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中循证矫正模式的探索与思考

本章的检验发现，社会工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犯风险，但这主要是通过帮扶或调节情绪改善其沮丧焦虑状态所致。这说明我国矫正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积极借鉴犯罪心理学和犯罪社会学尤其是现代循证矫正得出的理论和方法，去瞄准更多犯因性因素。三大管理模式的矫正效果均优于“其他”省市的一般管理，虽然是通过不同机制实现的。北京模式主要通过大量人财物力资源投入，进行监督、防控和帮教，然而在“内矫”方面着力不够；上海模式和深圳模式致力于平衡监督管理和矫正恢复机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克罗卡斯的综合管理模式的优势。

李川认为，我国社区矫正的矫正恢复一元化机能与实践需求多元化之间存在脱节，亟须综合推进“外控内矫”，而且“外控”还应该放在首位。[36]本书认为，我国社区矫正实践从来没有体现为单纯的矫正恢复一元化机能，普遍存在的是监督控制和矫正恢复双弱化状态的形式主义一般管理。如何推动综合型管理？在当前我国不断强化规范性管理的大背景下，应广泛设立社会工作岗位以增强综合型特征。2012年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2016年的《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和2019年通过的《社区矫正法》都在鼓励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但基本上都把社会工作定位为一种辅助力量。而当前美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等都将社会工作者作为社区矫正的一支主体性力量。如何有效推动矫正恢复？可行的策略是支持广泛的循证矫正研究，并开展综合型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培训。在实践和培训中，应聚焦于实证研究检验得出的本土性犯因性因素，如本书回归模型5中的若干显著性因素。其他一些细节建议还包括切实落实居住地执行、适度放开假释、中高风险对象才实施电子定位监督等。

[1]王姝：《劳教废止一年 社区服刑人员增6万》，载新京报，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5-01/18/content_558134.htm？div=-1，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1月18日。

[2]高飞：《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排斥分析——基于广州市某社区矫正试点的个案分析》，载《思想战线》2010年第S2期。

[3]James Bonta and Andrews D.A.，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Sixth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7，p.47.

[4]Agnew R.，“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Criminology，30（1992），pp.47-87.

[5]James Bonta and Andrews D.A.，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Sixth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7，pp.199-201.

[6]他们仅分组研究了是否采用他们的评估工具而带来的降低再犯效果，参见Bonta J.，Bourgon G.，Rugge T.，Scott T.L.，Yessine A.，Gutierrez L.and Li J.，“An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of Training Probation Officers in Evidence Based Community Supervision”，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38（2011），pp.1127-1148.

[7]Fitzgibbon Diana Wendy M.，“Risk Analysis and New Practitioner：Myth or Reality？”，Punishment and Society，19（1），2007，pp.66-77.

[8]郭伟和：《专业实践中实证知识和实践逻辑的辩证关系——以循证矫正处境化实践为例》，载《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5期。

[9]James Bonta and Andrews D.A.，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Sixth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7，pp.14-15.

[10]费梅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能力建设的路径研究——基于上海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中社会工作实践的反思》，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1]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08～309页。

[12]郭伟和：《扩展循证矫正模式：循证矫正在中国的处境化理解和应用》，载《社会工作》2017年第5期。

[13]陈春安、王广兵、张金武：《社区矫正工作中对循证矫正模式的探索与思考》，载《中国司法》2013年第10期。

[14]Smith P.，Schweitzer M.，Labrecque R.M.and Latessa E.J.，“Improving Probation Officers'supervision Skills：An Evaluation of the EPICS Model”，Journal of Crime and Justice，35（2012），pp.189-199.

[15]James Bonta and Andrews D.A.，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Sixth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7，p.349.

[16]Matthew DeMichele and Brian Payne，“Electronic Supervis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s”，Federal Probation，Vol.74（2），2010，pp.4-11.

[17]Doris Layton MacKenzie，What Works in Corrections Reducing the Criminal Activities of Offenders and Deliquen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319-322.

[18]各地电子定位监控的具体实施方式有所不同，有的用GPS有的用北斗；有的地方佩戴腕表，有的地方监视手机，还有的地方通过微信发送定位或共享位置。(www.xing528.com)

[19]Matthew De Michele and Brian Payne，“Electronic Supervis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s”，Federal Probation，Vol.74（2），2010，pp.4-11.

[20]王梦遥：《罪犯假释比例仅2％ 今后将大幅提升》，载 https：//m.sohu.com/a/224802497_114988？_f=m-index_important_news_8&strategyid=00009&_once_=000022_shareback_wechatfriends_tips&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6日.

[21]张亚平：《美国假释制度之趋势及其启示》，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22]Doris Layton MacKenzie，WhatWorks in Corrections Reducing the Criminal Activities ofOffendersand Deliquen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340.

[23]《司法部：社区服刑人员突破70万人，矫正期间重新犯罪率处于0.2％左右的较低水平》，载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115/c1001-29024059.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1月15日。

[24]2.0％重新犯事同全国平均0.2％并不矛盾，因为缓刑具有三次警告和假释具有一次警告的制度。同时，问卷选项中还包含未被发现的犯事，这涉及一个犯罪暗数/黑数/隐数的问题，即社会上已经发生，但还未被执法和司法机关获知并纳入官方犯罪统计的犯罪案件数量。

[25]James Bonta and Andrews D.A，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Sixth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7，p.77.

[26]Michael Gottfredson and Travis Hirschi，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91.

[27]蔡长春：《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就司法行政改革工作答记者问》，载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1883980424344204&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3月9日。

[28]Scott T.Walters，Michaeld D.Clark，Ray Gingerich，Melissa L.Meltzer，“A Guide for Probation and Parole Motivating Offenders to Change”，available at https：//nicic.gov/motivating-offenders-change-guideprobation-and-parole，last visited on 2018-07-18.

[29]Doris Layton MacKenzie，What Works in Corrections Reducing the Criminal Activities of Offenders and Deliquen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335-338.

[30]程建新、刘军强、王军：《人口流动、居住模式与地区间犯罪率差异》，载《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3期。

[31]费梅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中的基层政社关系研究》，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32]〕Odds Ratio/OR，称为比值比、优势比或胜率，指考察组中发生数量与不发生数量的比值除以参照组中发生数量与不发生数量的比值。该值一般同1进行比较（如果等于1表示同参照组一样，即没有效果），北京模式的OR值小于1，也可以解释为重犯风险降低了42.7％（1-OR）；反之，如果OR值大于1，则风险为对照组的OR倍，或者增加了（OR-1）倍。参见《OR值的含义与解释》，载http：//www.ttdoc.cn/article/395.j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29日。

[33]David Matza，Delinquent and Drift，New York：John Wiley，1964，pp.26-32.

[34]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205页。

[35][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19～235页。

[36]李川：《修复、矫治与分控：社区矫正机能三重性辩证及其展开》，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