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探讨矫正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有效性

专业性和有效性是一个职业得以存在的根本条件。社会工作专业性是指从事社会工作人员所具备的专业素质和专业价值，并运用专业方法开展服务。[1]而专业化则指提升社会工作专业性的过程，包括提升其科学性、社会需要性与利他性，维护与提高专业的自主性，更好地服务有需要人群的动态过程。[2]当前，相较于极力突出的社会工作专业性，国内社会工作学界和实务界似乎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有效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四：其一，在诸多实务领域，专业社会工作的有效性不一定比本土性助人工作更强。[3]其二，社会工作的有效性难以准确评估，不仅是宏观性的社区工作[4]，微观的个案工作同样如此[5]，在一线服务中难以开展随机分组试验前后测评估，因而主要进行过程和结果的描述评估。其三，社会工作学界对社会正义的强调和对工具主义的批判，淡化了对有效性的关注。[6]其四，基层政府追求创新，强调在某些领域拓展政绩，完成相应指标即可，有效性考核成为软性指标。然而，对社会工作有效性的关注乃至质疑自社会工作诞生起从来就没有断绝过。最著名的莫过于1973年的“费舍尔旋风”（Furor over Fisher），他考察了80多项个案社会工作的评估，发现约70项不符合有效性评估标准予以剔除，只有11项设置了控制组。其研究结论非常消极：没有服务对象因为社会工作介入而得到改善，甚至有一半对象的情况还更糟了。[7]费舍尔旋风影响广泛，随后西方国家兴起了一股对社会工作有效性评估的潮流，无论是批判阵营还是支持阵营，当然也不乏客观中立的研究者。当前，我国对社会工作有效性的质疑也开始浮现，如朱健刚对广州某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案例的批判。[8]在越轨犯罪矫正领域社会工作有效性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这是在做人的思想和行为矫治工作，类似于医生。如果医生医术不精、治疗无效，病人病情将会恶化甚至付出生命代价，而矫正社会工作无效将危及公众安全，因此有效性应该成为矫正社工的专业性和科学性的核心维度。

我国矫正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主要采取了福利服务模式。国内矫正社会工作存在不同的概念定义，其中引用最为广泛的是王思斌的界定：“矫正社会工作是指将社会工作实施到矫正体系之中，由专业人员或志愿人士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技术，为罪犯或具有犯罪危险性的违法人员，在审判、服刑、缓刑、刑释或其他社区处遇期间，提供思想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纠正、生活照顾等，使之消除犯罪心理结构、修正行为模式、适应社会生活的一种福利服务。”[9]该概念被我国社会工作学界奉为权威，很多矫正社会工作教材、研究著作和案例分析都基于类似界定，将矫正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福利服务展开。

然而，20世纪90年代北美兴起的循证矫正运动中，系列研究证明纯粹福利服务性质的矫正项目对于罪犯矫正没有什么效果，包括社区治疗服务项目、精神问题干预[10]等领域都一致性地没有显示出预期的降低再犯的效果。与之不同的是，综合运用刑事司法措施和矫正恢复服务的项目却一致显示了显著的有效性，无论是在荟萃分析、准试验研究，还是在相关分析之中。[11](www.xing528.com)

在我国矫正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实务实践中，包括社区矫正和青少年司法等领域，大量借鉴的是普通心理咨询和困难救助的知识和方法，体现为较强的福利服务特征。这种界定以及由此展开的矫正社会工作主体框架下，缺乏对所运用的专业理论和方法的专业性和有效性的深入探究。社会工作专业化发端于慈善救助理念和行为的科学化，然而矫正领域主要目标在于修正犯罪越轨的思想和行为，单纯的社会工作方法还难以有效达成该目标。当前亟须在其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犯罪学（含犯罪心理学、犯罪社会学）和刑事司法等领域的知识和方法，通过循证矫正范式，证明并增强其专业性和有效性。否则，我国矫正社会工作将停留在不证自明的权威宣示状态，难以实现“消除犯罪心理结构、修正行为模式、适应社会生活”的预防再犯目标。从长远来看，这种福利服务模式还可能损害我国矫正社会工作的发展，美国20世纪出现的猛烈质疑矫正社工的运动则是前车之鉴。社会工作专业化是一个没有止境和无限发展的过程，[12]矫正社会工作更是如此，需要不断吸取相关领域的经典理论及前沿知识，增强自身作为一个职业存在的可信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