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的29年间，曾先后七次下西洋。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到达的地域，实施的措施，产生的影响及其在人类航海史上的地位，学人论述颇多，且一致肯定了郑和开创了中西交通史上的新局面，扩大了中西海上交通、海上贸易、海上文化交流的范围，推动了华侨向海外的迁移，促进了南洋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等。本文试图通过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目的、其所到之处所采取的措施，及郑和下西洋所产生的影响的分析，来客观阐述郑和下西洋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质。以便我们以史为鉴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中寻取其有价值的部分继承发扬。
郑和下西洋时正值明朝的强大时期，此时的明朝正值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明成祖朱棣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他在朱元璋统治政策的基础上，继续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加强了经济的发展。使明朝制度之规模更加完备。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业产量和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其中尤为突出的为纺织业、造船业、制造业、制瓷业、开矿业、冶铁业。这种政治制度上的完善和经济上的财富的积累使明朝足以有实力组织大规模的舰队出洋。在此种背景下，永乐帝为了达到取得民心、提高个人威望；“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求万邦朝贡的盛景；恢复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关系以及寻找建文帝的下落等目的，派遣宦官郑和率领15世纪时世界上最先近、最完备的远洋舰队200多艘、27000多人六下西洋（第七次为明宣宗派遣）。就历史背景而言，与同时期的西方相比，当时的明王朝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此时的西方欧洲处于文艺复兴时期。在国家处于先进、强大时期，明成祖遣使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张、聚敛财富，谋求国家更大的发展，相反确定了上文所述的目的，而在这三种目的中只有一项，即恢复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关系，以求朝贡贸易的扩大是具有一定的经济牟利性的，其他两项均无实质性的可取之处，也就是说这两项目的均不应该成为强大的明朝遣使郑和率庞大的舰队远下西洋的目的。何况郑和下西洋是以耗费国家大量的财力、人力为代价的。相比而言，比郑和下西洋晚71年的迪亚士航抵非洲南端好望角、晚87年的哥伦布达美洲、晚92年的达·伽马到达印度的卡里库特等欧洲地理大发现，都是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的。为什么同是远航，中国却在国力强大时期制定出这样的目的去远下西洋？笔者认为这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中去寻找答案。因为民族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任何一个民族的行为方式都会受到本民族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制约。中华民族也不例外。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观念潜移默化的积淀为国民的普遍心理因素、规范，支配着人的思想、行为。明朝在国力强大的背景下制定此种目的进行下西洋的行为，就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悠闲散漫、不求效率的行为方式和追求“天人合一”和谐的观念。不同的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孕育不同的文化，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孕育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使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自己的特质。中华文明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这里东南濒临茫茫太平洋，西北横亘漫漫戈壁滩，西南耸立险峻的青藏高原，这种地形特征形成了一种趋于相对“隔绝的空间”，再加上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干，而这种小农经济的特点是自给自足，可以相对性的脱离于外部，保持独立性。在这种相对隔绝的空间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形成的文化，一方面使文化本身具有较强的传承性和独立性，这一特点至今仍表现的十分明显。但同时也使中国文化具有“惰性”，缺乏竞争性，有着一切以“求安”为主，不求速度、不讲效率、无时间紧迫感的文化特点。在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下，人们的行为中多了一些散漫随意性，少了一些科学合理性。另外，儒学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思想中的“和贵中庸”长久以来被纳入到道德体系和社会规范体系之中，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和遵守的原则。人们崇尚和谐，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这种传统的和谐观念在维护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性上起了关键的作用。强调天人和谐，人应遵守自然规律；强调人际关系和谐，人不能只求利益。这对于协调人与社会的利益冲突和个人道德的培养与提高都有着毋庸置疑的积极作用。但同时，这种“和贵中庸”观念使人们只求对自我的规范、约束和自制，只求自我反省和自责，为了寻求“和”而放弃正当的利益要求。因此，这种悠闲散漫、不求效率、追求和谐的文化传统长久以来逐渐的使中华民族形成一种具有传承性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在行为方式上缺乏主动进攻性，不注重经济利益，提倡“知足常乐”、“安分守己”的保守退避思想。所以，明朝统治者才会在国力强大、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背景下以巨大的经济利益为代价遣使郑和七下西洋。而其目的却没有强烈的经济获利性，更没有侵略、扩张性。
郑和下西洋规模之大、地域之广阔、次数之多，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在此过程中“耀兵异域”虽是既定的手法之一，但郑和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而严格遵守明祖训，即“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1)，每到之处所采取的都是和平友好、互访互信的怀柔手法。据记载，郑和每下西洋都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而在其七下西洋的过程中却只有三次用兵的记录。即第一次是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出兵擒拿旧港酋长陈祖义；第二次是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郑和擒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第三次，永乐十一年（1413年）十一月，郑和在苏门答腊擒拿前伪王子苏干剌。并且这三次武力都不是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和征服，也不是掠夺土地和人民，而是自卫形式的。其它所到之处，都是“赍诏敕赐其国王诰命银印给赐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2)。即首先“开诏”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宜读明皇帝的诏谕，诏谕说明大明皇帝是奉天命来管理天下、抚慰四夷的。各藩国要按明朝皇帝的旨意去做，诚心臣服者，明皇帝就会“咸赐皆赏”，赏赐物品包括印玺、金、银、玉带、仪仗、鞍马、伞、扇、袭衣、布匹、茶叶、漆器、瓷器及棉、纱、罗、绸、绢等，随后进行具有赏赐性的朝贡贸易。明朝对四夷进贡之物，除按值付款外，还照例给予丰厚礼品回报，对于各国贡品之外附带的商品，允许其免税贸易。这种手法与西方的地理大发现远航所到之处以掠夺、战争、殖民、暴力为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法截然不同。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这种政治手法强烈的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仁政”、“德治”的政治观念。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礼仪之邦，传统的民族文化使中国人在政治上追求“仁政”、“德治”，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强调“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种思想源于儒家学说中的“仁者爱人”。仁，从“人”从“仁”，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用它来调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3)意思是人不讲仁义道德，社会生活便没有了秩序，人应有爱心，应该互爱。因此，他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4)的道德伦理思想。意思是人的活动应有崇高的目标，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符合“仁”这个原则。儒家学说发展到两汉有了新的进展，即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大一统思想的理论基础。董仲舒在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德教思想，他认为天的根本特性就是德，以德为本，所以对劳动人民应以道德教育为根本，这是天的意志。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种“仁政”、“德治”思想不仅深深的根植于中国劳动人民的心中，促使他们去遵循统治阶级所制定的政策方针，成为顺民。同时对于统治阶级本身而言，这种思想推崇于整个社会就成为中国封建统治者安邦理民的政治原则，并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严格遵循，成为中华民族政治观中的一大特点并被传承下来。主张施“仁政”，以“德”化天下。要求统治者不仅要减轻对劳动者的剥削，而且要取信于民，以“德”、以“礼”服人民，反对用暴力手段惩治、征服百姓。即统治者对内强调“德治”，要爱民如子，不要苛政。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心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意思是用苛政的手法治理百姓，百姓虽不作乱，但不明是非；如果用德或礼的办法进行统治，百姓不仅知其好恶，而且能心悦诚服的守法，对外关系强调“以德来人”。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6)，这里的德就是“仁义”，不包含征服、武力、杀戮。所以历朝的统治者在制定内外政策时，他们也同样会以这样的思想作为指导。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厚的“民本主义”思想也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心中。这种源于中国传统的“农业——宗法”式社会结构的民本主义思想认为要想使农业社会稳定、持续发展，则必须要使农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如果农民生活不下去，则社会就会动荡，王朝就可能颠覆，所以统治者必须重民、爱民。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当时的明朝统治者在国力强大的情况下，以财力、军队为后盾，自然会更加趋向于追求“仁政”、“德治”。郑和作为一名政策的执行者和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分子，他毋唐置疑的会严格遵从这一政治观念并体现在他的政治行为中。
郑和下西洋加强了明王朝与亚非各国的联系，使明朝的贡使贸易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和发展。永乐年间，来华朝贡的使团规模、数量都大大超过了洪武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多达318次，每年平均有10国来朝。仅永乐二十一年（1427年）九月，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归来，就有“古里、忽鲁谟斯、锡兰、阿丹、祖法儿、剌撒、不剌哇、木骨都束、柯枝、加异勒、溜山、南渤、苏门答腊、阿鲁、满剌加等十六国，遣使二千二百人贡方物至宗”(7)。但出现这种贡使贸易繁荣局面的原因不是因为各国真正的臣服于明朝，而是因为明朝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及其之后所实行的“厚往薄来”的贡使贸易的方针使他们有利可图。在此方针的指导下，明朝对贡使们所贡物品给予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同时再给予贡使丰厚的“回赐”。并且贡使的其他商品在全国各地都免征税。例如:永乐元年（1403年）“西洋剌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尼等来朝贡方物，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上曰‘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而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亏辱大体多矣。’不听。”(8)这种以笼络为目的的赏赐和贸易，虽使来华的贡使增多，满足了明王朝统治者的虚荣心，但事实上造成了明王朝巨大的经济损失。明宝钞严重贬值，市场混乱，手工业、商业萎缩，失业人数大大增加，社会动荡因素增加。明政府以巨大的经济利益为代价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及归国后日益繁荣的贡使贸易中坚持执行“厚往薄来”的经济策略，则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的道德本位的价值观。把义与利作为一对对立统一的范畴进行论辩是始于孔子，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9)，他强调君子以义为上，“义”即道德原则，“上”是价值取向。也就是主张以义为先，后取其利。随着儒学的发展，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0)，使义与利已具有互相排斥性。后来程朱理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把义与利的对立推向了极点。这种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使人们在行为中要“仁德”，不管会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都要按原则来做，即道义的价值高于一切物质利益。最终发展的结果是塑造了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特性。它一方面使中华民族重视道德修养，具有自尊、自给的民族气节。也正是基于这一观念，才使中华民族产生了许多仁人志士，使他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中国自古被誉为礼仪之邦，也不能不归功于人们对于此种观念的执著追求。但另一方面过分的强调道德伦理，以“义”为上，使人们压抑了个性，形成一种忽视利益的合理要求的习惯，使我们缺乏经济意识、利益意识。这种“重义轻利”的道德本位的观念一旦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定势之后，它就会成为人们处理问题、制定策略的指导。所以明王朝在自己处于强势之际，在郑和下西洋的始末却持续实施“厚往薄来”的贡使贸易策略。
总之，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而每个国家的人们在其观念、行为上都会明确的体现出其国家特有的传统文化特质。郑和下西洋仅是一例。其实在今天的中国人的观念行为上仍然体现着浓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但我们应以史为鉴，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而弃其糟粕，努力使我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指导下走向强大，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
(1)《明太祖实录》卷71，第13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
(2)林振草:《郑和下西洋反思》，引自《瀛涯胜览·古里国》。(www.xing528.com)
(3)《论语》，第22页，第70页，第11页，第147页，第3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
(4)《论语》，第22页，第70页，第11页，第147页，第3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
(5)《论语》，第22页，第70页，第11页，第147页，第3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
(6)《论语》，第22页，第70页，第11页，第147页，第3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
(7)《明成祖实录》卷263，第24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
(8)《明史·食货志五》卷81，第1980页，中华书局出版，1974年。
(9)《论语》，第22页，第70页，第11页，第147页，第3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汉书·董仲舒传》卷56，第2524页，中华书局，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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