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循证矫正的推进

我国循证矫正始于2012年，时任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从美国考察回来，[43]提出要在罪犯矫正与戒毒领域开展“循证矫正”与“循证戒治”，并决定在5个省、9个监狱开展试点，此后循证矫正呈现迅猛发展之势。[44]为此，司法部举办了系列培训研讨班，传播循证矫正理念，探讨本土化模式。

（一）循证社区矫正引入的特征

我国循证社区矫正从起步伊始就具有一些明显的独特特征，既取法于北美，又有别于北美。

第一，循证社区矫正弱于监所循证矫正。我国的循证矫正试点和研究主要围绕监狱矫正和戒毒领域而展开，也取得了系列成果，如“正念疗法”“内观疗法”和“艺术戒毒”等创新措施。然而，西方循证矫正的主流思想是发展社区矫正，即在大量科学性的循证研究基础之上，以兼具矫正恢复和监管惩罚双重目标的社区矫正替代惩罚报复导向的监所矫正，尽管监所矫正也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中美监狱人口差距并不大，都在200万左右，但是美国社区矫正人口为监狱人口的两倍多，[45]而中国正相反，监狱人口是社区矫正人口的两倍多。[46]我国司法系统已注意到监狱改造和社区矫正的联动，以促进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近年我国循证社区矫正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也有所启动，主要是一些东部省市的自主探索。

第二，以政府为主导，带动高校参与。北美循证矫正一般是学界研究先取得突破，然后带动各地各级矫正部门采纳和落实。而我国正相反，循证矫正主要由司法部倡导，一些地方司法部门响应，吸纳高校参与实践和研究。起步最早的当属广州市，2012年就积极参考北美循证社区矫正做法，分别与美国国家矫正研究所、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加拿大安全部等机构的矫正专家取得联系，获取了LSI-R量表（第三代风险评估量表）和认知行为干预的指南和使用授权，在提炼和总结犯罪心理学相关知识、风险与需求因素评估和认知行为疗法等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配合相关典型案例，编写出版了《社区矫正专业方法应用指南》。[47]2013年苏州市也开始了循证社区矫正探索工作，在实践中对暴力、盗窃、外地籍、未成年等十余类社区矫正人员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矫正措施。[48]在此过程中，他们主要邀请了江苏省司法警官学校的专家参与其中。

第三，本土化的努力。进行探索的地方司法部门并没有照搬北美的循证社区矫正做法，而是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改造。在运用北美社区矫正循证研究的过程中，广州发现美国认知行为讲授方式和情景剧不太符合我国矫正对象的思维方式，于是在保留其核心思想和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本土化调整。对风险评估量表——LSI-R量表也是如此，对其中的年龄、涉毒行为、暴力犯罪史等犯因性因素的权重进行了调整，还抽取了527名社区矫正对象进行试调查，并通过SPSS软件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反复检测，直到信度水平达到0.6以上。[49]由此完成评估问卷的本土化改造。

第四，循证社区矫正研究主要在于实践应用，较少探索本土矫正规律。沿着北美循证矫正研究思路，广州市开展了一些循证研究，如对部分未成年缓刑人员展开试验研究，通过试验组和对照组检验认知行为项目的效果。同时，还对社区矫正对象、未成年监狱服刑人员和在校学生进行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数据对比分析。[50]苏州市也引入了北美风险评估量表，并采取综合评估方法，筛选出具有中高度再犯风险的服刑人员108名。其中，54名作为循证矫正组，另外54名作为参照组。对于循证矫正组，全方位了解矫正对象成长、生活和犯罪历史，准确评估犯因性需求，据此制定个性化矫正方案，做到循证矫正方案一人一案。截至2016年，苏州市探索以来，累计完成量表测试2600多份，问卷调查1200多份。[51]然而，遗憾的是，公开发表的论著主要还是介绍引入循证社区矫正的过程和应用指南，缺乏定量数据分析及检验结果，难以深入分析本土性矫正规律。

（二）案例库：中国对循证社区矫正的贡献

建立社区矫正案例库，可以视为我国在北美循证社区矫正基础上的一个创新。根据北美循证矫正划分的证据等级，黄金标准的随机分组对照实验具有最高的研究价值，但是实验设计的高度控制情境可能排除很多现实信息，并且所得出结论也相对比较少，结论的适用价值也未必很高，而低层次研究证据所得出的丰富结论的科学价值则会减少。[52]这就造成循证矫正在实施过程中的二难困境，即最佳证据与实用性证据之间形成张力。为了破解这个二难困境，加拿大矫正学派主张吸纳更多形式的定量研究；而我国经过地方探索和学者讨论认为，最佳证据既来源于高质量的研究结果，也来自于矫正效果突出的矫正案例，也包括学界专家的甄别评论达成的共识。社区矫正实践在持续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成功的典型矫正案例经过有效性检验后，得到学界专家确认，应纳入循证社区矫正新证据之中。[53]高标准的循证社区矫正研究结果将不断推动最佳证据发展，而权威矫正专家（组）在研究和评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循证社区矫正的争论也延伸到国内，这里涉及三种社会科学认识论——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郭伟和指出，当前大部分循证实践都是沿着实证主义思路，追寻客观证据进行科学决策和设计实践方案。[54]但是基于跨情境的实证研究得出的循证因果关系，并不一定在具体的个案中发生因果效应。[55]这呼应了美国对循证矫正简化结论的批判，以及对科学性循证研究特权的抵制。加拿大矫正学派的邦德和安德鲁斯也指出群体层面的相关性不能等同于个体层面的犯罪发生机制。[56]因此，还需要引入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观点。诠释主义认为，一线实践证据并不能通过客观量表来测量、严格的随机实验来验证，而是要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对话，来理解当事人行为背后的意义。[57]而批判主义则坚持，实践行动需要在不断批判反思中进行调整和发展。北美的循证矫正简化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也简化了罪犯行为的发生机制，应扩展这种循证矫正思路，在复杂的社会互动中进行评估和干预。但是北美“循证矫正”研究得出的跨情境科学结论仍然需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因其代表了矫正领域的普遍规律。[58]换言之，我们需要把微观特殊实践情况和普遍性知识结合起来，去发现阻止或促进矫正对象改变的因素，利用社会环境动力，促进案主积极正向的转变。

建立循证社区矫正数据库的设想在进行探索的地方管理部门和参与循证研究的学者思想碰撞之后得以成形，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循证矫正科学规律和微观复杂矫正实践之间的难题。加拿大矫正学派提出的循证矫正RNR三大原则和犯因性八大要素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但主要在抽象概括层面归纳风险、需求和回应问题。美国国家司法学会主要针对系列项目进行有效性评估，比如在其官网上公布所评估的45个矫正项目——4个有效、34个有希望、7个无效。[59]这主要在中观层面对项目进行评估。抽象概括层面和中观层面的研究证据，无论科学性价值有多高，最终都面临一个微观应用的问题。而我国提出并开始探索建立的循证社区矫正数据库，正是尝试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证据加以有机结合。

循证社区矫正数据库包括标准案例库、矫正个案库和矫正专家库。对矫正个案库，基于相关循证标准由专家（组）进行评估，符合标准的个案纳入标准案例库。标准案例库因高标准要求不太可能涵盖太多个案。当其中没有现实中的类似案例时，工作人员可以检索一般矫正个案库中的案例作为参考。[60]工作人员还可以在专家数据库内检索相关理论和方法，或者在其中提出问题，等待专家解答和研究。矫正专家库包含资深矫正工作者和学界研究专家。循证社区矫正案例库运作模式参见下图4-5：(www.xing528.com)

图4-5　循证社区矫正案例库运作模式

资料来源：刘立霞、孙建荣：《循证社区矫正中最佳证据研究》，载《河北法学》2017年第1期。略有调整。

理论上而言，循证社区矫正案例库综合了抽象概括、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证据。在抽象概括层面，标准案例库的评选标准必须基于普遍承认的矫正规律，主要由学界权威专家进行把关。中观层面，主要是一些有效的干预项目研究，需要提供比较清晰的干预证据，并依据北美证据等级评价标准对其进行评价。微观层面，所有参评的矫正个案均综合考虑了矫正对象个人及其家庭具体情况、矫正机构的实际状况、工作人员专业知识和经验以及同矫正对象协商确定矫正方案和落实过程。由此，建设循证数据库便成为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的一个重要探索发现，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苏州市已经率先建成全国首个循证社区矫正数据库，接下来可以考虑如何进一步完善数据库、如何运用到一线管理之中、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运用这种策略。

然而，不得不指出，该循证社区矫正案例库思路仍然存在隐患，主要在矫正专家环节。在该运作模式下，矫正专家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在于建立的矫正专家库，更重要的是标准案例库也由矫正专家（组）评估得出：一方面，在西方循证实践标准下，专家意见及其共识仅具有较低的证据等级。另一方面，在我国当前的社区矫正学界，深入掌握北美循证矫正理念和系列结论的矫正专家并不是很多。在此基础上建立专家库和案例库也可能导致很多谬误，进而给一线社区矫正实践形成误导。

（三）积极引入社会工作参与循证社区矫正

近年虽然仅有少数地方在探索循证社区矫正，但凡是探索的地方，社会工作都没有缺席。在这些地方探索中，社会工作参与循证社区矫正实践的方式主要包括四种方式：

第一，分工协作，主要代表为广州。[61]监督管理主要由司法所工作人员执行，通过风险评估结果，安排矫正对象到不同社工机构参与相应的矫治项目。社工主要进行引导、帮困和服务，会同各方合作设计并执行相应的矫正计划。积极运用危机干预模式和家长支持小组等方法，促进矫正对象个人及家庭环境的改善。

第二，团队管理，主要代表为苏州。[62]由司法行政人员、社工和志愿者组成的矫正工作团队，在司法警官学校专家的指导下，共同设计矫正计划。团队成员主要以帮助者的身份出现，有针对性地开展精准矫正，减少矫正对象的抵触心理，促进配合。

第三，社工机构独立管理，主要代表为扬州（2017年9月27日实地调查）。通过政府购买扬州珍艾社工事务所的服务，社工机构集中瞄准高风险矫正对象开展深度介入，全程参与矫正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而司法局和司法所主要协助配合。社工机构负责人为美国马里兰大学（犯罪学国际排名第一）社区矫正专业硕士，具备很强的矫正专业素养。

第四，同高校合作，典型代表包括北京大兴区和江苏南通市。2012年中国政法大学社工系在大兴区开展的社区矫正试验项目中，积极应用加拿大的循证矫正思路，并进行系列批判反思和理论提炼。由最初机械地执行认知行为治疗，过渡到婚姻家庭关系的调适，再到结合矫正对象新的生活事件发生后（如再婚）的应对和机会把握，促进了矫正对象社会关系的恢复、问题应对能力的提升，进而降低再犯风险。该项目最后提出了“扩展循证矫正模式”[63]，即超越单纯的实证主义循证模式。截至2014年，华东理工大学社工团队在南通市也开展了为期3年的社区矫正项目，他们的思路主要立足于循证社会工作范式。最后提出了“适度循证”概念，强调在经历长期碎片化实践探索之后，需要提炼本土矫正社会工作知识框架体系，走向“有证可循”的“标准化案主”。[64]其要义在于将通用社工模式本土化于我国社区矫正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