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的割据及其与汉初中央王朝的关系

第二节　南越国的割据及其与汉初中央王朝的关系

秦始皇兼并六国，开疆拓土，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结束了绵延数百年的诸侯争霸的动荡乱世，这无疑是有利于人民生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秦王朝的暴虐统治，亦给广大的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堪忍受严刑峻法之残酷压制的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反抗暴秦。公元前207年，当帝国的继承者还未能来得及从“万世帝业”的酣梦中清醒过来，历时二世的秦王朝便匆匆湮没在了波澜壮阔的反秦起义的声势之中。据守岭南的赵佗，乘中原大乱之机，绝道闭境，割据称雄。

一、岭南割据的历史条件⁽⁶⁵⁾

(1)“天下诛秦”为之提供了可乘之机。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逝，二世胡亥继位。次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聚众起义，揭开了武力抗秦的序幕，也敲响了秦王朝的丧钟。随即“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⁶⁶⁾公元前207年，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反抗声势中，苟延残喘的秦王朝灰飞烟灭，随之而来的又是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在这种中原战乱频仍，群雄逐鹿的形势下，僻处南疆一隅的岭南地区，自然也就淡出了内地纷争政权关注的视野。“其时，中原一片战乱，英雄豪杰虎争天下，谁也没有时间，没有实力去考虑岭南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编于东南一隅的岭南，完全可以因中原的无暇顾及而割据。”⁽⁶⁷⁾所以时任南海尉的任嚣“闻知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⁶⁸⁾遂有了“割据兼并之谋”。⁽⁶⁹⁾

(2)山川阻隔的地理形势为之提供了天然屏障。尽管秦王朝为了实现和巩固在岭南的统治，组织了不少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沟通五岭南北往来交流的道路建设，但拘于当时的人力条件，岭南闭塞状况的改善毕竟极其有限，根据“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⁷⁰⁾的记载可知，秦时沟通五岭南北的交通线路主要依靠的是官方修建的“新道”，所谓“桂岭九驿至象南，左右分两岐，皆适二百里而阻山，南北十余堠，攒峰叠嶂，万仞蔽天，中凿险道而度，号曰关。右岐由宾而之邕交，曰昆仑关。左岐由贵郁林而之雷琼，曰鬼门关。迁客流人，远投海表，生还者稀”。⁽⁷¹⁾为后人关于岭南交通的真实写照，由此而逆推早前的秦汉时期，其境地可想而知。同时，秦王朝在征服了岭南地区以后，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亦修筑了关防要所，以作防守之用。和平时，它们是戍边固圉的要塞，动乱时，却成了岭南闭境自守的要隘，如南海尉任嚣死后，赵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⁷²⁾横浦关，《史记·索隐》引《南康记》云:“南野县大庾岭三十里至横浦，有秦时关，其下谓为‘塞上’。”阳山关，《史记·索隐》引姚氏言:“《地理志》云揭阳有阳山县。今此县上流百余里有骑田岭，当是阳山关。”湟谿关，《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在桂阳，通四会也。”可见，秦王朝本为抚压岭南而设的险关要隘，到其末世却成了赵佗闭“关”绝境的咽喉之地。综上而言，层峦叠嶂、逶迤蜿蜒的南岭山脉、易守难攻的险关要隘，加之军政重地的番禺“负山险，阻南海”⁽⁷³⁾，背山临水的地理形势等，都为赵佗的割据提供了天然屏障。正如论史者言:“昔赵佗自称王番，公孙亦窃帝蜀汉。推其无他功能，而至于后亡者，将以地边处远，非王化之所先乎?”⁽⁷⁴⁾

(3)军政合一的特殊建制为之提供了权力保障。秦始皇统一了岭南以后，基于“粤人之俗，好相攻击”⁽⁷⁵⁾以及叛服不常的客观情况，实行了不同于内地军、政分离，郡守、郡尉各行其职的地方政制，强调军事化统治，“南海郡惟设尉以掌兵，监以察事而无守与丞”⁽⁷⁶⁾。非仅南海不设郡守，其余二郡同样类此，且均受系于南海一尉，“(秦)遂定南越，以为桂林、南海、象等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⁷⁷⁾岭南三郡不置郡守，而以南海尉兼理三郡郡守之行政职权，成为独揽军、政大权、专制一方的“东南一尉”。这样，身集两权的南海尉，既名正言顺地掌控了秦王朝派往岭南的戍边军队，又笼络了大批谪发而来的中原移民，颇得“中国人相辅”。⁽⁷⁸⁾而且，任嚣在担任南海尉一职期间，“抚绥有道”、“恩洽扬夷”，推行开明的“和辑粤众”的治理措施，使得“民夷稍稍安辑”⁽⁷⁹⁾。如此以来，任嚣不仅深得当地人心，而且确立了南海尉在岭南地区的绝对权威。继任的赵佗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绝道自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南海尉一职为其提供了权力保障。如张荣芳先生所言:“南海尉的大权独掌，固然有利于强化对岭南的统治，但也为郡尉由‘专制一方’发展为割据提供了便利条件，如赵佗的割据而王与他担任南海尉就有很大关系。”⁽⁸⁰⁾

(4)腹背受敌的周边环境为之提供了催化剂。秦王朝以沉重的代价才得以实现在岭南的平稳统治，也同样因为“天下大乱”的形势而终结。赵佗曾在给汉文帝的书信中称:“……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⁸¹⁾《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也有近乎一样的记载:“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这其中虽不乏赵佗为自己称帝之事的开脱之辞，但也的确反映了秦末汉初岭南及其周边的纷争情形:作为岭南三郡统治基石的南海郡，其西有瓯(西瓯)、骆(骆越)、裸国拥族自强，东有闽越聚众称王，西北有长沙虎踞作大。如此一种周边环境，不仅直接影响到了节制岭南诸郡的“东南一尉”——南海尉在当地的统治地位，而且也损及到了南海郡东部、西北部的边界稳定。身为统理一方的地方决策者，无论是任嚣，还是赵佗，出于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需要，也为了改变南海郡地处夹缝的生存状态，维护其东部、西北部的边界稳定，都必然考虑试图改变这种地处夹缝的生存状态，从而在客观上为岭南的割据注入了一味催化剂。

二、赵佗的割据及其在岭南的贡献

任嚣虽有割据之谋，但命悬一线的病体却最终未能让他了遂心愿。弥留之际，病榻上的南海尉任嚣向郡中唯一可以同谋共计的龙川令赵佗吩咐道:“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⁸²⁾任嚣死后，继任的赵佗秉承任嚣遗志，并积极付诸行动。“急绝道聚兵自守”，切断秦王朝所修筑的联系岭南的交通命脉，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⁸³⁾凭助手中的大权寻机假以秦法诛杀秦王朝委派在岭南的反对其“意谋不轨”的各级官吏，消除异己，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党羽。

秦亡，赵佗趁中原尚未稳定之机，开始了兴讨桂林、象郡，以求政令归一的岭南西征之战，而且“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⁸⁴⁾于公元前204年，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在统一岭南的过程中，赵佗遇到的最大劲敌来自统治骆越的安阳王。《水经》卷37《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王曰:‘能执此弩王天下，不能执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曰媚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之，以锯截弩迄，便逃归报南越王，南越王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收，安阳王下船，径出于海，越遂服诸雒将。”对此事，我国其他史籍如《广州记》、《南越志》、《舆地广记》等，以及越南史书《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都有类似的记载。尽管史书关于此事的记载，掺和着荒诞离奇的神话传说，其可信度有限，但它却客观地反映了赵佗讨伐交趾骆越和统一岭南的曲折历程。在征讨安阳王的过程中，赵佗意识到了由于秦象郡境域过大而带来的控制不力，于是在征服安阳王以后，即析象郡而置交趾、九真二郡，并令二使者典主之。⁽⁸⁵⁾平定安阳王的战争可说是赵佗统一岭南关键性的一役，此后再没有在岭南本土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吕后时，汉王朝禁止向南越出售铁器及牛马羊，赵佗借口“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于是“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并于公元前183年春发兵攻长沙国边境，夺其数县。对此，吕后于公元前181年遣将军隆虑侯周灶率兵还击，但因环境不适，“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吕后死后，屯兵岁余的西汉王朝即罢兵退守，赵佗趁机“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⁸⁶⁾《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又载:“南粤(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赵佗通过武力威胁和财物收买的两手最终完成了岭南的统一，并奠定了南越国东与闽越相接，抵今福建西部的安定、平和、漳浦;北以五岭为界，与长沙国毗邻;西至今广西百色、德保、巴马、东兰、河池、环江一带，与夜郎、句町等国境连;南达越南北部，濒临南海⁽⁸⁷⁾的基本割据格局。

在赵佗及其子孙统治南越国的九十余年间，由于积极推行有利于南越发展的各种措施，岭南的经济、文化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经济上，赵佗不仅大力推广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生产经验在岭南的应用和传播，而且积极引进铁器、牛、羊、马等生产资料，大大提高了岭南的社会生产力。文化上，赵佗极力倡导中原汉文化，自秦代开始的汉文化南传的新时期，“在南越国进入第一个高潮”⁽⁸⁸⁾。大量考古文物证明，随着中原汉文化的大量传入，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已开始广泛应用汉字。赵佗不仅是一位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也是当地土著文化的吸纳者，他在积极推行中原礼仪、伦理道德、语言文字等先进汉文化的同时，亦实行“和集百越”、“南北交欢”的民族政策，他身体力行，随俗而治，“魋结箕倨”，“弃冠带”从越俗，以“蛮夷大长”⁽⁸⁹⁾自居，吸收越人参与赵氏政权，鼓励汉、越通婚。赵佗的这些入境随俗的土著化的民族政策，不仅促进了岭南汉、越之间的和睦相处和民族融合，而且为岭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所以汉高祖刘邦赞许道:“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即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⁹⁰⁾

历代中、越不少史家，及至今天的两国学者对于赵佗在岭南的文治武功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太史公司马迁云:“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扬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⁹¹⁾13世纪越南陈朝史学家黎文休曰:“赵武帝能开拓我越而自帝其国，与汉抗衡，书称‘老夫’，为我越倡始帝王之基业，其功可谓大矣!”⁽⁹²⁾元时越南史学家黎崱在其14世纪成书的《安南志略》中说:“赵佗王南越，稍以诗礼化其民。”⁽⁹³⁾另一位越南著名史学家黎嵩对赵佗更是备极推崇:“赵武帝乘秦之乱，奄有岭表，都于番禺，与汉高祖各帝一方。有爱民之仁，有保邦之智，武功慑乎蚕丛，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教民耕种，国富兵强。至于遣使一节，词极谦逊，南北交欢，天下无事。享国百有余年，真英雄才略之主也。”⁽⁹⁴⁾当代越南学者陈重金也认为:“赵佗建立了南越国，把中国文明传播到南方，因而自此以后我国之人都濡染了这种文明。”⁽⁹⁵⁾越南史家充分肯定赵佗在统治岭南、经营岭南以及发展岭南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这是符合历史客观实际的，但他们奉赵佗为越南帝王之楷模，视南越国为古代越南王朝的肇始，则是有悖史实的。其实，身为中原人的赵佗，其建号称制的南越国只不过是游离在西汉中央王朝边缘的地方割据政权而已。当然，“赵佗的称王建国对于中国文化之传入越南以及中越血统的融和，其影响与贡献既深且巨”，⁽⁹⁶⁾他“为岭南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故言赵佗“是开发岭南的第一功臣”，⁽⁹⁷⁾可谓中肯之誉。

三、西汉初中央王朝对南越国的恩抚与制约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西汉初期中央王朝的边疆形势，多把视角集中在北部边疆的匈奴地区。有关汉匈关系以及汉初中央王朝处理匈奴政权政策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事实上，就在西汉初中央王朝集中精力对付北方匈奴南下骚扰这一关涉国家存亡的主要矛盾的同时，亦就南部边疆的南越国问题制定了卓有成效的政策，并对后来汉武帝实现岭南的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汉代边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亦有学者详细讨论了南越国与西汉王朝的关系，⁽⁹⁸⁾然因以往研究多侧重于汉、越双边敌友关系的梳理和阐述，所以较少从汉帝国边疆防务策略的视角来进行审视与考察。为此，笔者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就西汉初期中央王朝处理岭南南越政权的南部边疆政策展开探讨。这或将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和认识汉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1)汉初的内外形势及其南部边疆政策制定的必然性。公元前202年，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刘邦打败项羽，建立起继秦朝之后又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汉，史称西汉。立国之初，西汉王朝所面临的内外形势并不乐观，就边疆而言，北有匈奴“冒顿始强，破东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广兵强，为中国害”。匈奴部众时常策马南下，频频侵扰，成为直接威胁汉帝国生死存亡的主要矛盾。南有赵佗割据称雄，“南越尉佗，总目粤，自称帝。”所以，汉初“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⁹⁹⁾

当时，九原郡没入匈奴，南海三郡归赵佗，刘邦所能实际控制的旧秦诸郡较之秦朝疆域大为缩小，作为开国之君的刘邦，为成就一番千秋帝业的梦想和追求，自然不甘于这种南北交困的局面，更何况北方强族匈奴的咄咄逼势直接危及刘氏基业。公元前200年，刘邦不顾建国伊始的西汉王朝“自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民失作业而大饥馑”⁽¹⁰⁰⁾的国穷民乏的客观情况，率军迎击匈奴的南犯，结果被困平城白登山达七天七夜，最后依陈平之计才得以脱身。事后，迫于匈奴强大的攻势，只得以和亲委曲求全。“白登山之围”使汉高祖刘邦看清了汉初的真正国力，也认识到了守边备塞才是当时的第一要务，短期内尚难以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而且，就当时中原内地而言，尚有“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韩信，皆缴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¹⁰¹⁾的王国之乱。面对如此一种既须固本，又要安边的双重交迫的处境，必然在客观上要求汉初统治者妥善处理边疆问题。因为这是关系到汉王朝存亡命运的战略性的问题。所以，反映在岭南边疆的处理政策上，即:一方面，由于匈奴炽盛，北疆危急，汉廷为之所牵制，一时更无余力经营南部边疆，为了集中精力应付北部边疆匈奴的骚扰和内地诸侯王的叛乱，所以汉王朝不得不暂时维持赵佗“总目粤，自称帝”⁽¹⁰²⁾的南越划岭而治的割据现状，采取恩抚政策，以换得南部边疆的稳定;另一方面，为了最终解除南部边疆稳定的隐患，实现一统岭南的抱负，汉王朝的统治者时刻没有松懈对南越国的防范，始终不渝地坚持制约南越的策略。这样，恩抚与制约便构成为西汉初60余年间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沿袭不替的一项基本政策。

当然，南部边疆恩抚政策的推行，除上述所言形势使然外，亦与汉初数十年间推崇黄老道家清静无为的治国之术不无关系。凭借武力夺取天下的高祖刘邦，也曾想以“马上”之术治理国家，所以起初“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但陆贾却反驳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洗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¹⁰³⁾并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¹⁰⁴⁾几经陆贾谏诤，刘邦逐渐得以说服，要求其“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以者何，乃古成败之因。”于是，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三篇”，而“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¹⁰⁵⁾即从陆贾之议，“逆取”天下“而以顺守之”，也就是以文德治天下。⁽¹⁰⁶⁾到了文帝时期，更是“专务以德化民”，⁽¹⁰⁷⁾在内力行节俭敦朴，“毋烦民”，对外惟结恩义，以德报怨，“注重感化其‘心’”。⁽¹⁰⁸⁾可见，汉初实施“服岭以南，王(赵佗)自治之”⁽¹⁰⁹⁾的恩抚政策，无疑也与其这一时期推行无为而治，崇尚黄老之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2)恩抚与制约的成功推行。公元前200年匈奴一战失利之后，西汉中央王朝在北部边疆基本推行退守自保的被动型边疆政策，通过和亲以求和于匈奴。“和亲”虽未能从根本上解除汉初北部边疆匈奴的威胁，但毋庸置疑，它不仅为当时中央政府致力于国家统治秩序的恢复和重建，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也为刘邦在南部边疆战略决策的调整创造了条件。为取得汉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战略决策上的主动权，以配合关涉国家全局的北部边疆匈奴问题的解决，汉高祖在内地异姓王割据骚乱逐步平定，中原地区的动荡局势基本得到控制，北部边疆汉匈关系有所缓和，西汉王朝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渐趋好转的情况下，于公元前196年派遣陆贾出使南越国，前去招抚赵佗。

抵达南越国后，陆贾一方面向赵佗传达了汉天子对南越国固有地位的确认，“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¹¹⁰⁾表明自己此行的目的是来宣喻朝廷盛德。另一方面先声夺人，攻心为上，突出汉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强调汉越之间的君臣之分，颂扬高帝统理“中国”，“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责备赵佗:“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并极力渲染汉强而越弱的形势，突出汉王朝的武威，指出堂堂雄称“西楚霸王”的项羽尚沦为高帝手下败将，而“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若与人以亿计、地方万里、万物殷富、政由一家的大汉相比，屈强于此的你不过如汉之一郡，一旦惹怒天威，“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¹¹¹⁾面对陆贾的浩浩声势和威逼利诱，虽有“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¹¹²⁾豪言壮语的赵佗，也没有真正的胆量与汉抗衡，情急之中恭谨地蹶然起坐，向陆贾谢罪道:“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¹¹³⁾于是，接受汉王朝的封赐，称臣奉汉约，循守贡职，故史书有曰:“龙眼，自尉佗献汉高帝，始有名。”⁽¹¹⁴⁾

陆贾出使南越，成功招抚赵佗的结局，第一次成功地改变了汉初中央王朝边政处理的被动局面，不兴兵卒地和平实现了汉中央王朝对南部边疆的主动权，从而为维护和巩固当时汉帝国南部边疆的稳定提供了保障。

出于边疆稳定的一时之需，汉高祖遣使恩抚南越，为了国家统一的长远之计，刘邦又无时不在为制约南越而熟思远虑，所以并非如撰史者云:“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¹¹⁵⁾“高祖有天下，三边外畔;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休息，羁縻不备。”⁽¹¹⁶⁾对此，我们可从他派遣陆贾招抚南越的或前或后，始终没有松懈对赵佗的戒备之心，处心积虑地防范南越国的盘踞称强，便可知汉高祖制衡边疆的良苦用心。早在汉高祖刘邦一定天下，建立西汉政权的当年(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即下诏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大有功，诸侯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¹¹⁷⁾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又立南武侯织为南海王，“遥夺佗都。”⁽¹¹⁸⁾关于南海王的封地，全祖望《鲒埼亭集·经史问答》认为在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潘莳《汉南海王织考》一文也认为:“织所据此，在江西之东南以迄福建之西南，界于闽越和南越之间。”前者长沙王设立之时，岭南地区尚处于赵佗的绝境自守，以之三郡划归长沙国，其实不过是虚封罢了;后者立织为南海王之时，赵佗已被授封为南越王，称王岭南的事实得到认可，所谓“遥夺佗都”的南海王也未得以真正控制南海一郡。然而看似形式化的两件事情，其实质意义却在于刘邦可以通过故意安排并势必导致权利之争的此举，凭助长沙王、南海王与赵佗的利害，从中牵制、制衡南越政权。

吴芮受封长沙国以后，刘邦对于汉与南越的边境形势仍是耿耿于怀，其后不久，又分长沙郡南部数县置一边郡——桂阳郡。《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文帝元年赐赵佗书曰:“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有学者据此而认为:“文帝所谓南郡，当然指长沙之南边郡，省称耳。赵佗既然寇长沙，当然其南边郡受灾要比腹地尤甚，此常理也，可见吕后以前长沙就已分设南边郡，此即桂阳郡。”⁽¹¹⁹⁾汉初名臣晁错言:“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¹²⁰⁾同样，边郡之设，显然也是为了加强防御，抵挡敌军的长驱直入，以缓冲敌军的劲锋，“若长沙不设桂阳边郡，则其腹地要直接受到南越的威胁。”⁽¹²¹⁾当然，桂阳边郡的设置，并非仅仅只是防御性的军事据点，更是为以后战略进攻的边防要塞。

本于“塞岭南之口”⁽¹²²⁾而设的长沙国，给南越国造成的最大威胁，也最让赵佗坐卧不安的是汉王朝继续维持秦朝以来长沙郡与岭南犬牙相入的边界形势，秦代的这一划界方案“不但使长沙郡的桂阳县深入岭南，还使象郡的镡城县越过岭北”。⁽¹²³⁾《史记·孝文本纪》载代国(即汉文帝刘恒即位之前受封之国)中尉宋昌言:“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由此反映，汉初，刘邦在诸侯王国的分封区划上采取“犬牙相制”的策略⁽¹²⁴⁾，以使各诸侯国之间互为掣肘，从而达到有效约束王国势力，维护汉室统治的目的。南越、长沙两国的边土交错，正是这一策略的具体运用。这亦更加说明，虽然汉初由于国力所限，不能一时收复南越地，但统治者却时刻没有忘记统一岭南的图谋，朝廷名义上赐封赵佗为南越王，令其节制岭南，实际上却无时不在为防范、牵制南越而苦思冥想，所以汉初自高祖起，继续沿用秦代所确定的犬牙相入的区划方案，维持长沙国与南越国原来的边界状态，使两“国”边界并不依据南岭山脉的走向而相重合，“这种形势使赵佗时刻感到自己北部边界的不稳固，所以急想将边界调整到与南岭重合，以便能凭山为险，保持割据局面的安定。”⁽¹²⁵⁾正如越南史家吴士连云:“五岭之于我越者，是为险塞，国之门户，犹郑之虎牢，虢之下阳也。帝越者固宜设险守国，不可使之失也。”⁽¹²⁶⁾由此也就埋下了汉、越之间因相互猜忌，而最终导致矛盾激化的历史根源。

(3)武力讨伐的失败和军事布防的加强。汉高祖刘邦去世后，继位的汉惠帝对于朝廷内外事务的管理体制，基本是守成不变，君临天下的七年，汉、越之间继续维系着“南越王赵佗称臣奉贡”⁽¹²⁷⁾的貌合神离的友好关系。

但此时的南越国，如前文已述赵佗在岭南的贡献所言，经过其十数年间积极推行有利于南越发展的各种政策措施，岭南的经济、文化都获得了很大的进步，而赵氏政治集团尤其是赵佗个人的地位和势力也因此日趋巩固和壮大，可以说刘邦对赵佗的称赞，正间接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真相。正是基于南越国实力的不断发展以及赵氏势力的稳固和膨胀，所以赵佗才胆敢表面上伪装“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去帝制改王称，实际却“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¹²⁸⁾，“名为外臣，实一州之主”⁽¹²⁹⁾，而这对于汉中央王朝的统治者而言，显然已日益构成为汉帝国南部边疆的一大威胁。所以惠帝死后，接掌政权的其母吕后一改刘邦在处理与南越关系相对温和的政策，而实行“别异蛮夷，隔绝器物”⁽¹³⁰⁾的激进做法，试图通过经济抑制手段遏制南越国的发展，禁止向南越国出口铜、铁等金属生产工具，“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¹³¹⁾吕后的这一措施极大地激怒了赵佗，也给了他一直伺机北犯长沙国以“合理”的幌子，自高祖刘邦以来就因两国犬牙相入的边界形势而对长沙国虎视眈眈的赵佗乘机借口“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¹³²⁾，出兵长沙国边境，夺其数县，并私自改号南越武帝。赵佗对长沙国的宣战，也就等于是在向汉王朝挑起边衅，所以吕后七年(公元前181年)，西汉政府便派遣将军隆虑侯周灶率军前往还击赵佗。时值盛暑，来自北方的将士很不能适应南方湿热的气候环境，“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¹³³⁾。就这样，双方在边境一带相持了一年多，此时，吕后去世，西汉朝廷发生争夺最高权力的“吕氏之乱”，汉王朝无暇顾及边疆问题，于是罢兵退守。但汉廷也借此作战机会，调派了两位将军率军长期屯驻长沙国，以作防备之用。根据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驻军图》，可以看到西汉前、中期，汉军在南岭山脉的越城岭至骑田岭的汉、越边境线一带有着严密的布防。⁽¹³⁴⁾虽然并不否认自高祖时起汉中央王朝即在汉、越边境一带布兵设防的可能性，但毋庸置疑，汉中央王朝对南越国军事布防的强化，是从吕后执政时期开始的。

(4)回位恩抚，沿袭制约。吕后对南越国的用兵，不仅没有达到控制南越政权的目的，相反赵佗却趁此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¹³⁵⁾这使颇经坎坷才登上皇位的汉文帝看到了南越国非但拥有人和之气，还占有天时地利之便，急于求成的做法只能是欲速则不达。所以，尽管在他即位之初，就有将军陈武等提出:“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厄，选蠕观望。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来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但汉文帝却回答说:“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耻辱，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愿，且坚边设侯，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¹³⁶⁾否决了大臣们提出的对南越、朝鲜用兵的建议。其实，对于当时的西汉王朝而言，所面临的最大的劲敌仍然是来自北疆的匈奴，虽然汉文帝对匈奴“厚以货赂，以结和亲，犹侵暴无已。甚者，兴师十余万众，近屯京师及四边，岁发屯备虏，其为患久矣。……匈奴所杀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胜数”。⁽¹³⁷⁾正如景帝朝臣晁错云:“守边备塞，劝农立本，当世急务二事。”⁽¹³⁸⁾所谓“守边备塞”主要指的就是北部的边塞防守问题。加之文、景二朝时经“吕氏之乱”及同姓诸侯王割据离叛的平息之战，国家新定。故对于窃据岭南的赵佗，则又恢复了高祖时期的恩抚政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采取以静制动的措施，以求“以不治治之，而天下无不治也”。⁽¹³⁹⁾

公元前179年，刚刚登上九五之尊的汉文帝，当从驻守在长沙国的将军隆虑侯周灶手中获悉赵佗的求和信后，即时作出反应，“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¹⁴⁰⁾。以向赵佗发出修复旧好的信号，随之派遣陆贾再度出使南越。在让陆贾随身带去的给赵佗的诏书中，汉文帝卑辞谦语，以非常平和、虔诚的态度首先慰问赵佗治理南越的“苦心劳意”，细述没有及时给赵佗复信的原因:“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¹⁴¹⁾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真诚的歉意，且主动承担吕后的南越之策过在朝廷。这些言语都无形中拉近了汉文帝与赵佗之间的心理距离，减少了赵佗心中的狐疑。同时，又对赵佗动之以情:详细告知自己在得到赵佗的去信后，按照信中要求所做的一切，免去赵佗的后顾之忧，并馈赠“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晓之以理:指出双方交战“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希望赵佗“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权衡利弊，赵佗当然清楚与汉对抗于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好处，如今又洞知了汉天子愿意修好的诚心挚意，这无疑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事情。所以当即表示“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并下令国中:“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同时上书汉文帝，一方面尽量为自己开脱，粉饰罪行，说明自己更号为帝是由于吕后“隔异南越”⁽¹⁴²⁾，且“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反。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导致自己“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¹⁴³⁾故情不由衷而自帝其国;另一方面，以情相报，历数“衷肠”，“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¹⁴⁴⁾表达自己事汉的“赤胆忠心”，并“因使使者献白璧一双，翠羽千尾，犀角十座，紫具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¹⁴⁵⁾“献赤珊瑚，号‘火树’”。⁽¹⁴⁶⁾自此以后，直至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越通使不绝，维持了稳定的双边关系。

当然，汉文帝在极力推行招抚南越的怀柔政策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制约南越的祖训。所以当赵佗在去信中要求改变长沙国与南越国犬牙相制的边界形势时，刘恒以此乃“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¹⁴⁷⁾为辞，回绝了赵佗的要求，固守自开国以来防范南越的根本。而且，对于赵佗“请罢长沙两将军”，汉文帝也仅是“罢将军博阳侯”，撤回一军，而继续留驻相当兵力屯守汉、越边境。可见，汉文帝并非唯以恩义结和南越，同样也辅以了制约之策。

总之，汉王朝对南越国的举措，无论是出于招抚而采取的怀柔之策，还是因为戒备而推行的制约之谋，从根本上说，都是时势使然，二者均对当时西汉王朝的内外局势产生了积极影响。尽管前者维系的只是一种“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¹⁴⁸⁾的阳奉阴违的君臣关系，但它毕竟换来了汉初南部边疆的稳定，从而使汉王朝可以集中主要精力处理边疆主要矛盾的匈奴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帝国内境的稳定，为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营造了一个相对安定政治局面;而后者则为汉帝国南部边疆问题的最终解决，实现岭南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其中最具威慑力的，也是汉初几位统治者始终奉之不渝的犬牙相入的汉、越边界原则，直接关涉到后来汉武帝征服岭南的进程，如谭其骧先生言:“设想当时桂阳、豫章的南界要是以五岭为界，南越得以在五岭上设置凭借山险的防线，汉兵就决不能如此轻易取得成功。”⁽¹⁴⁹⁾

【注释】

(1)《韩非子·扬权》。

(2)《史记》卷113《南越尉佗列传》。

(3)具体可参见余天炽《秦统一百越战争始年诸说考订》，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荣芳、黄淼章著《南越国史》，第18—2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淮南子》卷18《人间训》。

(5)我国史籍著录五岭的名称，存有不同的说法，《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广州记》云:“五岭者，大庾、始安、临贺、揭阳、桂阳。”又引《舆地志》云:“一曰台岭，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骑田;三曰都庞;四曰蒙诸;五曰越岭。”《史记》卷89《陈馀列传》司马贞《索隐》也引裴渊《广州记》云:“大庾、始安、临贺、揭阳、桂阳，斯五岭。”《汉书》卷32《陈馀列传》颜师古《注》引邓德明《南康记》曰:“大庾岭一也，桂阳骑田岭二也，九真都庞岭三也，临贺蒙渚岭四也，始安越城岭五也。”《太平御览》卷55亦引《南康记》曰:“秦始皇略定杨越，谪戍五方，南守五岭。第一塞上岭，即南康大庾岭是。第二骑田岭，今桂阳郡腊岭是。第三都庞岭，今江华郡永明岭是。第四甿渚岭，今江华郡白茫岭是。第五越城岭，即零陵郡南临源岭是。”《水经》卷38《漓水注》也记载有大庾、骑田、都庞、蒙诸、越城五岭之名。此外《读史方舆纪要》、《史记》卷113《南越尉佗传》司马贞《索隐》等史籍中有关五岭的记录，亦可订正五岭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名称。法国著名汉学家鄂卢梭，我国学者黎正甫等学术前辈根据大量中文史料，并结合当今山川形势而考证，所谓五岭，按顺序依次为:第一岭大庾岭，亦称塞上，同台岭，现今仍名大庾岭，在今江西省大庾县及广东省南雄县分界处;第二岭桂阳岭，亦名骑田岭，秦时名阳山，晋时名腊岭，在今湖南省郴县(即今郴州市)与宜章县之间;第三岭都庞岭，亦作部龙，在今湖南省蓝山县境;第四岭临贺岭，又有甿渚、萌诸、萌渚、白茫等名，在今湖南省江华县南，仍袭萌渚、白茫古名;第五岭有始安、越岭、越城、临源、零陵诸名，是为五岭最西之一岭，所指之岭非一，在今广西北部兴安县之北。至于《广州记》中何以无都庞岭，而代之揭阳岭，则是由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即在征伐闽越并平定其地的同时，亦遣派这支军队沿海边通道南行，入今广东省，经潮安而达揭阳岭(古代福建直达广东的要道)，以援助进攻岭南的军队，所以就出现了《广州记》中的差异，参见鄂卢梭著，冯承钧译《秦代初平南越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第8—21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黎正甫著:《郡县时代之安南》，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印行。但岑仲勉先生却指出:“五岭云云，不过人为之集合，自随交通文化而转移，古来地名之施用，其范围广狭，地位挪移，往往易代弗同，历史常见，何独于五岭而必欲齐之?郦注之五岭，不能取销邓记之五岭，犹之邓记之五岭，不能取销裴记与《淮南子》之五岭耳。吾故曰五岭解释，应随历史之变化，作自然观也”(见岑仲勉《评〈秦代初平南越考〉》，原刊《中山大学史学专刊》1936年第一卷第三期，今引自岑仲勉论文集《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即不宜划一而定称。

(6)郭在忠:《秦始皇经略南越人地区述议》，载《民族研究》1983年第6期;周忠贤:《论秦瓯战争》，载《学术论坛》1982年第4期。

(7)《汉书》卷49《爰盎晁错传》。

(8)《晋书》卷15《地理志》。

(9)黎崱:《安南志略》卷18《安南名人诗》。

(10)《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11)《汉书》卷28下《地理志》“日南郡”条颜师古《注》。

(12)王国维:《秦郡考》，载《观堂集林》第2册卷12《史林四》，中华书局1991年版。

(13)吕士朋:《北属时期的越南——中越关系史之一》，第21页，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刊，1964年版。

(14)《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15)欧阳忞:《舆地广记》卷2《汉十三郡》，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10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

(16)《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17)(中国台湾)耿慧玲:《金石地理所反映的越南汉化势力》，载《越南史论——金石资料之历史文化比较研究》，第321页，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年版。

(18)《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19)《史记》卷113《南越尉佗列传》。

(20)［法］鄂卢梭:《秦代初平南越考》，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

(21)如唐代杜佑《通典》于“象郡”下注曰:“今招义、南潘、普宁、陵水、南昌、定川、宁越、安南、武峨、龙水、忻城、九真、福禄、文阳、日南、承化、玉山、合浦、安乐、南康、温水、汤泉等郡是。”杜佑划定的象郡范围，除日南郡外，还包括了九真、交趾、合浦三郡及郁林郡的一部分，大抵相当今越南中北部地区以及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角的一部［覃圣敏:《秦代象郡考》，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重建三十周年论文选集》(1956—1986)］;又如《方舆纪要》曰:“占城国，古越裳氏界，本秦象郡林邑县，汉为象林县，属日南郡”［(清)盛庆绂:《越南地舆图说》，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二册，南清河王氏铸版，上海著易堂印行］;《太平寰宇记》卷171《岭南道十五·爱州》:“爱州，秦象郡地，汉武帝置九真郡，后汉至宋齐皆因之，梁置爱州，隋为九真郡，唐武德五年复为爱州”;《太平寰宇记》卷171《岭南道十五·州》:“九德县，州所治，古越裳氏国，秦开百越，此为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开交趾以南，置日南郡，治于朱吾县”;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8《广南路·外州》:“安南大都督护府，古骆越之地，秦属象郡”(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10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太平寰宇记》卷170《岭南道十四·交州》:“交州，古越地，《禹贡》扬州之裔，土号为百越，在周为越裳重译之地，秦属象郡，汉交趾、日南二郡”;(清)龚柴:《越南考略》:“古交趾地，又名南交，秦属象郡，汉武帝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二册)。越南史书《大越史记全书》卷1《外纪·蜀纪》也记载:“丁亥四十四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发诸道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使校尉屠睢将楼船之士，使史禄凿渠运粮深入岭南，略取陆梁地，置桂林(注云:今广西明贵县是也)、南海(即今广东)、象郡(即安南)。”

(22)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四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

(23)详细情况可参见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74—8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4)谭其骧:《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载《文物》1975年第6期。

(25)《汉书》卷31《陈胜项籍传》也有近乎一样的记载:“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粤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粤之君頫(俯)首系颈，委命下吏。”

(26)［越］陶维英著，刘统文、子钺译:《越南古代史》(上册)，第225—226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27)［越］阮金坦、王禄:《试探Eac词素的语义来源》，越南《考古学》，第51页，1971年第9—10期。转引自程方《秦置象郡前越南红河流域社会之探讨》，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第二届年会论文集》，见《印度支那研究》增刊。

(28)黎正甫:《郡县时代之安南》，第9页，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1935年)版。

(29)《吕思勉读史札记》上册《秦营南方》(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版。

(30)《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31)《资治通鉴》卷7《秦纪二》。

(32)《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33)《史记》卷113《南越尉佗列传》之司马贞《索隐》。

(34)杜佑:《通典》卷184《州郡十四·古南越》，中华书局1984年版。

(35)(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卷1《地理门·五岭》，中华书局1999年版。

(36)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3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7)参见余天炽《秦通南越“新道”考》，载《史学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8)周去非撰，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卷1《地理门·百粤故地》，中华书局1999年版。

(39)黎正甫:《古代中国与交阯之交通》，载《东方杂志》第40卷第2期。

(40)《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41)陈玉龙:《历代中越交通道里考》，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编《东南亚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2)《〈汉书〉补注》之《地理志》牂牁郡句町下、《两粤传》引。转引自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7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3)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7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4)罗香林:《古代百越分布考》，载《少数民族史论文选集》，广西民族研究所资料组1964年8月编。

(45)黎文兰等:《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址》，河内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参见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77—7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6)［越］陶维英著，刘统文、子钺译:《越南古代史》(下册)，第203—204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47)郭振铎、张笑梅主编:《越南通史》，第13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8)［越］陶维英著，刘统文、子钺译:《越南古代史》(上册)，第325—326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49)陈修和:《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第39页，民国32年(1943年)12月，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

(50)陈玉龙:《历代中越交通道里考》，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编《东南亚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1)鄂卢梭著，冯承钧译:《秦代初平南越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第18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52)《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53)《吕思勉读史札记》上册，第6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54)［越］裴文禩:《輶轩丛笔》，越南汉喃研究院手抄本，A．801。

(55)《汉书》卷49《晁错传》。

(56)《史记》卷118《淮南王安列传》。

(57)《汉书》卷49《爰盎晁错传》。

(58)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70《岭南道十四·交州》。

(59)《史记》卷113《南越尉佗列传》。

(60)《汉书》卷1《高帝纪》。(www.xing528.com)

(61)(中国台湾)张文和:《越南华侨史话》，第3页，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版。

(62)黎正甫:《郡县时代之安南》，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印行。

(63)(中国台湾)耿慧玲:《金石地理所反映的越南汉化势力》，载《越南史论——金石资料之历史文化比较研究》，第322页，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年版。

(64)高熊征:《安南志原》，法国远东书院订刊，1931年发行。

(65)张荣芳、黄淼章二位先生所著《南越国史》，就岭南割据的政治、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作了较好的分析总结(参见该著第53—56页)，笔者在此基础上略作补充与发展。

(66)贾谊:《过秦论》。

(67)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5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8)《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69)《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前编卷1。

(70)杜佑:《通典》卷184《州郡十四·古南越》，中华书局1984年版。

(71)《粤西丛载》卷16《鬼门关、昆仑关》(《彬江集》)。

(72)《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73)《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74)《后汉书》卷13《公孙述列传》。

(75)《汉书》卷1《高帝纪》。

(7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7册《广东上》，《续修四库全书》第597册《史部·地理类》。

(77)《晋书》卷15《地理志》。

(78)《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79)《广东新语·坟语》。转引自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77—7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0)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3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1)《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82)《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83)《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84)《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85)《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索隐》引《广州记》。

(86)《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87)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8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8)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第15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89)《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90)《汉书》卷1《高帝纪》。

(91)《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92)《大越史记全书》卷1《外纪·赵纪》。

(93)黎崱:《安南志略》卷14《学校》。

(94)《大越史记全书·越鉴通考总论》。

(95)［越］陈重金著，戴可来译:《越南通史》，第24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96)吕士朋:《北属时期的越南——中越关系史之一》，第33页，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1964年版。

(97)徐恒彬:《论南越王赵佗》，载暨南大学历史系编《中国古代史论文集》第1辑，1981年。

(98)如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五章“南越国与汉王朝的关系”，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方铁:《南越国的内外关系及其政策》，载《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等等。

(99)《西汉年纪》(八)卷28《哀帝》，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730册。

(100)《汉书》卷24《食货志》。

(101)《汉书》卷34《韩彭英卢吴传》。

(102)《西汉年纪》(八)卷28《哀帝》，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730册。

(103)《史记》卷97《陆贾列传》。

(104)《新语·无为》。

(105)《史记》卷97《陆贾列传》。

(106)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第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107)《史记》卷10《孝文本纪》。

(108)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第15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109)《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110)《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111)《史记》卷97《陆贾列传》。

(112)《史记》卷97《陆贾列传》。

(113)《史记》卷97《陆贾列传》。

(114)《粤西丛载》卷20《龙眼》(《梧浔杂佩》)。

(115)《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116)《史记》卷25《律书第三》。

(117)《汉书》卷1《高帝纪》。

(118)(清)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二)卷2《部表二·交州》，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030册。

(119)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20)《资治通鉴》卷15《汉纪七》。

(121)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22)《读史方舆纪要》卷100《广东舆纪要叙》。

(123)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第121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124)这一策略在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沉重打击王国势力之后的郡国区划上，也有具体反映。《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曰:“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适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于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

(125)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第120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126)《大越史记全书》卷2《外纪·赵纪》。

(127)《汉书》卷2《惠帝纪》。

(128)《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129)《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130)《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131)《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132)《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133)《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134)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16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5)《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136)《史记》卷25《律书第三》。

(137)《西汉年纪》(八)卷28《哀帝》，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730册。

(138)《汉书》卷49《晁错传》。

(139)《安南志略》卷5《前朝书疏·熙宁十年监察御史蔡奉喜上神宗再征［交］趾书》。

(140)《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141)《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142)《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143)《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144)《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145)《大越史记全书》卷2《外纪·赵纪》。

(146)《安南志略》卷15《物产》。

(147)《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148)《史记》卷113《南越列传》。

(149)谭其骧:《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载《文物》197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