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机构与公开情报的收集：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

1928年参谋本部制定的《谍报宣传勤务指针》“第一编　谍报工作”列举了情报的收集手段，其“第72条”是“报纸、通讯、杂志、官方民间的公报类公开刊物，无论是战时平时，在谍报上都存在重要价值，文明程度越高，其用途越广”[1]。这无疑是日军对既往通过公开情报获得信息这一经验的总结和确认，因为远在明治初期，日军就充分利用这一手段广搜情报，并且获益极丰。

由于江户幕府长期推行闭关自守政策，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政府对外国知之甚少，即使对近在咫尺的中国，所掌握的情报也主要来自汉籍书本，缺乏实际了解。例如作为维新政府的核心人物和对外扩张鼓吹者，西乡隆盛连烟台位于中国何处都不知道。情报的严重不足与日本政府的急切扩张政策形成矛盾。情报的收集非一日之功，需要靠长期点滴积累。对于百废待兴的明治政府来说，要在短时间内获得足够的中国情报，人力、财力、技术都远远达不到。获取和利用中国和欧美方面的公开发行物，就成了最经济、有效的捷径。

日军中央情报机构在设立之初，就十分重视资料的收集、翻译、编辑、整理、归档。1873年，陆军省成立第六局，负责收集战史、兵书、政志，显示了对收集公开情报的重视，而相当于陆军资料总库的陆军文库就在其管辖之下。文库的工作之一为购入、收藏、整理外国兵书、政志、书籍、地图、历史资料。购买公开发行物被明确列入了中央情报机构的日常工作之中。

对于广泛收集兵要资料、地志地图的重要性，1878年的《陆军省年报》“图书测量”一章作过如下阐述：“起数百万之师临机应变，其分合进退皆如我意，不仅在于战法战略，而且须详知地理、广通政志，临机按图部署，根据路程实施计划。”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军方积极拓展收集渠道，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因为急需收集的资料十分庞大，陆军省决定缩小范围，重点收集五个地域，其一为亚洲，“尤其是支那沿海、朝鲜”等地[2]。

1878年12月参谋本部成立后，收集“图书”资料归参谋本部负责。参谋本部还专设翻译课，具体任务是“翻译欧美各国书籍中有益于兵事军务者，或者根据参谋本部长的命令，特别进行某种编述”[3]。翻译课的专设说明翻译外国资料已经成为获取情报的重要渠道。

1885年参谋本部大改组，但仍保留翻译课。1886年海军省军事部并入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成立陆军部和海军部。陆军部第二局负责的工作是研究亚洲等国的军事制度，调查邻邦地理及政志，研究在外将校报告，调查外国发行的书籍和新杂志等可供参考的出版物[4]。调查对象除了以往一直提到的“书籍”外，明确将“新杂志”等出版物列入重要的情报来源。

1889年，参谋本部根据赦令改组为第一、二局和编辑课，同时将海军部分离出去。“外国书籍的翻译”由编辑课负责。此后参谋本部的组织有过多次调整，但“翻译”工作一直存在，只是所属部门有异。(www.xing528.com)

从参谋本部的设立和变化过程可以看到，收集外国资料尤其是书籍和报刊一直被置于重要位置，而翻译部门作为独立的机构则在1978年就已经设立，反映了日军对通过翻译获取情报的异常重视。

与此相比，海军方面设立专门的翻译机构比陆军更早，也早于海军专业情报机关的设立。1872年2月，海军省成立，翌月就专设翻译局负责翻译国外资料。翻译机构的设立早于情报机关，说明通过翻译获取情报，对于刚刚建立的日本海军来说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1876年海军省改组为三课六局时，仍单独成立“翻译课”，负责翻译外国海军资料、有关条约、各种来往文书等。翻译工作在海军省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1884年2月，海军省设立掌管情报的军事部，其下属第五课设有信报室和编辑室。前者负责的工作有：收集调查与外国海军兵力及其军制相关的资料，从外国新报或其他各种书籍中查找对海军有益的资料等。后者的工作有翻译编辑有关外国海军书籍等[5]。海军中央情报机构一成立就设专门科室收集和翻译外国报刊书籍，公开情报在海军中央情报机构中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1886年，参谋本部设海军部，其下属第三局第一课的工作为“调查外国刊行的书籍、杂志等可供参考物”，仍然明确将国外公开发行物列为谍报对象。1893年海军军令部成立后一直将“翻译”作为具体工作之一，并且指定下属机构负责“翻译外国资料和报纸杂志”。

由此可见，与陆军一样，海军情报机关自成立以来也一直设有“翻译”机关，收集和翻译国外公开发行物，以此获取情报。公开情报在海军情报机关中也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