原文读破了。原文为:“著有《书筏》、《画筌》，曲尽书画精微。有别业在茅庄内，有松子阁、鷃笑斋、鹅池馆，皆其作书画处也。”（《光绪丹徒县志·书画传》）《乾隆句容县志·乡贤传》云:“（笪重光）工著作，精于书，真行篆隶，皆人所宝贵者，有《书筏》、《画筌》二卷，《文法》一卷，《诗文集》十卷行世。”在有关笪重光的其他传记中，也未说到他还有本名叫《曲尽精微》的书。古籍整理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曲尽精微”四字是对他书画水平的赞扬，也就是《乾隆句容县志·乡贤传》所说的“精于书（画）”，不是另一种著作名。

同样是笪重光，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史（下）》说他是“康熙进士，官至御史”。翻阅有关笪重光生平事迹的古籍，一律说他是顺治壬辰进士。壬辰为顺治二年（1652年），离康熙元年（1662年）也要相差10年。要减少不必要的差错，就得翻看原著，也就离不开古籍整理工作。

《与郑和相遇海上》一书中《最早的航海图》一章，在引《武备志》的图序时有这么一段:“当是时，臣为内监郑和，亦不辱命焉。”“监”当是“豎”字，即“内豎”。仔细阅读，该字的下位偏旁是“豆”字而非“皿”字。豎，宫中小臣也。《周礼·天官。内豎》:“内豎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内豎”是对太监低俗的称呼，在这里是郑和自称的谦辞，这样理解就完全符合古人行文规范。如是，应将句子读为:“当是时，臣为内豎，郑和亦不辱命焉。”如果按“臣为内监郑和”读，实在是不文太甚了。(www.xing528.com)

《与郑和相遇海上》“心向伊斯兰世界”一节引了清真寺碑记两段，其中一段被称是《西安大清真净寺记》碑。有文曰:“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诸国，道出陕西。”另一段被称是刘序《重修清净寺碑记》碑。有文曰:“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文中两次所指的异名碑实为一块，名称和内容应一致，第二段文字是正确的，应以此为准。刻碑时间也非万历十一年（1583年）而是嘉靖二年（1523年）。这一块碑现存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在西安，该寺尚不能省称为西安大清真寺或西安大清净寺。

评论古人古事，就需要读古人的书，纵然做不到逐字逐句从文字、音韵的角度去探求本义或识别正误，但找来原著进行查对是十分必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也是能够做到的。

二、编辑《回回古代全书》的构想

从五代开始到清末，古代回回就不断有汉文著述出现，从涵盖的内容看，有政治、经济、军事、文艺、宗教、科技等，几乎涉及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许多著作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生活现实，也先后出现了不少比肩汉族文化大师的学术巨匠和文化名人，对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整体起到了一种补充作用。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这些著作的大部分都逐渐湮没了，但至今仍存留了一大批回回人著述的汉文典籍。据我们初步统计，这一大批主要以木刻本为主的古籍在400种左右。民国以后，在这一大批古籍中，只整理出版了极少数几种，传世的绝大多数（约占95%以上）古籍目前只有少量的原刻本存世，许多古籍已成了绝版孤本，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公共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它们不是正在尘封中腐化蠹蚀，就是处在民间流散损坏当中，要是出现什么不测的天灾人祸，这些古籍中的大部分会遭遇毁灭的命运。

我们计划中的《回回古代全书》这一项目的目的，正是为彻底挽救幸存的大批回回古籍，使其免于继续流失、损坏，并搜集、编纂一套国内唯一的、最完整的、独家享有的大型回回古书资料，为深入开展回族文化研究备一份权威性的基础材料。编辑《回回古代全书》工作的重点，一是抢救濒临灭亡的书籍，汇编尽可能完整的大型全书或典籍；二是花气力进行辑佚，复原重要人物的专著或已散佚的主要著作；三是利用数字技术，使整理工作成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资源，并尽快投入市场。

据我们所知，国内有许多学者在很久以前就有类似计划，近几年呼声越来越高，甚至有些出版社还订了出版发行日程，但迄今为止，都半途而废，它们计划的书名有:《回族大典》、《回藏》、《清真全书》、《古代回族文库》、《回回古书集成》等等。我们的课题和别人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将编辑数字化，与出版暂时脱钩，这就可以利用先进的电子化处理手段夺人先机，一步跨越到该项目的前沿。

在该项目之前，我们已以此为题申报了几个零星整理项目，这几个小项目实际上是我们这次申报项目的尝试，现在我们想把蛋糕做大，即把小题目变成大题目，把小文章变成大文章，走在干这项事情的全国最前列，使这件事情显示出在全国最大、最强也最活的特色。已被批准的小项目，不管有无经费支持，我们想把它们合并到这次申请的大项目中去。

《回回古代全书》将所有收藏的书分成四大类:一是教门类，二是政治历史类（含家谱），三是艺文类，四是科技类。这个项目的技术途径是，借用、搜求所有已知的回回古籍约400种，然后复印、扫描、数码拍照、录入电脑、制成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复印装订3大部，每部约300册，并制成相应的光盘，为今后的整理出版打下基础。装订的纸本一部拟藏地方公共图书馆，一部拟藏研究部门图书馆，一部拟藏高校图书馆。这项工程已从2004年开始，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开局良好，进展比较顺利。2006年底，整理工作结束的同时，我们将用一年的时间开始编辑并计划出版《回回古代全书目录提要》，争取2007年底完成该项目的所有工作，即搜集整理工作、数字化工作、目录提要编写工作、目录提要出版工作。

三、有关郑和与古籍二三事

《武备志》卷240《占度载·度五十二·航海》有郑和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被现代人简称为《郑和航海图》。这一繁简的更改模糊了许多内涵，著作权属谁的问题就首先被提了出来。这个问题，目前有些著作猜测为在郑和参与下的集体创作。别的且不论，“集体创作”这一概念的使用上溯到古人或多数外国是不太准确的。这一概念是上世纪末在前苏联和中国特殊情况下的产物，今天的人实在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在某时某地才会出现的、有明显意识形态胎记的概念追加给古代的著作。就我所知，在中国古代还没有哪一种著作的著者或编者是“集体”。《诗经》是被有些人肯定的集体作品，但正统说法还是孔子编选的。有大量的古代文献典籍是官修的，多人共同完成，但按照传统的学术规范，还是得标明一个主编，例如《康熙字典》、《四库全书》都是钦点敕编的，但也没有取消张廷玉、纪昀的著作权。《航海图》的全称应是:郑和编《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可以简称，但是不应是《郑和航海图》，而应是郑和《航海图》。《航海图》序说:“当是时，臣为内监，郑和亦不辱命焉。其图列道里国土，详而不诬。”七下西洋的郑和是正使太监，图序中又只出现了“郑和……图列道里国土，详而不诬”的记载，那么，《航海图》的著作权属郑和应该是合理的。

茅元仪，明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字止生，号石民。知古今用兵方略及九边阨塞形势，好谈兵，口述指画，了如指掌。天启初以边才荐授副将，充督都孙承宗幕僚，出谋划策，颇得要领。崇祯元年（1628年）进呈《武备志》，升翰林待招。次年以副总兵提辖辽海觉化关岛，以兵哗下狱，逮戍漳浦而死。以茅元仪的身世而言，他应该是知道《航海图》的作者及制作时间和经过的。茅元仪在《武备志》序中欲言又止，其原因不得而知。但我们或许可以从其间的蛛丝马迹中对此事加以深入地探讨。《航海图》在明成化时就有丢失的说法，表现为朝中开放扩张系与节省守旧系的政见斗争。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云:“成化中，中旨咨访下西洋故事，刘忠宣公大夏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载必多诙诡怪谲，辽绝耳之表者。所征方物，亦必不止艹均酱、邛杖、蒲桃、涂林、大鸟蛋之奇。而《星槎胜览》记篡寂寥，莫可考验，使后世有爱奇如司马子长者，无复可记，惜哉！”有的史料记载，航海资料包括《航海图》、《航海日志》并未烧毁，而是被藏匿了起来。那么，茅元仪收在《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正式的名字是《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就应该是散佚已久的郑和航海档案之一部分了。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8更详细地记载了成化时围绕郑和航海档案展开的政治斗争:“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案，此指《航海图》），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其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可以推想，作为“敝政”的主要材料，长时间内，被多数大臣视为是危险品，是不会有人急于冒险复制流传的。到了明末，政治形势已完全不同于明初，茅元仪才有机会搜集到它，并编在《武备志》中。

另外说说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两篇碑文——《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和《天妃之神灵应记》。《通番事迹碑》最早被收在明代钱谷编撰的《吴都文粹续集·道观》中时，于篇名下方署有作者的姓名，即郑和。只是人们常说的两篇碑都在《吴都文粹续集·道观》（第28卷）的说法是错误的，其实该续集只收了上举第1篇碑文，没有收第2篇碑文。同时收了两篇碑文的是《滇文丛录》（卷77），而且均明确标出作者为郑和。两碑文之后的编者按（呈贡秦光玉）云:“（两碑）记郑和七使西洋事，较《明史》本传尤为分明，且互相对勘，亦有纪年之不同者，自述之亲切，因胜于史氏之记载也。”近些年来，人们有意地模糊这两篇碑文的作者为谁，或者避而不言，或者径认为是无名氏所作，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最后说说郑和朝觐的话题。郑和的祖父、父亲是亲身到麦加朝拜了天房卡儿白的哈只（现通译为哈吉），这已无疑问。郑和十次出海、七下西洋，他是否亲身到达麦加，是否成为哈只？史料记载不详，研究者也结论不一。

《明史·郑和传》:“和经事二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按此，说郑和到了麦加是可以的。按照《明史·郑和传》的记载，郑和应该在第一次下西洋时就到了麦加，传云:“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从福建至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编历诸番国。……五年九月，和等还。”历时两年3个月，以优良装备和强大武装，在完成王命的同时去麦加朝觐，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既然是“以次编历诸番国”的航程，郑和为何要避开麦加国呢？我以为郑和七次下西洋中，去麦加朝觐不会是仅仅一次。

邱树森《中国回族史·明代回族》对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曾亲身去麦加给予了谨慎的肯定。马欢《瀛涯胜览·天方国》一节中在说到去麦加的通使时，并没有排除郑和。

《瀛涯胜览》版本错杂，记载多有矛盾。其记天方国:“又往西行，一日，到一城，名蓦底纳。其马哈嘛圣人陵寝，正在城内。至今，墓顶豪光日夜侵云而起。墓后有一井泉，水清甜，名渗渗，下番之人，取其水，藏于船边。海倘遇飓风，即以此水洒之，风浪顿息。”在这短短一段话中出现了三个错误:其一，从麦加前往蓦底纳（麦地那）不是西行，而应是北行；其二，不是一日到达，而应是十日到达。马德新《朝觐途记》云:“迁都一千二百六十年东十二月，西正月初八，往朝默底纳，默底纳在满克之北，旱道约十二站，用驼。”其三，渗渗泉不在默底纳（麦地那），而是在满克（麦加）的卡儿白禁寺内。

在中国古代史料中，回族官员，以至于文人学士的个人宗教功课未见有进入官方记载的，因为外族人有对此漠视甚或误解的，所以讳莫如深。回族个人亦以不事张扬为上策，只默记于心，而不形诸于笔墨，非为读书任官后抛弃信仰，实为虑异族误解而招致争辩也。郑和信仰伊斯兰教是公开的，也是永乐皇帝和宣德皇帝准许的。永乐十五年，郑和于第五次下西洋前，曾去泉州回教灵山先贤墓行香，他还于永乐十三年前后大规模维修了西安大学习巷清净寺，宣德五年重建了南京三山街清真寺。他的随从有许多是回回人，他出使的国家有半数是回回国。所以，从郑和的信仰本身，从他所处的外部环境考虑，他的朝觐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如所有回回官员的宗教信仰活动一样，没有明文记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