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年一月高等教育部委托复旦大学在上海召开的世界上古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中，曾谈到大纲中是否需要亚欧草原游牧部族与土著世界关系一章的问题，主张要此一章的理由有二：
（一）世界史应当是全世界的历史，由于史料的关系，我们不得不侧重土著国家的历史，但游牧世界大约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以后，最少在个别地方，已开始超越了原始社会的阶段，已开始有了初步的阶级分化，已开始有了国家的雏形。既然如此，我们在名为“世界史”的课程中，就不当把它漏掉。
（二）上古史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难以捉摸各国各区之间相互联系的问题，由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和交通工具及交通方法的简陋，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又由于史料的缺略，最少从表面上看，各国各地似乎主要地是在各自发展，不仅没有近代交往频繁、世界基本上一元化的现象，连中古时代那种比较密切的相互联系也不容易发现许多。但即或是在上古时代，世界的发展在很高的程度上仍然是脉络相通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另文论及，此处不赘，见《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版）一九五六年一期《对世界上古史改分区教学法为分段教学法的体会》。除根本原则问题外，我们又有把整个旧大陆的所有重要部分联系为一体的一个现成媒介，就是游牧部族，尤其是公元前一〇〇〇年以下开始特别活跃的游牧部族。土著国家的居民一般的是固定不动的，相互之间的征伐也往往局限于世界的一隅。只有游牧部族是自由自在地东西驰骋，同一个部族可以在先后不远的两段时期与中国和欧洲都发生直接关系，东西的交通路线也在很大程度上经过这个游牧世界。所以我们如果以游牧世界为主而观察全世界，会发现永远站在土著立场所不能见到的许多历史景象和历史关系，这对于全面掌握历史是有帮助的。因而，以此为内容的一章，应当列入上古史的教学大纲中，最好是编为最后的一章，在某些方面使它有概括全局的性质。
会中经过讨论，承认这样的一章是需要的，但由于资料缺乏，认为目前就把这一章列入，会造成实际教学中的困难，最后会中决定把与此章有关的内容定为“参考资料”，并建议在此方面曾作尝试的教研组把已经掌握的资料撰成论文，提供大家参考。南开大学在过去三年中曾就此问题作过初步的试探，会中委托南开先行撰写。我们接受了这个任务。我们的经验仍然极不成熟，没有把握的地方很多，下面勉强写出，无论在思想性方面，在整个的结构和取材方面，或在任何细节细目方面，都诚恳地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指教。
一、性质与目的
本章以游牧世界及游牧土著之间的关系为主题。前此的学习都是以土著世界为主，对于游牧部族最多是附带论及。现在我们要换一个方向，要试图站在游牧部族的立场来看土著世界以及整个世界。这个问题是有它一定的复杂性的。土著居民都在固定的国家疆界之内生活活动，一国一地的历史有它比较分明的轮廓。国界当然不是长久不变的，居民当然不是永世不移的，但土著世界的变动面和固定面之间可说是有比较容易捉摸的辩证统一性可寻的。游牧世界的历史则不然。它当然也是有规律性的，但它的规律性最少在表现的形式上是与土著世界不同的。要全面地了解游牧部族的历史，我们就必须随时东西穿插，由中国经中央亚细亚、印度、波斯而达西亚及东欧的这一个广大的原野，这是大大小小的游牧部族出没无定、相互激荡、由极东到泰西往往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整体世界。不仅各游牧部族内部的关系如此，它们与土著世界的关系也往往是如应斯响地东西呼应，往往在东西相隔万里以上的两端先后同时形成土著国家的严重威胁。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其中必有根本的原因在；只是因为游牧部族没有文字的记载，我们仅能由土著各国的内部情况解释这个问题，而无法通过掌握双方的情况而全面地了解这个问题罢了。
我们今天实际只是通过游牧土著的关系而认识游牧部族的历史，游牧部族本身的历史我们是所知甚少的。这种关系史的意义极为重要，它帮助我们体会远在上古时代世界各国各地之间的密切联系。
本章特别着重上古时代中期以下的一段历史。公元前一〇〇〇年以前的游牧土著关系，我们所知更少，可在土著国家有关的各章中附带论及，无需另辟专章。但自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起，游牧世界内部开始发生比较根本的社会变化，阶级对立和国家机器开始出现，自此不再是较小的游牧部落与土著国家发生接触或冲突，而是具备国家雏形的较大部族联盟在漫长的疆界上与土著国家对立斗争。这个局面，一张一弛，前后延续了一千年以上，到公元四五世纪间而土著世界的堤防全部被突破，由中国到西欧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游牧部族大迁徙，在这个大迁徙的过程中也就在全世界范围内结束了世界史的上古阶段。
二、游牧地带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由蒙古到乌克兰的草原地带，其中包括干燥的平原、高原和一些错综复杂的山岳丘陵，但大体上是一望无际的深草原野，就是上古时代的游牧世界；以今日的政治地理而论，其主要部分都在中国和苏联两国的国境之内，另外又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全境、阿富汗的大部和伊朗的一部。
这一个大的世界，没有固定的和清楚的名称；如有名称，一般地也是土著国家为它起的。中国自汉代起，称它为西域。西域一词有广狭的两种含义：狭义的西域是由河西走廊到葱岭以东之地，大致等于今日的新疆，广义的西域意义不定，随着中国政治势力、文化影响、对外贸易关系的时伸时缩，一切中国以西的地方都是西域。[1]
印度对游牧世界，似乎没有定名。希腊罗马称它为塞其提亚（Scythia），称其人为塞其提人（Scythae），“塞其提”可能是当地人的自称，希腊人不过是模仿当地的发音而把它希腊化而已。中国也知道这个名词，特称葱岭以西的许多部族为塞种或塞人。希腊的所谓塞其提亚也有广狭二义：狭义所指，限于喀尔帕提山（Carpates）至顿河（Tanis）之间的草原，广义的塞其提亚东延无定，正如中国的西域一词的广义范围西延无定一样。[2]
以上是地名。关于族名，中国历代所接触的游牧部族甚多，各有专名；希腊当初虽然泛称一切游牧部族为塞其提人，但到晚期，特别到罗马兴起之后，也是不同的部族各有专名。这都待下面交代。
游牧部族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主要地可说是在于它们入侵土著世界后而引起的世界历史变化。史学研究的对象，以土著地带为主，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下，土著地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历史的主要发展和文化的主要贡献均在此地带。此一地带的发展虽然也不平衡，但最前进的社会都在此出现。最早进入阶级社会的，是土著世界的一些地方，而游牧世界此后仍然长期地处于氏族社会的阶段。
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可作为土著游牧两大世界最后分化对立的时限。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埃及四大河流地区，至此都已进入以农业为主的氏族社会晚期或阶级社会初期的阶段，而同时亚欧大草原的自然景象也确切出现，个别孤岛式的地方虽然仍可保留一点农业，但基本上农业生产已成为不可能，旧有的畜牧也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就是改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游牧世界出现了。
随着游牧世界的出现而来的，就是游牧土著的对立和斗争，游牧部族是经常要侵掠土著国家的。游牧世界生活较苦，部落之间惯于互相侵掠，对于在它们看来是特别富庶的土著国家进行掠夺，那更是当然的事情了。除了经常的边境纷扰外，在上古时代游牧对土著的侵伐曾经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以下的几个世纪，第二次在公元前一五〇〇年以下的几个世纪，第三次在公元三〇〇年以下的几个世纪。前两次是否曾影响到中国，待考，但由印度到欧洲都曾引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两次部族移徙，可与由印度到欧洲各土著国家的历史合讲。第三次的移动，并且上溯到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阶级开始分化时期以下的游牧部族发展史及其与土著地带的关系史，是本章所要说明的主题。
游牧地带，就自然条件言，是自成一个世界的，南北都有屏障：往北不是难以穿过的原始森林，就是令人难以为生的苔原，往南则是延绵不断的山脉。过了南界的大山，就是富于诱惑力的土著世界。由东而西，沿着山脉有一些隘口可以通过，也是历史上游牧部族侵入土著国家的必经之路。在中国的北边，经过阴山，通过雁门，可以进入晋北；在西北，通过玉门、阳关，可以进入黄河上中游以及一部蒙古平原的地方。经过今日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的各山口，可以进入伊朗高原和印度河流域。经过高加索山，可以进入亚美尼亚高原以及更南更西的地方。最后，经过多瑙河下游的河谷，可以进入巴尔干半岛，由巴尔干又可以很容易地转入小亚细亚。在上古时代，以至到了中古时代，这都是游牧部族不只一次地向土著世界涌进的通路。
使游牧部族能够经常在边境向土著世界侵掠的，主要的是它们牵挂较少的来去自如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主动地选择比较弱的据点进行袭击，所以也就可以以少胜多，小股的人甚至可以一掠而逃，使土著国家较大但是也较集中的队伍处在措手不及的被动状态之下。除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基本情况外，马的使用更加增强了游牧部族的袭击能力。
草原世界的文化，由一个重要方面言，即由交通动力方面言，可称为“马的文化”。马为游牧世界驯服的畜种。马的使用，可能在游牧生活方式出现之前已经开始，但马的潜在力量的彻底发挥，则是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后游牧部族的贡献，土著世界的各国当初似乎都未驯马，土著国家的用马都是先后由游牧部族学来的。[3]
野马本是人类渔猎采集生活阶段的一个猎取对象，后来到了驯畜时，驯马在最初也只是为吃马肉，不久又发现马乳可食。马既已驯服之后，就又成了一个重要的劳动力，可以驮物载重。有车后，马又挽车。但在上古时代，马仍是特别贵重的畜类，土著地带一般的车辆，用牛或用驴拉的较多，只有在中国用马拉车是比较普遍的。至于在游牧世界，用马挽车是当然的事。游牧部族居住营幕，移动时一般是把整个的营幕驾在车上，成为“行屋”。
游牧部族又用马拉一种轻便的车辆，上阵打仗，就是中国所谓“戎车”。这似乎是大草原西部各族于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发明的，此时它们开始入侵西亚各土著国家，战车一时成了他们所向无敌的一种武器，许多大大小小的土著国家都被征服。中国同时或稍晚也有了战车，似乎是自制的，并非学自游牧部族。中国在上古时代大概是独自发明战车的唯一土著国家。[4]
最后，游牧部族开始骑马，并且骑在马上作战，就是中国所谓“骑射”。这也是西方游牧部族、特别是塞人的一种发明。骑射大约是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出现的一种新的作战技术。在此以前，一般地无人骑马，骑驴的也不多见。至于牛，由于躯体构造的关系，根本难以乘骑。到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塞人初次解决了乘骑的一切技术问题，除作战外，马从此成了游牧世界有革命性的一个交通工具。在近代科学交通工具发明以前，马是人类最快的交通工具。善骑的人骑着良马飞跑，在短距离内是可以与火车竞赛的。生产力低下、地广人稀的游牧世界，生活中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交通问题，人们经常地相互隔绝；虽然可以相互侵扰，但若要大规模地组织联系，那就极为困难了。交通问题的解决，是在广阔范围内组织联系的一个先决问题。自从骑马之后，游牧的人们可以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自由驰骋。至此，游牧部族才有可能建立具备国家雏形的较大部落联盟，最少在西方塞人的地方此时开始见到阶级的分化和早期国家的建立。游牧世界建立国家，是比土著世界最先进的地方要晚两千年以上的。
已是土著世界经常威胁的游牧部族，至此成了土著各国防不胜防的大患。现在他们骑在马上，来去如飞，土著军队的被动地位更为加深了。
以下我们先讲西方的游牧部族，就是与希腊人接触较多的塞人或塞其提人。
三、塞人与希腊
塞人的语言属于何一体系，不详；他们内部的语言是否统一，甚至是否属于一系，也待考。我们只知道由中央亚细亚到黑海北岸，称为塞人的部族甚多，各部相继得势。与希腊人最早接触的一种称为其美里人（Cimmerii），至公元前七世纪又称为塞其提人，到公元前三世纪开始盛强的部族又称为萨马提人（Sarmatae）。三种人都泛称塞其提人或塞人。[5]
由希腊人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塞人生活的轮廓。他们的物质生活主要靠牲畜，马牛羊是他们主要的财富。由于树木缺乏，畜粪就是他们的燃料。衣服为皮制或呢制，营帐也是如此，原料都来自牲畜。
他们的军事生活也以牲畜、特别以马为主要物质条件。他们吃马肉，饮马乳，但马的关键地位是它的军事工具资格：先拉战车，后备乘骑。塞人作战的武器，以弓箭为主：车战阶段已是如此，骑战阶段更是如此，飞马急驰时而准确发箭，成了塞人以及其他游牧部族的一种特殊技能。另外，他们有短刀、长矛、斧钺，供作交战之用。
塞人的服装与他们的军事生活密切相关，特别是到有了骑射之后，服装的制造原理完全是为了适应马上作战的要求。绔、长靴、马褂、尖帽或风帽构成塞人的全套戎装。头饰或是高而尖的小帽，或是紧护头部而披于背后的风帽，两者都不兜风，没有阻力，利于马上奔驰。马褂护卫上身，保持温暖，同时又不阻挠两腿的动作。长靴为两脚及胫部御寒，同时又挡住了内胫与马腹的摩擦。绔为骑射战术所必需；一般的骑马可无需有绔，经常骑在马上急驰的生活则要求穿绔。
人类服装的历史，看似复杂，原理实际甚为简单。较宽的一条腰带，是有了编织技术之后遍世各地的普遍服装及基本服装，冬季在寒冷的地区或者再披上一件兽皮。这种最原始的衣服，进一步发展，或者成为整体的长袍，或者成为上下两分的衫裙，就是中国古代所谓“上衣下裳”。服装不分男女，基本上是一致的。在热带和温带，服装长期停留在这个阶段上。在较寒之区，就亚欧大陆而言就是温带的北部及接近或进入寒带的地方，两腿后来加上胫衣，左右各一。胫衣，中国原称为绔，就是后日所谓套裤。再后，套裤加腰，连为一体，成为开裆裤。较北的土著地带，下衣的发展到此为止，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亚欧草原游牧部族的事了。大约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塞人在骑射的同时又制成了合裆裤，就是中国古代所谓裈或穷裤。这当初虽是一种军事性质的发明，塞人当然很快就发现穷裤的高度御寒功用。穷裤和骑射不久就传遍了整个的游牧世界。[6]
以上是塞人物质生活各方面的情况。在政治方面，我们只知道与希腊人接触的塞人的政治中心在后日俄罗斯南部的地方，即黑海北岸的乌克兰一带。公元前八世纪他们已开始与希腊通商。他们是纯游牧部族，但同时他们又征服了当地一些经营农业的土著部族，并向他们征贡。塞人活动的范围向西达到匈牙利高原，向南虎视希腊，马其顿人经常在边境上与他们斗争，特拉其（Thrace）东部是双方主要的争夺对象。
在社会性质上，塞人已进入氏族社会末期，阶级分化已经开始，部落联盟的管理机构已开始转化为国家机器，对于土著部族的征服和征贡更加强了这种发展的趋势。但与土著国家的希腊各城邦比较起来，他们仍是落后的，所以与希腊的商业关系是一种不对等的贸易。他们由希腊输入纺织品和其他奢侈品；他们自己只有皮料和呢料，所以贵族特别欢迎希腊的纺织成品。作为向希腊交换的，以麦为主，这都是被征服的土著部族所纳的贡粮。他们自己所养的牛马，也输往希腊。塞人世界经常见到希腊商人的足迹，远达里海以东也有发现。
较东的塞人，我们知道得很少。有一批塞人曾穿过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东北部，在公元前三〇〇年左右建立了滂陀国（Pontus）。他们改游牧为土著，但主要地不是从事农耕，而是从事畜牧，以养马为生。
在里海以南也有一些塞人，与波斯人接触，成为波斯的一个边疆问题。在波斯历史和印度历史上，塞人称为塞卡（Saca），与希腊文的塞其提是同一个名词。
再东的一批塞人，部族的名称为大夏（Daha），于公元前三世纪中期占领了中央亚细亚药杀水（Jaxartes）及乌浒水（Oxus）流域的地方，建立国家，就是中国史籍中的大夏国。此地原为最东的希腊化地区。公元前二世纪是大夏的最盛时期。但到该世纪的后期，原处在当时中国西北的边外、被匈奴驱逐而辗转西迁的大月氏人最后到了这个地方，征服了大夏。这就是不久之后张骞所到的大夏。这个大月氏的大夏后来发展到印度河流域，公元一世纪中期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的贵霜王朝。
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南俄为中心的塞人国家内部发生了政变，同种的萨马提人攻败了塞人，建立了新的政权。失败的塞人，一部南逃到克里米亚半岛。此后数百年此区的历史不明，经过日耳曼人一度占领后，到上古末期和中古初期它成了斯拉夫世界的一部，塞人和萨马提人都成了斯拉夫人，特别是东斯拉夫人的组成部分。
四、中国上古史上的游牧部族
在上古时代与中国接触最多的游牧部族就是匈奴。正如塞人的种族和语言体系问题，今日仍难解决，匈奴人的种族和语系我们也仍不能判明。在生活方式上，他们基本与塞人一致，只在有些方面较塞人发展得稍为迟缓。
自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匈奴就在北方和西北方与中国接壤，由殷商到两晋，前后一千五百年以上，双方的斗争始终未断。殷代称匈奴为鬼，称其地为鬼方，殷高宗武丁（公元前一二五〇年左右）曾与鬼方大战三年。周当初在西北，称匈奴为昆夷、混夷、串夷、犬夷、畎夷，有时也用殷名称为鬼方或鬼戎；殷周之际，周人在西北也经常地与匈奴作战。周太王（公元前一一二五年左右）大概一时曾为匈奴所败，王季继续作战，到文王时周人才开始占上风。[7]
西周时代（公元前一〇二七—前七七一年）中国称匈奴为猃狁、犬戎、西戎。穆王曾败匈奴（公元前九〇〇年左右）。厉王时（公元前八五〇年左右）匈奴入侵，一部诸侯及卿大夫乘机把王驱逐。宣王（公元前八二七—前七八二年）曾与匈奴发生过剧战。幽王时（公元前七八一—前七七一年）匈奴卷入了中国内部的斗争，最后与一部诸侯战败并杀死了幽王，结束了西周时代。[8]
以上的这些名词，如鬼、昆、混、犬、畎、串、猃狁，实际都是同一名词的音转，只是汉字的写法不同而已。西戎的西字，当然是就方位而言，不牵涉到音转问题。这些同一名词的各种音转，就是战国以下的匈奴。
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七一—前四七三年），在中国匈奴的关系上，秦晋成了首当其冲的国家。秦仍用旧名，称匈奴为戎或西戎，秦文公败匈奴，收复了西周末年被匈奴侵占的岐西之地（公元前七五三年）。秦穆公（公元前六五九—前六二一年）降服了西北的许多匈奴部落，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秦穆公“霸西戎”。[9]
晋国在习惯上开始采用匈奴各部族的专名而分别称呼，如鲜虞、狄、无终等等。春秋时代三百年间，晋国屡屡与遍布在今山西省北部的匈奴作战，其中一次战役的经过，特别帮助我们了解殷商到春秋八个世纪间中国匈奴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此处可具体交代一下。公元前五四一年，晋与匈奴在大卤（今山西中部，包括太原在内）作战，战场狭隘，匈奴只有步兵，而晋军以戎车为主，在狭隘的战场上施展不开，晋军的主帅于是临时变通，叫所有的人都下车，编为步兵，结果大败匈奴。[10]
在战国以前，无论是在当时中国的边外或畿内与匈奴作战，中国的记载中没有一次提到匈奴以戎车或乘骑作战，而由春秋晚期的大卤之战中，我们知道匈奴只有步兵。这是匈奴与草原西部游牧部族大不同的一点，西部的人在一千多年以前已经车战，并且把车战法传入西方的土著国家。而在东方，至迟到殷周之际，中国已有车战法，而与中国接触的游牧部族反倒长期仍只步下作战。此中的原因仍待研究，但它的影响却是极端重要的。由殷到战国初期，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中国基本上处在铜器时代，生产力不高，对于适于农耕的边远地区无力开发，所以雁门以南，玉门和阳关以东的大块土地并未成为中原国家的田园，而是匈奴部族的牧地。只能作为牧地的干旱之区不能改成田园，田园之区却是可以作为牧地的。此时匈奴深入田园之区的内地，中国可说是处在劣势的。但反过来讲，中国善于车战，在一般的战场上中国的军队总是处于优势的。所以匈奴尽管深入田园之地，却不能形成生死攸关的威胁，大部的时期主动仍然操在中国手里。假定匈奴也有车战法，特别假定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后匈奴也开始骑射，历史的局面就会大有不同了。下面讲到战国时代，我们更可明了此理。
进入战国，中国开始用匈奴或胡的名称，两词也只是不同的音转。匈奴问题的严重化，是进入战国以后的事。匈奴没有经过一个车战的阶段，在春秋战国之交，或战国初期，匈奴开始骑射。关于此事的年份和经过，我们完全不知道，一定是公元前五〇〇到前四〇〇年之间的事，大概是由西方游牧部族学来的，匈奴骑射，中国的边疆从此就多事了。中国现在不仅在地势上处于劣势，在军事技术上也处于劣势了。过去匈奴徒步，行动迟缓，尚可防御。现在胡骑倏来倏往，行动如飞，边防几乎可说已成了不可能的事。唯一的出路，就是中国在军事上也匈奴化。
中国胡服骑射，何时开始，何地开始，已难稽考，所谓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中必有误会。赵王改制，据传为公元前三〇七年事，但《战国策》前此已屡次提到各国的骑兵。中国的胡服骑射，当在公元前四〇〇年左右，最初必是北方近胡的国家倡导的，后来遍各国。骑射必须胡服，胡服就是匈奴学自西方部族一整套马上作战的装束。[11]
所谓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大概是公元前三〇七年赵国大规模扩充骑兵的误传。此后不久，赵就以强大的骑兵进攻匈奴，占有了今日晋北及一部更北的土地。[12]
但中国终究是土著国家，虽有骑兵，在漫长的疆界上对于胡骑仍有穷于应付之感。平坦之地不必说，即或是山地，也仍有路可通，胡骑仍可入袭。北边的秦赵燕三国于是又采取了第二种措施，就是修筑长城。步步驻军为不可能，只有步步设防，长城就是延绵不断的防御工事，在一定的距离间设立防哨。马不能逾墙而过，胡骑近墙时，哨兵总可见到，有足够的时间调集相当的兵力抵御或反攻。
胡服骑射对中国内部的战术也发生了反作用，列国间的战争也成了闪电式的，不再像过去那种比较慢条斯理的战争。国与国的交界处也必须设防。春秋时代，列国间的疆界上，除少数重要据点外，根本空虚，国境线也不十分清楚。现在不同了，内地各国的国境线上也都筑起了长城。[13]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并六国，中国初次出现了真正大一统的局面。秦始皇计划彻底解决边疆的问题，公元前二一五年命蒙恬伐匈奴，占取河套，就是当时所谓河南之地。次年，增筑长城，就是把过去秦赵燕三国防胡的长城连而为一，并相应地增修，把河套也圈入长城之内。这就是所谓万里长城。同时，秦始皇又销毁了战国时代内地各国间的长城。
秦代中国对匈奴尚能采取主动，但秦末和楚汉之际情况大变，中国的大一统之局出现后不久，匈奴也初次实现了内部的统一。匈奴的单于冒顿（约公元前二〇九—前一七四年在位）西并大月氏，占西域，压迫月氏人西迁；东灭东胡；北吞漠北；南向夺回河南之地，由辽东到河西建立了与中国并行的一个游牧大帝国。公元前二〇〇年，方才又把中国统一的汉高帝攻匈奴，失败，在平城（今大同）被困七日。此后六七十年间，中国无力解决边疆问题，虽经常与匈奴和亲，边境之上始终得不到安宁。
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中国才有反攻的能力，十年之间（公元前一二九—前一一九年）屡败匈奴，又占取了河套（公元前一二七年），夺匈奴右地，即原大月氏之地，并进而经略西域（公元前一二一年），最后又断匈奴左臂，即原东胡之地（公元前一一九年）。至此中国方有在安靖的环境下发展生产的可能。[14]
匈奴的问题至此可算解决，公元前五十三年单于正式降汉。王莽时（公元九至二十三年）匈奴又与中国对立。但不久匈奴内乱，分为南北，公元五十年南匈奴又降汉，自此就经常驻防在今日晋北及呼和浩特一带。此后中国又经略西域，并会同南匈奴合攻北匈奴，公元八十九至九十一年间北匈奴彻底失败，逐渐西迁，从此就不再见于中国的史乘了。[15]
此后二百多年间，经过汉末、三国、魏和晋初，南匈奴大致驻防原地，大概是度一种半游牧半土著的生活。三世纪末，中国由于阶级矛盾尖锐化，全国动荡，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八王之乱。公元三〇四年南匈奴乘机南下，引起了中国历史上所谓五胡乱华。[16]
北匈奴西移经过的详情，无考。他们部族复杂，分合无定，沿路时常作或长或短的停留。有些部族到达中央亚细亚后，长期未再移动，后来与印度和波斯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继续西进的一支，四世纪晚期，即中国方面南匈奴南下中原之后的七十年，到了黑海北岸和西北岸，就是当初塞人以及萨马提人政治中心所在的地方。此时此地已为哥特族（Gothi）的日耳曼人所占。三七五年匈奴战败并吞了偏东的东哥特，进而威胁隔多瑙河与罗马帝国为邻的西哥特。
西哥特及罗马帝国都对匈奴深怀恐惧，经过磋商，三七六年罗马容许西哥特人渡河，入居帝国境内，说是双方合同抵御匈奴。但罗马官吏贪污腐败，对西哥特人欺压奴役，结果到三七八年引起西哥特人的起兵反抗，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哈吉安诺堡（Hadrianopolis）大败帝国的军队，皇帝也阵亡，帝国的弱点整个地暴露。此时沿着多瑙河和莱茵河的帝国国境线上，满是不同部族的日耳曼人，他们看到有隙可乘，于是蜂拥而入，引起了与五胡乱华相似的日耳曼人大闹罗马。
五、科尔提人、日耳曼人、匈奴人与罗马帝国
科尔提人（Celtae）大概属于公元前一五〇〇年以下向外迁徙的游牧部族的一种，他们进入欧洲，逐渐西移，到公元前九〇〇年左右已到了高卢（Gallia），即今日法兰西、瑞士、比利时三国的国境。他们向南越过高山，一方面进入意大利，占有了半岛的北部，一方面进入西班牙，蔓延到西境各地。公元前五世纪，又逾海入占不列颠南部，并由此发展到北部的苏格兰山地和又隔海水的爱尔兰。在罗马强大以前，科尔提人已成为西欧大部土地的主人，进入意大利北部的科尔提人并曾长期与罗马斗争，但到公元前三世纪初期他们已基本上被罗马人打败了。公元前一世纪中期，高卢和西班牙都并入罗马的疆土，公元一世纪罗马又征服了不列颠的大部，至此科尔提人的世界只剩下苏格兰和爱尔兰了。[17]
移入西欧之后，科尔提人已成为农业土著的部族，但生产和文化仍然比较落后，没有能够超越国家雏形的部落联盟阶段，所以当他们为罗马所并后，很快地就接受了罗马的生活方式；那也就是说，在文化上，在语言上他们不再是科尔提人，而已成了与罗马人同化的拉丁人了。
紧随科尔提人之后而向欧洲移动的就是日耳曼人（Germani），到公元前一〇〇〇年稍前，他们已到了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南部及易北（Albis）、奥得（Viadus）两河之间，易北河以西此时仍为科尔提人聚居之地。此后一千多年之间，日耳曼人不断向外发展，最后形成西、东、北三支。西支就是自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开始渡过易北河与科尔提人争土的一支，此支特称为条顿人（Teutones）。他们的势力后来达到莱茵河，到公元前一百年已占领了后日德意志的南部，并已开始与罗马人争夺高卢。西日耳曼人当初为畜牧及农业兼营的部族，但进入公元一世纪，也就是罗马帝国成立后，他们已完全为农业部族，政治组织仍为部落联盟的形式。
东日耳曼人于公元前六〇〇—前三〇〇年间越过波罗的海，沿着维斯瓦河逆流而上，发展到喀尔帕提山地一带，成了后日的伯根第人（Burgundi）、哥特人（Gothi）、汪达里人（Vandali）、朗巴第人（Longobardi）和一些其他名称的部落联盟，其中的哥特人在公元二一四年前不久移植到黑海北岸和西北岸，取代了当地萨马提人的地位。这就是一百六十年后首当其冲地为匈奴所败的那一种日耳曼人。东日耳曼人的社会情况大致与西日耳曼人相同。
最后，北日耳曼人未向大陆移动，他们除仍居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南部、即后日丹麦地方的以外，又向北填满了整个半岛及冰岛，形成了历史上的丹麦人、瑞典人、挪威人、冰岛人。这一支日耳曼人特别落后，到中古初期之末才开始建立国家。[18]
罗马帝国成立后，创业皇帝奥古斯督（Augustus）计划征服日耳曼人，正如在帝国成立的前夕曾经征服了科尔提人一样。但他这个计划失败了，公元九年在今日德国西北角的地方日耳曼人给予入侵的罗马大军一个歼灭性的打击，自此罗马就放弃了并吞日耳曼世界的计划，在与日耳曼人交界的地方，甚至后来在不列颠岛与科尔提人交界的地方，也如中国北疆一样地修建起长城（Limes）。而与中国大不相同的一点，就是中国后来有能力越过长城，使边防更为稳定，而罗马基本上未能踏过长城线，始终处在防守和挨打的境地。恰巧再经过在东方失败而移到西方的匈奴一冲，罗马帝国的边防一时就整个土崩瓦解了。
公元三七八年，西哥特人战败罗马皇帝亲自率领的军队之后，由于人民起义，由于日耳曼人侵扰，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罗马帝国又混乱了十几年，至三九四年才由皇帝提沃窦舍一世（TheodosiusⅠ）把帝国再度统一。次年他自己就死掉，临死前指派两个儿子在东西两部分别即位为皇帝。此次的分立，事实证明为最后一次和永久性的分裂，帝国东部自此较为稳定地建立起封建局面，帝国西部则不久全为日耳曼人所占，通过了几百年的氏族社会转入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封建社会才开始成立。(www.xing528.com)
第一种在帝国内部建国的日耳曼人就是西哥特人。他们三七八年在东方败杀罗马皇帝后不久，就转向西方，最后于四一〇年八月在亚拉利克（Alaricus）的领导下攻陷了罗马城。罗马城的攻陷，除了日耳曼对罗马斗争的一面外，尚有奴隶起义的一面：城不是直接攻破的，而是由于城内的奴隶打开城门而被冲入的。在罗马城抢劫一阵并在意大利继续游掠后，四一二年西哥特人进入高卢，并越山与早几年到达的汪达里人争夺西班牙（四一五—四一九年）。最后他们在西班牙和高卢的西南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四一九年罗马皇帝正式承认它为帝国国境之内的一个附属国家。这是第一个如此合法化的日耳曼王国。
汪达里人于四〇〇年后渡过莱茵河，侵入高卢，转西班牙。不久又被西哥特人所逐，逾海而入北非，立国（四二九—四三一年），到四三五年也得到罗马皇帝的正式承认。四三九年，他们攻取了迦太基，定为都城。他们以北非的港口为基地，在西地中海从事海盗的生活，四五五年越海攻劫罗马城。他们此次对罗马城的搜劫，特别对建筑文物的破坏，远较四十五年前的西哥特人为粗暴彻底，帝国的古都从此就开始呈显中古初期的残破景象了。[19]
伯根第人也于四〇〇年后侵入高卢，在东南部的罗丹诺河（Rhodanus），即今隆河流域立国。
东哥特人，最后在帝国境内立国的一种东日耳曼人，所占领的是意大利半岛。进入四世纪后，罗马城实际已不再是帝国的首都：凡只有一个皇帝时，他总是在东方；如有两个皇帝，西帝开始坐镇米丢兰侬（Mediolanum），即今日的米兰，这个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城镇是较罗马更适于作为指挥西部边防的神经中枢的。进入五世纪，自四〇二年起，西帝的大本营又迁往临海的拉分那（Ravenna）。所以当四一〇年罗马城被日耳曼人攻下时，皇帝本人根本不在城内，整个的军事政治机构实际都在拉分那，五世纪的一些皇帝都是傀儡，实权操在武人手中，并且都是投降罗马的日耳曼武人。皇帝由他们自由废立，意大利实质上也等于一个日耳曼王国。四七六年日尔曼军人奥窦瓦卡（日耳曼拼音：Odovacar；拉丁音转为Odoacer）废掉最后的一个幼帝罗穆卢·小奥古斯督卢斯（Romulus Augustulus），干脆决定不再立有名无实的皇帝。他通过元老院请求东帝承认他为罗马主（Patricius），实际上就是意大利王。现在等于又添了一个帝国正式承认的国境之内的附属国。这就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在思想上是形式主义地、在事实上是错误地夸大为罗马帝国灭亡或西罗马帝国灭亡的那件纯粹幻想的“惊天动地”大事。实质上无论在当时或对后世，它的意义和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20]
奥窦瓦卡所建立的小朝廷只维持了十三年，四八九年原被匈奴人征服吞并而现在又恢复独立的东哥特人攻入意大利，到四九三年占领了整个的半岛，此后半个多世纪之间意大利就形成了东哥特王国，它的国王对帝国仍沿袭罗马主的称号。
以上这四个国家都是东日耳曼人建立的，另外，西日耳曼人也在罗马帝国境内开辟地盘，创设了两个王国。
盎格娄、萨克森、犹提（Angli，Saxones，Jutae），三种原处在今日德国北中部的西日耳曼人，于五六世纪间占领了不列颠岛的大部。到四〇〇年左右，多瑙河和莱茵河上的帝国门户大开，到处都是日耳曼人打开的缺口，帝国开始有穷于应付之感，对于边远而隔海的不列颠无力照管，决定自动撤守。前后三十五年间（四〇七—四四二年），罗马驻军和拉丁移民都陆续撤回大陆。至此，不列颠岛上已经没有强大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政治上形成真空状态，四四一年，罗马人撤净的前一年，萨克森人开始渡海移入不列颠岛。此后一百五十年间，直到六世纪末，三种生活语言相近的西日耳曼人一批一批地移植岛上，一方面夺占原来科尔提居民的土地，一方面相互争夺，混战状态长期地笼罩岛上，没有统一的王国出现。
到五世纪末，西方只剩下高卢北部在名义上仍然直属于罗马帝国（当然是属于拜占廷的皇帝，西方此时已无皇帝），但这块地方也不能维持很久。四八六年原在莱茵河下游的法兰克人（Franci）西侵，一鼓而占此地，并且很快地把势力扩充到高卢的大部。[21]
总结以上，到五〇〇年时，罗马帝国西部的全部领土已经被六种日耳曼部族所夺占：在非洲的为汪达里人，在西欧大陆的为西哥特、东哥特、伯根第、法兰克人，在不列颠岛上混战的为三个相近的部族。拉丁语部分的帝国土地已经全部陷落了。但希腊语部分的东方则基本上仍然完整，正如五胡乱华后的中国淮水流域以南仍然完整一样。
六、游牧部族的结局
公元三〇〇至五〇〇年的两个世纪间，由太平洋岸到大西洋岸亚欧大陆的所有土著帝国都遭受到游牧部族或半游牧部族的严重破坏，远东的中国和泰西的罗马并且丧失了大量的土地。暂时地看，由表面现象上看，游牧部族的威力是锐不可当的。但游牧部族有它基本的弱点，决定它在与土著国家的斗争中最后往往要沦入劣势。
游牧部族的根本弱点就是人口太少、生产力太低，整个的经济基础过度脆弱。以游牧或畜牧为主或仅有初步农艺的部族由于生产低下，与土著国家相较，人口根本不成比例。它们唯一的优点是牵挂较少、流动性较大，所以当土著地带由于内部矛盾尖锐化而各种力量互相牵制、互相抵消，以致不能团结对外时，甚至一部力量联合外力而对内斗争时，游牧部族才可比较容易地乘虚而入，征服人口众多，经济比较雄厚的土著大国，否则它们就只能扰边，而不能深入内地。
一般地讲，游牧部族只有在把较弱的土著地区征服后，才有可能另创新局。生产尚低、人口不密的古代国家如被征服，人口可以大部被屠戮、被奴役、被驱逐流亡，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可以全部被破坏，成为丘墟，原有的政治机构以及社会机构可以全被毁灭。在这种情况下，征服者可以另起炉灶，再经氏族社会而进入一种新型的国家阶段。如公元前二〇〇〇年以下历届征服两河流域的各部族，如公元前二〇〇〇至前一〇〇〇年征服古印度北部的雅利安人，如公元前一四〇〇年以下征服爱琴世界的希腊人，都属于此类：原来当地的人口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以及包括语言在内的全部生活方式都被彻底粉碎，等于一种巨大的天灾把一个地方削平，原地的残余人口和残余物质条件只能作为新局创造中的原始资料，创造的动力全部地、最少是大部地来自比较落后而社会机体完整的征服者部族。这在上古前半期，即生产力一般低下的铜器时代，是曾经不止一次发生过的使历史临时倒流的现象。
反之，对于经济基础富厚，人口稠密的土著国家，游牧部族是只能摇撼而不能根拔的。他们可乘虚入侵，但最后或是被驱逐，或是被消灭，而最普通的则是被同化。在上古前半期的世界中，经济最为富裕，人口最为繁盛的国家大概是埃及，尼罗河的特殊条件使埃及在当时富甲天下，所以公元前一七〇〇年前后入侵的喜克索人（Hyksos）可以统治埃及一百多年，但最后仍被驱逐，埃及仍然完整如故。这在上古前半期是一种例外的情况。到上古后半期，进入铁器时代之后，情形大变，个别的土著地带虽仍有被游牧部族彻底毁灭的可能，但一般地讲，特别是较大的国家，已根本没有这种危险了。上古晚期中国和罗马两大帝国都曾大量丧土，但征服者最后都没有能逃脱被逐、被歼或被同化的命运。
先看一看匈奴。公元三七五年到达黑海北岸，征服并吞并了东哥特人的匈奴继续西进，占据了匈牙利高原，并以此为中心而在东欧和中欧建立了一个与罗马帝国的北疆并行的帝国。到亚提拉（Attila）在位时（约四三三年—四五三年）匈奴帝国大强，败取后日的南俄（四三五年），攻君士坦丁堡（四四五年），罗马皇帝被迫纳贡。西转，攻入高卢（四五〇—四五一年），不仅威胁罗马帝国，并且也威胁了已经进入帝国的日耳曼人。帝国与日耳曼人临时结为联盟，于四五一年六月在高卢东中部的卡塔罗尼之野（Campi Catalauni）打了一次大战，匈奴失利，但并未失败。[22]次年，亚提拉的大军侵入意大利。再次年，亚提拉死，匈奴帝国瓦解。至此，被迫编入匈奴队伍将近八十年的东哥特人才又恢复了独立，又过了三十多年才征服意大利，建立了东哥特王国。[23]
四五三年后，西方匈奴的政治中心移到南俄，不久分裂消散。从此以匈奴为名的游牧部族就不再见于欧洲历史。
由中国边外西迁而最后停留在中央亚细亚的一股匈奴，于四五五年左右冲入印度，不久破灭了印度北部的笈多帝国。大约在四八四年，匈奴又大败波斯，并夺取了一部领土。但到五〇〇年以后，匈奴人失败了，他们先被逐出印度，不久又被逐出波斯。波斯仍不放松，又联合突厥人，驱逐占有乌浒水流域的匈奴人（五六三—五六七年）。此后数百年间，虽间或仍有小股的匈奴人在此一带活动，但对波斯和印度已不再是严重的问题了。[24]
在西方和中亚的匈奴尚未形成强大势力以前，中国方面的南匈奴已经入主中原，至三二九年匈奴与羯人合流，统一黄河流域，称为赵国。此种局面只维持了二十年，三五○年以冉闵为首的中国势力由内部攻袭胡羯，胡羯人大部被杀，一部逃散，从此以匈奴为名的有组织的力量就不再见于中国的历史。[25]
由中国到罗马，强大一时的匈奴，不是被歼灭，就是被驱散，在历史上并未留下显著的痕迹。
匈奴人以外，侵入土著地带的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在中国方面有氐、羌、鲜卑，在罗马方面有各种日耳曼人。在五世纪间，罗马帝国全部的西方领土已都被各族日耳曼人分别割据为王国。帝国政府（现在只有君士坦丁堡的一个政府）对此当然是不会甘心的，只要有可能，它必企图收复西土，正如东晋和后继的南朝屡次地北伐中原一样。天下大一统的政治理论，在远东和泰西两大帝国中都已深入人心，不仅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欲望，也表现为一般人民的政治感觉，晋宋的北伐和拜占廷的西伐可说都是历史的必然。过去许多历史学家富有事后的卓见，说他们根本没有长久成功的希望。这种事后的聪明，实际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历史的发展如果是按照百分之百稳妥的估计而进行，也就不成其为历史了。我们只能说，假定南朝没有北伐，假定拜占廷没有西伐，那反倒是不可思议的，反倒成为必须解释的奇特现象了。至于说北伐和西伐都有扩大剥削面的因素在内，那也是不言而喻的。过去的统治阶级，只有要有机会，无不企图扩大剥削面，所以此一方面的概括之论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必须具体地了解每一次的特殊情况。
我们上面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说，是因为新旧的历史书中都充满了对于拜占廷西伐的不着边际之论（关于南朝北伐，过去和今天似乎还都未有怪论发生），唯一无人提出的就是西伐的必然性，而这正是此一问题的主要方面。制定并且推行西伐政策的皇帝为茹斯廷年诺（Justinianus，五二七—五六五年），在他的推动下，帝国又收复了汪达里人占领的北非洲（五三三—五三四年）和东哥特人占领的意大利（五三五—五五三年），并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西班牙的东南角和西班牙东岸外的岛屿。高卢的全部和西班牙的大部，帝国无力收复。我们由茹斯廷年诺一生事迹来看，他是一个有通盘筹划的人。当时波斯盛强，罗马与波斯交界处的边防是相当严重的，西伐可能包含着以西方的人力物力支持东境边防的一种想法。但他即或有此想法，那也是附带的，主要地是他认为西土必须收复，而现在在能力上有此可能，所以当然一试。[26]
所收复的西土，没有能够长久保持。北非洲保持最久。五六五年茹斯廷年诺死后没有几年，西班牙岸上的复土大部就又为西哥特人夺回了。五六八年另一种日耳曼人，即朗巴第人，由今日的德国进入意大利，很快就占有了半岛内地的大部，帝国的势力主要地限于沿海的城市。
到五七〇年左右，我们可以说，局面已经清楚，帝国是没有驱逐或歼灭西方日耳曼势力的希望了，这就最后确定了东西两部的发展将要不同，东方可在稳定的中央集权统治下建立中古式的封建制度，而西方则须在落后的日耳曼部族统治下经过氏族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西方虽未为拜占廷所确切收复，但日耳曼人仍然不能逃脱第三种命运，就是同化的命运：意大利、西班牙、高卢的日耳曼人最后在语言上、在生活方式上都拉丁化，实际变成拉丁人。因为他们人少，生活简单，最后必须接受多数人较为复杂较为丰富的生活方式。
但不列颠、德意志、斯堪的那维亚三地的情况不同，所以发展也不同。不列颠岛上的拉丁人已经全撤，当地的科尔提人似乎人数不多，无力抵抗强敌，最后都被屠杀、被奴役或被驱逐，结果岛的大部成了清一色的日耳曼族地区，所以同化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德意志和斯堪的那维亚向来不是罗马帝国的领土，没有拉丁人，拉丁化的问题当然也不会发生，而只有较为缓慢地转入阶级社会的问题。
中国方面，匈奴消灭后，经过一度混乱，鲜卑又统一了华北。南朝收复中原的企图，每次都失败了。但为数稀少而生活方式简单的鲜卑人，处在中国人口和中国文化的大海中，只有浸化于中国机体之内的一条道路。四三九年鲜卑人的魏朝才把华北完全平定，此后不过三十年的时间，鲜卑人的同化进程已经很深，所以就已有条件使魏孝文帝（四七一—四九九年）有意识地、全面地、彻底地推行同化政策，用法律方式命令鲜卑人在语言、衣着、婚姻以及日常生活上都认真地追随中国原来的居民。一些鲜卑遗老消极地甚或积极地表示反对，都不能阻止历史的发展。后来边地的鲜卑武人尔朱荣虽到洛阳大事屠杀放弃鲜卑生活方式的王公大臣（五二八年），也不能挽回历史的大势。[27]此后又经过几十年的政权变换，到五七七年北周统一中原时，北朝根本已是中国的政权，与南朝没有分别。语言及生活方式的差别消除之后，南北统一的阻碍已不存在。南朝由于门阀势大，中央虚弱，而北朝则中央集权的趋势较强，所以最后（五八九年）是北朝并吞南朝，分裂了二百七十年的中国通过中国王朝身份的北朝再度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
经过游牧部族的一度侵扰和征服之后，到公元五七〇年左右，罗马、波斯、印度、中国四大古国的局面都已澄清了。罗马帝国已无重新统一的可能，东西两部已注定要通过不同的途径转入封建社会。波斯、印度、中国在游牧部族入侵以前都已先后形成封建局面，游牧部族的入侵在三国都引起人民的迁徙和垦殖，而在入侵的游牧部族方面则都经过了定居和封建化的一个过程，在三国封建的发展都加广和加深了。印度和波斯的匈奴最后被驱逐，但也留下一部人口，使两国原有的封建局面更丰富多彩了。
七、游牧部族的历史地位
以上我们把上古后半期一千六百年间的游牧世界史和游牧土著关系史作了一个概括的交代。最后，我们试图估量一下游牧部族在全部世界史上的地位。关于此点，我们可分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游牧部族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二、游牧土著关系与上古史的结束。
关于游牧部族的贡献，主要的有三点。第一，就是驯马的传遍世界。除中国早期用马，问题尚多不明，须待进一步研究外，其他古代世界所有土著国家的用马，都是直接间接由游牧部族学来的，而中国最末一步的对马使用，即骑射法，也来自游牧世界。
马的使用，特别是马的乘骑，不仅根本解决了游牧世界的交通问题，也在极高的程度上改变了土著世界的交通面貌。在此以前，不只游牧世界尚无具有国家雏形的较大部族联盟出现，在土著世界也没有创立过土地辽阔的大帝国。主观上自认为概括全世、客观上也的确统一了一个复杂庞大的自然区的世界性帝国，都是骑马之后的事。公元前五五〇年左右波斯帝国成立，疆域由中亚达地中海海岸。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并六国，随后又南北拓土，大一统的中国初次显露了后日的宏伟面貌。公元前三十一年罗马帝国成立，除了把地中海变为帝国的内湖不计外，在陆地上混一了整个的西欧南欧、西亚和北非。这三个大帝国的成立，当然各自有它的经济基础，但无论帝国的创立或帝国的维系都另有一个必需条件，就是战马和驿马，尤其是驿马。三大帝国成立后，都大修驰道或驿道，作为维系帝国的交通网和神经系统，而在这个神经系统中日夜不停地来往飞驰的就是经过精选的良骑驿马。交通不是一个国家建立和维持的决定条件，但却是一个必需条件；一个大国而没有解决迅速传达消息和递送公文的问题，即或勉强建成，也必然很快地瓦解。没有近代交通工具，我们很难想象近代国家，尤其近代大国如何维系；经济基础比较落后，民族意识比较薄弱的古代大国，如果没有驿马，我们将难以想象它们怎能存在。游牧部族的骑马术，是推进土著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力量。
游牧部族的第二个贡献就是服装。以古代世界历史重心的亚欧大陆而论，进入公元前一〇〇〇年时，在服装上，偏北的游牧世界是上衣下裤（穷裤）。偏南的土著世界是上衣下裳（裙或套裤）。经过此后一千年以上的发展，游牧世界的服装已成为世界服装的主要形式：通过骑射的传入，通过游牧部族的大量移入土著地区和参加了土著世界的历史创造，整个温带的服装都已形成了游牧世界的风味。只有热带和部分亚热带地区仍然保留上衣下裳的古风。
以上两点我们前面都已提到。游牧部族的第三个贡献就是他们作为亚欧大陆东西之间交通媒介的地位。自中国而中亚、伊朗、印度，而西亚、欧洲，交通和通商都须通过大草原的一部或全部。游牧部族维持东西的交通，对他们自己也是有利的，过路税形成他们一种重要财源。同时东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当然也经过这一地带。陆上交通线外，还有经中国海、印度洋而达波斯湾或红海的海上交通线，但海线成为东西之间主要的交通线，是十六世纪后东西航线大通之后的事。在此以前，陆上交通线始终具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上面是对游牧部族历史贡献的估量。游牧部族历史地位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有关世界上古史结束的问题。上古时代各重要土著国家的历史发展，尽管是有一定重要程度的联系性和一致性，但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由于交通工具和交通技术的简陋，各国各区各自具有较高程度独立发展和分别发展的一点，也是不能忽视的。与近代不同，在古代世界一系列较大国家或较大地区中，我们不能说何地何区是具有典型性或主导性的，所以在上古时代结束的问题上也不能以任何一地为标准，而只能抓住重大承前启后作用的一种关键性的变化，作为上古、中古的断代标识。六世纪末，五七〇年左右，由中国到罗马扰攘了几百年的游牧土著关系的澄清，是最恰当的此种标识，所以我们把上古史的学习就结束在公元五七〇年的分界线上。
［原载《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版）1956年第1期］
【注释】
[1]《史记》中有《大宛列传》而无《西域列传》《大宛列传》中提到西北诸国时称为“西国”或“西北国”。宣帝时，初置都护，任都护的为郑吉，宣帝嘉勉郑吉的诏书说：“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汉书》卷七О《郑吉传》）这是西域之名初次见于官书，据《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此为神爵三年（公元前五十九年）的事；正式或非正式的西域之名可能尚早于此。待考。
[2]塞其提亚的名称，见于希腊最早的成套史著，即希罗多德（Herodotos，公元前四八四—前四二五年）的《波斯大战史》（Historia）。在中国文献中，《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屡次提到塞人：“罽宾国”条：“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乌孙国”条：“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王］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3]作为生物学的一个研究对象，马种、马属以至马科的发展史是知道得特别清楚的；但作为人类使用的一种驯畜，马的历史至今仍有许多的缺页，本篇只就已经确定的重要部分，加以论列。关于驯马史的各种问题，可参考以下各书：
Duerst，J.U.，“Animal Remains from the Excavations in Anau，and the Horse of Anau in its Relation to the Races of Domestic Horses”，Carnegie Institution Publication 73，pp.339-442.（Washington，1908）.
Antonius，O.，Stammesgeschichte der Haustiere（Fischer，Jena.1922）.
Hilzheimer，M.，Naturliche Rassengeschichte der Haustierwelt（De Gruyter，Berlin. 1926）.
Thevenin，R.，L’Origine desanimaux domestique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Paris.1947）.
[4]《诗经·大雅·大明篇》歌颂周灭殷的牧野之战，有“牧野洋洋，檀车煌煌”之句。“檀车”就是作战的戎车。此时及此后与中国斗争的匈奴并无战车，中国的战车最少不是从东方的游牧部族学来的；至于究竟是完全出于自创，或间接地与西方游牧部族有关，根据现有的资料尚不能断定。
[5]关于西方塞人的历史，古希腊文献中记载最详细的为希罗多德的《波斯大战史》卷四，第1～142章（此书近代欧洲的重要文字都有译本）。关于近代作品，早期的可参考Gibbon，E.，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第26章（此书版本甚多）；较近的书有Minns，E.H.，Scythians and Greeks（Cambridge，1913）。
[6]关于塞人以及全世各族的服装史参考：Racinet,A.C.A.，Le Coutume historique（Paris，1877-1886）。此书的著者Racinet（1825-1893）为服装设计专家兼服装史专家，理论和实践是密切结合的。全书六巨册，彩图五百种，在七十年后的今日仍为此方面的权威作品。
[7]殷高宗伐鬼方的事，见《周易》既济卦九三爻词：“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卦九四爻词：“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现存《周易》一书中最早的文字就是卦爻词部分，都是根据殷代和殷周之际的重要卜辞编写而成的，保存了一些当时的史料）殷周之际周三王与匈奴的关系：关于周太王，《诗经·大雅·绵》：“混夷
矣。”（《说文》“呬”下引作“犬夷呬矣”，本今文家齐鲁韩三家诗）关于王季，《竹书纪年》说他曾“伐西落鬼戎”。关于文王的记载，不止一处：《大雅·皇矣》：“串夷载路。”《大雅·荡》：“覃及鬼方。”《孟子·梁惠王》：“文王事昆夷。”《史记·齐世家》：“文王伐犬夷。”《史记·匈奴传》：“周西伯昌伐畎夷氏。”
[8]西周时代，穆王伐犬戎，见《国语·周语》；厉王、幽王与西戎或犬戎的关系，见《史记·周本纪》及《匈奴列传》。宣王伐匈奴的事迹，除《史记》外，又见当时作品的《小雅》各篇：《采薇篇》（猃狁）；《出车篇》（猃狁，西戎）；《六月篇》（猃狁）。
[9]见《左传》及《史记·秦本纪》。
[10]见昭公元年《春秋》及《左传》。
[11]军队中胡服骑射之后，胡服逐渐成为一般的服装，到汉代，女子也开始穿穷绔。《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上》“孝昭上官皇后”条：“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今皆为穷绔，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
[12]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见《战国策》卷十九《赵策二》；赵王破胡拓土，见《史记》卷四三《赵世家》，卷一一О《匈奴列传》。
[13]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长城”条，对战国时代有关长城的资料，辑录甚详。
[14]秦及西汉时代中国与匈奴的关系，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史记》《汉书》的《匈奴传》和有关的帝纪及列传。
[15]东汉时的中国匈奴关系，见《后汉书·南匈奴传》及有关的帝纪列传。
[16]五胡乱华，见《晋书》有关各帝纪及载记各篇。
[17]恺撒（Julius Caesar）为罗马征服高卢后所写的《高卢战争史》（BelliGallici）是现存有关科尔提人最详细的史料。此书欧洲各国学者校订的版本甚多，重要的欧洲文字也都有译本。关于科尔提人早期的历史，只有考古学的资料，散见于多种考古学杂志和考古报告中。
[18]关于进入罗马帝国以前日耳曼人的社会情况，公元一二世纪间塔其屠（Tacitus）所著《日耳曼纪》（Germania）为最重要的文献。此书也是版本和译本甚多。早期日耳曼人的历史，也只有考古学的资料。
[19]各种日耳曼人实际都因无知而破坏文物，但汪达里人大概是由于此次对罗马的破坏，在后世特别背了恶名，各种欧洲文字中都有了“汪达里作风”一词，意即对于文物的野蛮破坏。此词在法文为Vandalisme，其他欧洲文字写法相同，只字尾稍异。
[20]这个问题，此处不能深论，将来拟专文探讨。
[21]关于日耳曼人入侵罗马的史料，多而凌乱，不予列举。在后世历史学者的叙述中，Gibbon的书（见前）仍是详尽、生动而基本可靠的（见该书第30～39章）。
[22]此战的战场在今日法国的马恩河上的沙浪（Chalons-Sur-Marne）附近，所以近代的书上有时称它为沙浪之战。自十九世纪起，欧洲各国的历史学者多把此一战役歪曲夸大：一、夸大罗马日耳曼联军的胜利，实际次年匈奴大军侵意大利，如入无人之境，前一年的胜利是很有限的；二、歪曲它为“挽救欧洲文明”的大战，是荒唐至极的，这是十九世纪反动的种族优秀论反射到一千四百年前的一种表现，是把所谓“欧洲”和“亚洲”作一种绝对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划分的说法的表现，好似罗马和日耳曼就自古至今永恒地代表“欧洲”，而“欧洲”就等于“文明”，而匈奴就当然地代表亚洲，而亚洲就等于“野蛮”。这在立场上是反动的，在思想方法上是错误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了全世界之后统治思想和种族狂妄在学术上的反映。五世纪时的日耳曼人与匈奴人是同样野蛮的，罗马人虽比较先进，但已处在社会发展的下坡路上，谈不到什么积极的保卫文明。只有当为游牧土著长期斗争中的一个细目看，才是正确的。对于资产阶级学者这一类的歪论，我们要多加警惕，不要叫它流入我们的写作或讲授中。
[23]亚提拉事迹，见Gibbon，第34、35章。
[24]关于匈奴侵印度及印度驱逐匈奴的斗争，见Majumdar，R.C.，Raychaudhuri，H.C.，Datta，K.，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Macmillan，London.1953）.pp.150-156。关于匈奴侵波斯及波斯匈奴的斗争，见Sykes，P.，A History of Persia，I.（Macmillan，London.Third edition，1930），第38～40章。与波斯印度斗争的这一支匈奴，我们中国也知道，称它为
哒，《魏书》中有传。
[25]冉闵杀胡羯事，见《晋书》卷一О七载记第七《石季龙传下》。
[26]西欧各国的历史学家一直否定拜占廷收复西土的企图，一方面讥笑它根本没有成功之望，一方面又说这是阻碍西欧自由发展的一种“反动”措施。讥笑的部分根本无聊而庸俗，可以不论；所谓“反动”云云，那又是西欧种族优秀论和文化优秀论的变相表现，此说背后的思想是一口咬定日耳曼人征服下的西欧前途无量，任何改变这一局面的企图都是违反历史发展大势的“反动”行为。这是毫无根据的假定。我们当然无法判断，如果拜占廷真能长久恢复罗马帝国的统一，此后欧洲历史的局面究竟如何，我们既不能绝对地肯定，也不能绝对地否定。我们只能说，大一统五百年以上、经济文化基本上已成一体的一个大帝国，是必会有一种力量出来企图恢复外族侵占的土地的。这如果是“反动”，历史上“反动”的事就未免太多了！
新的历史书中，已不再见上面的说法，但与此说表面不同而实质相同的一种说法，近年颇为流行：说茹斯廷年诺是要恢复奴隶主帝国，不言而喻地是一种反动措施了。此说令人非常难以理解。奴隶制和农奴制之间的不同，是我们今日研究几千年的历史之后所下的论断。六世纪人的心目中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拜占廷皇帝不可能有意识地拟定一个恢复奴隶主帝国的政策。撇开主观意识不谈，就客观形势而言，当时拜占廷直接统治的东方，在封建化的发展上并不亚于西欧，恐怕只有高于西欧，在客观形势上拜占廷绝无通过收复西欧而加强奴隶制的可能，事实上它也未如此去做。在征服西欧各日耳曼王国的过程中，拜占廷不只没有奴役拉丁人，连对日耳曼人也未加以奴役，所以所谓“恢复奴隶主帝国”之说，具体究何所指，令人无法捉摸。我们只能说，这是西欧学者旧说的一种改头换面的说法。
[27]关于魏孝文帝的中国化政策，见《魏书》卷十七《北史》卷三《魏高祖孝文帝纪》，《魏书》卷一О八《礼志》，卷一一三《官氏志》；关于鲜卑遗老的反对，由《北史》卷十五《武卫将军谓传》《常山王遵传》，卷十八《任城王澄传》，卷十九《咸阳王禧传》，以及《北史》《魏书》其他多篇的列传中都可看到。尔朱荣对王公大臣的屠杀，见《魏书》卷七十四《尔朱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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