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战神及宗教节庆的介绍

我们之前提到，古罗马的诸神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更深层次和更理想化的反映，并从细节到整体都对其进行了完美复制。每个国家、氏族部落、大自然中的个别现象，以及人的思想活动、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每一件物体甚至是古罗马法中的每一条法令，在诸神世界中都能一一再现。现实世界来来往往，不断变迁，诸神世界也随之波起浪伏。主宰个人行为的保护神与其同生同灭，一旦脱离行为本身便不复存在。因此，只有不断寻找类似的人和相似的行为，这类神才能不断衍生出相似的神灵，从而获得永生。正如同古罗马诸神掌管着整个罗马一般，每一座外邦都有各自的神灵。尽管公民阶层与非公民阶层之间相差很大，古罗马和外邦民族信奉的神灵也大不相同，古罗马人最终还是决定接纳外邦人和他们信奉的神。古罗马军队每征服一处，那儿的居民便被流放到罗马，他们信奉的神灵也由此在罗马安家落户。

在与古希腊人交流之前，古罗马公社的一份公共节庆日名录是我们了解古罗马诸神世界的唯一参考文献。这份名录一直保存在古罗马历法中，毫无疑问是从古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文献。在众多节庆日中，朱庇特（Jupiter）、玛尔斯（Mars）以及由玛尔斯衍生出的奎里努斯（Quirinus）是最早的三大神。对于朱庇特来说，一切月圆之夜以及下文中将提到的葡萄酒节等节庆日都是神圣的。5月21日是人们祭拜古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神”宙斯的日子，也称宙斯节。3月1日是古罗马历法中新一年的开始，这一天和当月最盛大的战士节是属于战神玛尔斯的节庆日，拉丁语中的“三月”一词也正是来源于他的名字。战士节始于2月27日的赛马活动。

随后，人们会在三月举办几次重大的庆祝仪式：3月14日铸造盾牌；3月19日在广场跳兵器舞；3月23日吹号献祭。倘若开战，古罗马将士将于战士节出征，待秋天战事结束，又将在10月19日迎来战神的另一个节庆日，在这一天需要全副武装祭祀。第二战神奎里努斯的节庆日定在2月17日。在其他节庆日中，与农耕和种植葡萄有关的节日数量最多，而与牲畜有关的节日并不多。尤其在4月有很多这类节日，人们为了庆祝春天的到来，在15日祭祀滋养万物的土地神特勒斯和怀孕的母牛。在19日祭祀掌管植物萌芽生长的克瑞斯，在21日祭祀掌管繁衍牲畜的帕勒斯，在23日祭祀守护葡萄的朱庇特，以及当天打开装有去年酿好的葡萄酒的酒桶。在25日祭祀农作物的恶敌——锈病。在忙完农活、获得一番丰收之后，人们将接连迎来两个节庆日，祭祀掌管收获的孔苏斯和欧普斯。收割完毕后立马便是第一个节日（坎索里亚节定于8月21日，欧比坎西瓦节定于8月25日），第二个节日在寒冬时节，那时每个粮仓堆得满满的，到处都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坎索里亚节12月15日，欧巴利亚节定于12月19日）。

古时安排节日的人考虑十分周到，还在这两个节日中间插入了一个播种节，即农神节，也称萨图尔纳利亚节，节日定于每年12月17日并举办相关活动。同样，新酒酿成后，又有酒神节。因人们认为新鲜的葡萄汁对疾病有治疗效果，故又称它为酒疗节，大家会在10月11日这天祭祀酒神约维斯。而另一酒神节定在8月19日，其起源不明。除上述节庆日以外，年末2月17日还有牧民祭祀法乌努斯神的牧神节，2月22日是农民的界碑节，7月19日、21日两天是和森林之神有关的夏日丛林节，10月13日有喷泉节。12月21日这天迎接日出，因为当天全年白昼时间最短。

此外，拉丁姆地区的各个港口也有一些颇有意义的属于水手的节庆日，如7月23日的海神节，8月17日的港口节，8月27日的台伯河节等。

另一方面，在众神中，只有火与铸造之神武尔坎努斯才能代表手工艺品和艺术，因而在8月23日这天有了以他命名的节庆日。除此之外，人们还会在5月23日以吹号的形式祭祀这位伟大的神。另一个关于手工艺品和艺术的节庆日为卡门提斯节，定在每年的1月11日、15日两天。卡门提斯原本是掌管法术和咒语的神，而人们对他的理解更倾向于一位守护生命的神。

说到与婚姻和家庭生活有关的节庆日，大致有6月9日祭祀家神维斯塔和仓神佩纳特的节日，6月11日有祭祀生育女神[1]的节日，3月17日有纪念利贝尔和利贝拉的儿童祈福节，2月21日有先灵节，5月9日、11日和13日有接连三天的鬼神节。而有关民事关系的两个节庆日我们却知之甚少，似乎只有2月24日的国王出奔节和7月5日的平民出奔节，而且后者是专为朱庇特而设的节庆日。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七山节，设在每年的12月11日。人们同样也为起源神雅努斯专设了一个祭祀日，定在每年的1月9日。而其他几个节庆日的起源已无从考证，如7月25日可能是芙瑞娜神的纪念日，12月23日可能是纪念朱庇特和阿卡·劳伦缇雅的节日，也可能是为纪念拉尔神而设。

以上所说的都是有固定日期的公共节庆日。而自远古时代起，除了这些常设的节庆日，一定也有过日期不定或是临时发起的节庆日。无论是文献中提到的，还是文献中略去的，这些节庆日一同为我们描绘出了那遥远的远古时代。我们发现，名录中同时列有奎里努斯和玛尔斯两位神，因而推测早在这份节庆日名录成形之前，古罗马公社和丘地公社已经合并。当人们草拟出这份名录时，卡皮托利尼神庙还不存在，因为表中并没提到朱诺和密涅瓦，阿文廷山上的狄安娜神庙也还未建，古罗马人也还没有学习古希腊人那种对神的崇拜。

从一切迹象来看，在意大利氏族仍独居于意大利半岛的那一时期，古罗马和意大利宗教的核心都是玛尔斯[2]（Maurs是Mars的最古形式，由此演变出Mars，Mavors，Mors等多种念法）。玛尔斯掌管杀戮，主要担当公民阶层的守护神，他挥戈弄矛，保护牲畜，战无不胜。每个公社都有各自的战神，他们信奉他为最强大、最神圣的神灵。因而，每支列队前行去建立新部落的军队（-ver sarcrum-）都受到战神的保护。古罗马制定历法不考虑神的名字，却将每年的第一个月命名为玛尔斯。不仅古罗马如此，其他拉丁民族和萨贝利族的历法大概也是如此。古罗马人几乎也不以神命名，但Marcus，Mamercus和Mamurius这样的名字在很久以前就很常见了。意大利最古老的预言中也曾提到玛尔斯和他那只神圣的啄木鸟。狼不仅是战神玛尔斯的神兽，同时也是古罗马公民的象征。

古罗马人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的神话无不与玛尔斯和奎里努斯相关。从所有固定的节庆日中不难发现，众神之父约维斯的地位高于玛尔斯，他更多体现了古罗马公社的文明淳朴，而非好战，就像朱庇特的祭司地位高于战神的两位祭司一样。但战神的地位仍不容小觑，甚至与约维斯完全不相上下。在节庆日的安排上，约维斯与玛尔斯地位相当，琐罗亚斯德教中阿胡拉·马兹达和密特拉也是如此。而对当时好战的古罗马人而言，他们真正喜爱的还是骁勇善战的玛尔斯和属于他的三月节。并且，他们认为掌管“增欢酒”的神是众神之父约维斯，而非之后从古希腊引进的“解忧之神”。

这里我们并非要详细研究古罗马诸神，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古罗马人对神特有的盲目崇拜和热情追随具有重大意义。古罗马神话同古希腊神话一样，其本质都是对现实社会的抽象化和人格化的反映：最初古希腊和古罗马神祇的形象表现为一些自然现象或是人的构想，并且对所有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来说，任何神都是以凡人的形象出现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们对神的认识一开始便有男女性别之分，他们在与神的对话时往往会说“无论你是男神还是女神，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深信决不能喊出自己公社保护神的名字，害怕一旦敌人听到了便会学着叫他的名字，将他诱开。玛尔斯作为意大利最古老和最富有民族色彩的神祇形象，人们对他的认识尤其体现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式。但抽象化是所有宗教的本质，如果它只是从其他角度而非抽象化上不断延伸，获得更丰富的内涵，并一步步探索事物的本质，那么，古罗马人对信仰的认识和领悟将永远停留在非常低的水平。

在古希腊，任何一个有影响力的动机都能迅速发散，演变成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和思想。相比之下，古罗马的基本思想仍停滞不前，思维僵化暴露无遗。阿波罗用神像的光晕美化世俗道德，狄俄尼索斯握有葡萄酒神性沉醉的力量，对冥神的崇拜意义深远，充满神秘，而古罗马宗教与这些毫无相似之处。事实上，古罗马宗教中也有“恶神”，还有幽灵和鬼魂，以及管理浊气、热病、疫病甚至盗窃的神。可是，它不能激发人们内心对神秘力量的敬畏，并且完全不去理会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中无法领悟和邪恶的东西，而如果一个宗教想融入所有人心中，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古罗马宗教里，除城神和家神的名字外，几乎没有一丁点神秘可言。而且，每个古罗马人都清楚众神的本质。

古罗马神学设法为每一重要的现象和特征作出相应的解释，冠以神学术语，并进行系统分类。最初，人们依此区分世人和万物，从而奠定了国际私法[3]的基础。这样一来，人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祈求某个神祇或某类神祇，为平民指出一条恰当的祈神方法。这些概念都是外在抽象化的产物，极为质朴，时而可敬，时而可笑，古罗马神学本质上也是这样产生的。古罗马最古老、最神圣的神祇起源于撒种（saeturnus）、耕作（Ops）、土地（tellus）以及界石（terminus）等概念。在古罗马诸神的形象中，也许就数那双头的雅努斯最为奇特，人们出于崇拜还为他设计了富有意大利独特风格的雕像。在他身上还能看到古罗马宗教那种特有的严谨态度，在每一行动开始之前，人们都得呼唤“开幕之神”。最重要的是，人们深信古罗马诸神之间必然相互关联，就像古希腊神话中更为人格化的神祇必须各自独立一样[4]。

在古罗马所有神祇中，人们内心深处最依赖掌管家庭和仓库的守护神，在公共祭祀活动中人们信奉维斯塔和佩纳特，在家庭祭祀中人们信奉森林和农业之神西尔瓦纳，更准确地说是家神拉司或拉尔，各家定期在吃饭时与他们分享美食，甚至在老加图[5]时期（公元前234—前149年），家里的父亲回家第一件事便是祭拜家神。但在诸神的排序上，家神和农神却位列最末。信奉神灵的人最依赖的，不是那些最宽泛笼统的抽象概念，而是那些最简单独特的抽象概念，而任何一个追求理想化发展的宗教都存在后者这种概念。

古罗马宗教忽视理想因素，追求实用功利，这一点从上述那些固定节庆日的说明中便可以清楚发现。古罗马人满怀期待，认为只要自己耕田种地、饲养牛羊、航海经商，诸神便能为他们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诚信之神、机遇幸运之神、买卖之神都源于人们的日常交易活动，尽管他们在古时节庆日名录中不见踪影，却受到各地古罗马人的喜爱崇拜。古罗马人骨子里太过节俭、喜好买卖投机，以至于在众神世界里找不到完全对应的形象。

古罗马人很少提及灵魂世界。人死了之后，他们的灵魂——善灵不愿离去，像影子一样盘旋在坟墓上方，吃饮生人的祭品。他们长眠地下，与活着的人和天上的神祇从此永隔。古希腊人的英雄崇拜对古罗马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传说罗慕路斯[6]国王死后变成了奎里努斯神，可想而知创建古罗马城的神话出现得有多晚，故事情节有多拙劣。努马虽然是古罗马传统中第一个备受尊敬的名字，但与古希腊提修斯不同的是，他本身从未享受过身为古罗马神的光荣。

古罗马最古老的祭司团体都与战神玛尔斯有关，特别是那些城邦内终身任职的祭司和十二人舞蹈团，前者因献燔祭而被称为“战神的点火佃”，后者全由青年男子组成，每年三月表演战舞，配以器乐，纪念战神。丘地公社和古罗马公社合并后，诞生了新的古罗马战神化身，又为战神增设了一位祭司“奎里努斯点火佃（the -flamen Quirinalis-）”和一位领舞，即“舞蹈祭司科里尼（the -salii collini-）”。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公开的祭祀活动，其中一些可能比古罗马城的创建更加久远。为了这些祭祀活动，人们会指派祭司，如卡门提斯神、武尔加努神、港口神和河神的祭司，或者委托某一团体或氏族代表大家献祭。十二人的田夫团（fratres arvales）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团体，他们在5月祈求“创造女神”保佑庄稼丰收。这个团体在当时的地位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随后确实在王政时期备受重视。这类团体还包括替提兄弟团（the Titian brotherhood）和三十人“地区点火佃”（“curial kindlers”），前者的职责在于维护对古罗马萨宾族的特殊崇拜，后者负责照看三十个地区的炉灶。前文提到的牧神节定在每年2月举行庆典，以纪念法乌努斯神，人们在这天祈求狼神保护牛羊。参与祭祀的有昆克提族人和法比人，一直到原丘地居民被接纳了之后，他们才有了联系。牧神节是一个真正属于牧羊人的狂欢节，人们在这天会扮狼裸身跳跃，腰间束着山羊皮，手执一根皮鞭，见谁抽谁。同样地，公社也可以考虑派代表参加其他氏族的祭祀活动。

在这些最古老的祭祀活动基础上，古罗马人逐渐增加了一些新的宗教仪式，最重要的当属与新古罗马城相关的祭祀活动。古罗马城合并后不久便大肆建造城垣和堡垒，整个过程无异于重建。在古罗马，最伟大的神祇约维斯来自卡皮托尔山，他是全古罗马人民的守护神，在诸神世界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自此，该神的祭司与战神玛尔斯的两位祭司一同组成神圣的三位一体大祭司团。

也就在那时，人们开始崇拜新的罗马灶神维斯塔和与之同源的全罗马的家神。六位贞女[7]祭司俨然是全罗马人的女儿，除了举办祭祀活动，她们还需守护圣火不让其熄灭，这不仅为公民阶层树立了榜样，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预兆。这种部分公开在家举行的祭祀活动在古罗马最为神圣，正因为如此，它也成为基督教最后一个取缔的异教活动。狄安娜所处的阿文廷山代表了拉丁联盟，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没有自己的专职祭司。而对于其他众多神祇，整个罗马也逐渐习惯了依照一般节庆日举行活动，或委派专职祭司代表举行祭典以表达敬意。在特殊情况下，如遇上花神弗洛拉和果树女神波莫娜的节日，人们也特别安排了点火佃，最终点火佃的人数定为15人。但其中有三位点火佃有所区别，他们从始至终都只能从年长的公民中选出，就像过去帕拉廷和奎里努斯的舞蹈祭司的地位一直高于其他祭祀团体一样。凡是古罗马诸神的节日，国家会指定祭司团体或神职人员定期举行必要的仪式，祭祀的费用预计相当可观，一部分交由特定寺庙筹集，另一部分用罚金支付。

毋庸置疑的是，其他拉丁民族，甚至萨贝利民族的公共祭祀活动在本质上都具有相似的特点，这是不容置疑的。无论如何，点火佃、舞蹈祭司、牧神和维斯塔贞女祭司都不是古罗马特有的产物，他们在各个拉丁民族中都能见到。至少前三类在同类民族中已经形成，其设定也与罗马当地有所不同。

最终，正如国家对诸神节庆日的安排那样，每一位公民都可以在家举行相应的庆祝活动，不但可以向神敬献祭品，还能修建固定祭祀场所或推选神职人员。

古罗马不乏祭司团体和祭司，但人们遇事会亲自祈求神祇，而不问祭司。人们直接向神祇许下心愿，寻求指引。国王代表全体古罗马人民发言，如同元老代表元老院，骑士代表百人团，而不允许任何祭司介入掩盖或模糊这原本简单的关系。但与神对话确实也不容易，因为神有自己独特的解说方式，只有深谙此道的人才能理解。可一旦谁能正确解读，他便能领会神的旨意，学会解决问题，甚至在紧急时刻抑制或战胜神的力量。所以，祭神者应当经常向内行请教，听其劝告，因而众多熟悉宗教事务的人组成了各种组织和团体。这些组织完全是意大利式的，它们对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远远超过各个祭司或祭司团，但人们却常常错把它们同祭司团体混为一谈。祭司团体只负责某一特定神祇的祭祀活动，而这类组织的职责却是维护宗教仪式中常常用到的习俗。保证仪式的顺利完成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从国家的利益来看，确保这类知识代代相传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些组织形式严谨，一旦出现人员空缺，立马自行从公民阶层选人补上，这样它们便成为了技艺和科学的宝库。

依照古罗马和一般拉丁民族的政治体制，这些团体原本只分两种，一类从事占卜，另一类从事桥梁建设。

六位“鸟卜者”擅长通过观察鸟类飞行来解读神的旨意，这是一门深受大家喜爱的技艺，同时也被纳入了当时的准科学系统。六个“造桥者”[8]的名字来源于他们神圣而又颇具政治意义的职责，即负责台伯河桥的拆毁重建。他们是古罗马的工程师，熟谙度量和计算的奥秘，因而也承担了制定国家历法、宣布新月满月时刻和各种节庆日日期、监督宗教典礼流程、确保司法审判如期举行等职责。因为他们对任何宗教典礼都有特殊的监督权，所以在必要时，如遇结婚、订立遗嘱、纳子等事宜，人们必须先向他们咨询所拟议的事务是否有触犯神律之处。他们为祭祀庆典制定一般戒律（俗称“王法”），这样他们就获得了古罗马祭祀和与此有关的一切事宜的总监督权，但这项权利直到王政废除之后才得以充分发展。因为在古罗马几乎事事都与祭祀有关，因此古罗马人将一切所学的知识比作“神界和人间的科学”。事实上，古罗马的宗教法学、世俗法学和史学的基本原理都源于这一团体。因为历史的记载离不开历法和年鉴，而古罗马法庭又不能擅自制定诉讼法律原则，所以在传统上均必须保留造桥团。而有关开庭日期和宗教法学的问题，也只有这个团体有权提出建议。

在某种程度上，除去“鸟卜者”和“造桥者”这两个最古老、最著名的组织，由二十人组成的随军祭司团也算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宗教事务组织。它相当于一个活动的档案馆，一直以来保存着与邻邦签订的各项条约，有权对触犯条约嫌疑的行为作出权威裁决，必要时有权进行谈判和解或宣布开战。他们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与造桥团在宗教和法律上的地位相当，另一相同点是，两者都只有解释法律之权，但无宣判执法之权。

但是，无论这几个团体的名声多么响亮，所辖职能多么重要和广泛，都从没忘记其职责所在，各个团体的领导者更是如此。他们的职责不是发号施令，而是提供经验性建议；并非直接祈求神祇寻得答案，而是向求神的人解释神的旨意。所以，哪怕地位最高的祭司也还是位于国王之下，没有国王的允许，不可向他进言。国王有权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观察鸟类的飞行；占卜师只能站在国王一侧，必要时才向国王传达神祇的旨意。同样，除非由他人指定处理相关事务，否则占卜师、造桥师和随军祭司团成员不得干预国际法和习惯法运行。古罗马人人笃信神灵，并且坚守一项原则，即古罗马祭司毫无权力，他们不得发号施令，与其他公民无异，即便对最卑微的行政官也必须唯命是从。

拉丁人信奉神祇主要出于现实享乐的需要，对大自然野性力量的恐惧倒是其次。为了表示对神的敬仰，他们畅谈喜悦，吟诗歌唱，游戏舞蹈，举办宴会。意大利同其他发展农业的部落一样，人们平常所吃的大都是蔬菜，因此宰牛在过去不仅是一种家庭盛宴，也是一种祭祀仪式。猪之所以成为最受欢迎的祭品，是因为它经常被用作宴会烤肉。但古罗马人生性节俭，一切靡费无度和过度放纵的事情都与他们无关。原始拉丁宗教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待宗教事务节俭有度。一直以来整个民族注重道德自律，这也极大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因此，拉丁人从来不会过度放纵自己以至于做出出格的事情。拉丁宗教的核心在于，深藏于心中的道德冲动引导人们将世俗的罪恶和惩罚与诸神世界联系起来。

一旦有人反抗神灵犯下了罪孽，他就必须受到惩罚以向神赎罪。将被判死刑的罪犯处死是为了让他为自己所犯的罪孽赎罪，就像在正义之战中上阵杀敌那样；夜间偷拿田里粮食的窃贼得罪了谷神克瑞斯，须受绞刑以赎罪，正如敌人在战场上得罪了大地之母和善良之神那样也必须赎罪。类似传闻的原因有些难懂，听起来甚至令人害怕：一旦众神发怒，而绝对有罪的那个人却逃之夭夭，这时若有一人自愿站出来承担罪责，众神的怒气才能平息。地上裂开一个释放毒气的深坑，这时若有一个勇敢的公民自愿赎罪一跃而下，深坑才会闭合不见。战争眼看着要败了，这时若有一个勇敢的公民自愿赎罪舍身抗敌，战争最终才能转败为胜。

关于“圣泉”的由来也流传着一个类似的传说：无论是牲畜还是人，他们在指定时间内诞下的后代一概是献给诸神的祭品。如果这种行为可称为“人祭”，那么这种祭祀方式符合拉丁人信仰的本质；但我们一定要加以说明，回顾过去，这种以人供祭的方式，就用于献祭的人而言，只限于经民事法庭裁定有罪的人以及无罪却自愿赴死的人。(www.xing528.com)

若用其他方式以人供祭则违背了祭祀的基本理念，至少在印度—日耳曼各部落之间，人祭是后期社会退化和野蛮化所造成的结果。古罗马人从未接受过这种祭祀方式，即使到了极其危难的时刻，古罗马人也几乎不会通过迷信和绝望这类糟糕的方式寻求解脱。此外，相对而言，我们难以发现古罗马人迷信鬼怪、害怕魔法或参与秘密宗教事务的蛛丝马迹。神谕和预言在意大利从未像在古希腊那样受到重视，从未重要到能控制人们的私人或公共生活。但从另外一方面看，拉丁宗教也因此不免变得异常枯燥乏味，一整套紧张而沉闷的祭祀仪式下来，人们早已无法忍受它的枯燥了。

之前我们说到，意大利人认为在万物中神祇最能帮助他们达到非常重要的现实目标，因为意大利人倾向于可触知的和真实存在的事物，与他们的宗教理念如出一辙，而且这一倾向在当今意大利人的圣人崇拜中也同样明显。神之于人正如债主之于债户，每一个神都有正当权利要求人们举办特定的表演活动祭祀他们，正如每一位债主都有正当权利要求债户支付一定数额的欠款。人世有多少事，天上就有多少神，任何人若在任何神的祭祀活动中如有疏忽或者不当，都会在相应事件中遭到报应。所以，单单了解个人的宗教义务也是一件费力麻烦的事，于是熟谙神律和其中要求的祭司，如造桥师，必然能获得超凡的影响力。正直的人以商人恪守信用般的态度履行人世间的义务，并以同样的态度履行神圣礼仪的规定，而且如果有时神做了他的分内事，人们要做的就会更多。人们甚至还会与神进行投机买卖：无论就事实还是就名义而言，立誓就是人与神之间结下的一项正式契约，人们以此向神保证，如得神庇佑，他们便给神相应的回报。而且，古罗马法中有一原则，任何契约绝不能派代表来缔结，而这一原则也导致了拉丁姆地区的个人宗教事务绝不允许祭司参与调解。

不仅如此，因为古罗马商人有权只按字面意思履行契约而不违背契约的相关法律，所以在古罗马神学家的指导下，人与众神交往只流于实物模拟而非实物。他们用洋葱头和罂粟头供奉天神，这样便能躲过天神的闪电，使其单单劈向那些洋葱头和罂粟头；每年到了祭祀台伯河神的时候，人们都会将三十个用灯芯草扎成的木偶扔进台伯河，这些都是河神要求的祭品。在这里，人们不仅认为神慈悲、宽恕，还必然对其存有一丝看似虔诚的狡猾，他们想通过假意满足神的要求来安抚和欺骗那令人敬畏的神。所以，古罗马对神的敬畏大大影响了人们的态度，泛神论和一神论各自的基本思想，绝不是对主宰万物的自然界或万能的神的一种敬畏，而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畏惧。

债务人一接近他那公正、但十分苛刻的又颇有权势的债主便直哆嗦，这种胆怯心理同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畏惧在本质上并没什么不同。显然，这样一种宗教更容易抑制艺术灵感和思辨思维，而不是激发它们。古希腊人给原始时代的一些简单想法注入了血肉，这样形成的神的思想不仅是雕塑艺术和诗歌艺术的素材，而且适用性更强，更加灵活多变，这也是人性最深层次的特征。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神的思想对任何想要主宰世界的宗教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这种方式，人类简单的自然观扩展形成了对整个宇宙的看法，朴素的道德观进化成了普遍的人性观。很长一段时间内，古希腊宗教吸纳了整个国家思想上的发展，包括一切自然的和超自然的观点，并不断增添新的思想内涵从深度和广度上发展了它，最终想象和思辨冲破了培育这些宗教思想的土壤。但在拉丁姆地区，神的具体概念仍旧是完全透明的，没给艺术家和诗人任何发挥想象力的机会。而且拉丁宗教对艺术总是抱着一种疏远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因为神灵只是也只能是现实现象在精神层面上的解释，他们理所当然地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了各自的居所——神庙及神像；人们双手建成的围墙和神像似乎也只能模糊和扰乱有关神的概念。因此，最初的古罗马宗教里的神并没有具体的神像，也没有供奉他们的地方。

尽管拉丁姆地区的人很早便信仰神祇，可能还效仿古希腊人供奉神像并为神建造一座座小教堂，但人们认为这些象征神的神像与努马制定的法律是背道而驰的，甚至是不纯洁的和异国的文化入侵。古罗马宗教所有的神像中几乎不存在某个独特的形象，恐怕只有双头的雅努斯神算是例外，甚至瓦罗还嘲笑过渴望拥有木偶和雕像的人们。

古罗马的诗歌和思辨哲学之所以极度贫乏，其根本原因同样在于古罗马宗教缺乏生动力。不仅如此，在实际应用领域我们还发现了同一明显的特征。古罗马的祭司，尤其是造桥者，逐步研写了一部道德法典，为古罗马人不断增添实际利益。一方面，这部法典能在国家没有警察直接监管的时候作为治安法规使用，另一方面，它将违背道德之人带去神庙施以神的惩罚。属于第一类的法规包括以宗教方式告诉大家各个节庆日应有的庆祝活动、按农业丰收的要求管理田地和葡萄园（后续章节将详加叙述）、与卫生监管问题有关的对灶神和家神的崇拜以及古罗马人早期单独采用的火葬法。

古罗马人运用这种焚烧尸体的办法远远早于古希腊人，它蕴含了对人类生死的一种理性看法，这一点不仅在原始时代，甚至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都是不常见的。拉丁人的国教能够实行这些和其他类似的改革，已是不小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这部法律起到了良好的教化作用。如果丈夫卖了他的妻子，父亲卖了他已婚的儿子，儿子殴打了他的父亲或是媳妇殴打了公公，店主对客人或手下背信弃义，想占便宜的邻居擅自搬动界石，以及夜里窃贼偷盗大家辛勤劳动获得的粮食，这些触犯法律的人都会受到神的诅咒。而这些被神诅咒的人并不会被放逐，因为放逐本身违背了一切古罗马的公民秩序，所以只有在公民秩序出现争议时人们才会采用，这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神的诅咒。公民个人甚至是毫无权力的祭司都无权施行这样一种神的诅咒，被逐者首先应当接受神律的裁决，而不应由人随意进行裁断。而作为一切诅咒依据的这种虔诚的民间信仰，必定能够约束人们轻狂邪恶的本性。但惩罚也不局限于神律裁决，事实上，国王有权也有义务实施惩罚。法律依照犯罪事实设置不同的惩罚，一旦某人的犯罪事实经慎重裁决确定之后，国王将下令处死冒犯神祇的他。整个处死过程就像宰杀一只用作祭品的动物，这样一来可以洗净社会的个人犯罪之风。如果所犯罪责较轻，犯罪者可以免去死罪，那么只需呈送一只动物祭品或类似的礼物即可赎罪。因此，整个刑法最终的裁决依据还是赎罪这一宗教观念。

但除了维护社会秩序和进行道德教化以外，拉丁姆地区的宗教并没起到别的作用。在这方面，古希腊远胜过拉丁姆，这是因为古希腊宗教不仅促进了智力的发展，还使整个民族变得前所未有的团结。古希腊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件和古希腊民族的一切共同财富都是围绕着神谕和神的节日发生的，这些神包括德尔斐的阿波罗、奥林匹亚的信仰之女缪斯。然而在这一点上，拉丁姆也并不是全无优势可言。拉丁宗教经过简化变成日常生活中一个个可被感知的现象，人人都能完全理解并相互交流。因此，古罗马社会维护公民的平等。而在古希腊，宗教已上升成为最高度的思想，它自远古时期起接受了充满智慧的贵族们的一切祝福和诅咒。拉丁宗教同其他宗教一样，都开始于对未知事物的探索。透明的神界看来好像并不深奥，但这只是表面观点，就像人们看到清澈的溪水就低估了溪水的深度那样。这种充满激情的信仰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消失，就像清晨的露水在日出前蒸发不见一般，这都是必经的过程，而拉丁宗教最终也会衰落破灭。与世间大多数人尤其是古希腊人相比，拉丁人那朴素的信仰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正如光相互作用成就了色彩却最终也因它们暗淡，信仰创造了艺术和科学最终也毁了它们。

在整个进程当中，种种因素决定了它是发展还是毁灭。而在早期那个朴素的时代，人们利用同一自然规律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后人极力追赶却也只是徒劳。古希腊人在智力上获得极大发展，创新结合了宗教和文学的发展（虽然两者结合并不完美），使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治联盟再无可能。他们抛开了自己朴实的本性、适应能力、自我奉献精神和融入的动力，而缺少这些要素任何联盟都无法成立。有一种史观认为要想表扬古希腊人则必须批评古罗马人，要想表扬古罗马人则必须批评古希腊人，这种幼稚的观点是时候改变了。正如我们安排橡树生长在玫瑰旁，两种植物一番较量后不相上下，罗马和希腊这两个古老时期诞生的最伟大的国家也是如此，我们应当抛开对它们的赞扬或谴责，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它们一定都有各自独特的优势和不足。在两国的形成时期，古希腊开始接触东方而古罗马则不然，而这无疑才是造成两国差异的最深层和最根本的原因。无论世上的人如何强大，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创造古希腊文明和后来基督教文化那样的传奇。当阿拉米人的宗教思想渗入印度—日耳曼民族的土壤，历史才成就了这些最灿烂的传奇。但如果单凭这一原因说古希腊是纯朴人类的发源地，那么拉丁姆也不愧为古今民族发展的原型，后人应当一致推崇并学习。

古罗马宗教的整个发展过程纯粹、自由且具有彻底的民族特色，它的特点和影响也是如此。自远古以来，不断有别的宗教祭祀仪式和制度从国外引进，但这并未破坏古罗马本国宗教的民族特色。同样，古罗马授予个别外邦人公民权也并没破坏城邦的国有化性质。自然而然地，古罗马人和历史更为悠久的拉丁人互相交流了各自的宗教思想，展开了物物交换的贸易活动。更值得注意的是，外族的神祇和祭祀传统也纷纷传到了古罗马，例如我们在前文谈到的萨宾人保留下来的独特的祭祀仪式，我们并不确定古罗马宗教是否借鉴了埃特鲁斯坎地区神祇的概念。旧时人称守护神为拉斯（原指贪婪好色的），人们通常认为拉斯和记忆女神密涅瓦（原指精神、技艺）最早起源于埃特鲁斯坎地区，但恰恰相反，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是拉丁姆地区土生土长的神。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古罗马人在所有外邦宗教中最早注意到了古希腊宗教，并且对它感兴趣的人也最多，这也符合我们在与古罗马人“交往”中所了解的情形。古希腊神谕也记录下了古希腊宗教最初传入古罗马的那一刻。古罗马神的语言只有肯定否定之分，人们要想知道他的意图只能抽签[9]，这种方法最早是由意大利人提出的。自远古时代以来，健谈的古希腊诸神不断发表言论进行预言，而在东方宗教的各种推动作用下，人们才渐渐开始理解这些预言。古罗马人甚至从早期开始便设法保留神的劝言。阿波罗的占卜女祭司，即库玛依女祭司就曾在树叶上记录神谕，这种树叶还因此作为最珍贵的礼物赠予从坎帕尼亚来做客的古希腊人。

为了解读这本预言书，古罗马很早便专门设立了一个祭司团体，由两位富有学识的男士组成，其地位仅次于占卜团和大祭司团。国家会出资雇佣两名精通古希腊语的奴隶为他们服务。人们为了避免即将到来的灾祸需要进行祭祀，而他们却不知道应当祭拜哪位神祇或选用何种祭礼，这时他们会向保管神谕的人求助，但早期古罗马人也会直接去往德尔斐向阿波罗寻求建议。除上述与宗教交流有关的传说以外，另外还有不少佐证，例如我们熟知的所有意大利词典都收纳了与德尔斐神谕密切相关的“thesaurus”一词；阿波罗这一名字最古老的古罗马形式为“Aperta”，意为“起源”，是多利克方言中“Appelon”一词的同源变体，这样粗俗的表达恰恰表明这个词由来已久。意大利人欣然接纳了古希腊神赫拉克勒斯，还称他为大力神。早期人们对他的角色有着独特的理解，起初认为他是冒险获利和暴富之神。因此，一旦将军缴获了战利品或商人盈利，便会去往牲口市场的大祭坛，将获利的十分之一献给赫拉克勒斯。因为早期人们往往在大祭坛订立契约并立誓为证，他还因此成为掌管一切商务契约之神，其作用相当于古拉丁的信义之神。

从很早开始，人们对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信仰便无处不在，引用一位古代作家的话说，意大利每个村子里的人都爱他，每一条城里大街、乡间小路都设有他的祭坛。此外，古希腊人很早便听说了水手之神卡斯托尔和波吕丢刻斯（古罗马人称波吕克斯）、买卖之神赫尔墨斯（即古罗马神话中的墨丘利）以及医神阿斯库勒比尔斯，只是后来才当众祭拜他们。善意女神玻娜的节日名damium与古希腊语damion或deimion相对应，其由来也同样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古罗马神利柏耳·佩特在后来被当作“拯救之父”，等同于古希腊的酒神，即“放纵者”；还有古希腊的冥神（古希腊名为Pluto，古罗马名为Dispater）也称为古罗马的“施财之神”；冥后珀耳塞福涅曾因名字首字变音和意义转换变为古罗马地狱之后普罗塞耳皮娜，也称播种丰收之神，这些都是古时词语相互借用的结果。甚至古罗马和拉丁联盟的女神和阿文廷山上的狄安娜女神似乎也是模仿了小亚细亚爱奥尼亚族人的联盟女神，又称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至少此神在古罗马神庙中的雕像是仿照以弗所人的模样而塑造的。东方思想早早便渗入了阿波罗、狄奥尼索斯、普鲁托、赫拉克勒斯和阿尔忒弥斯的神话之中，而在这样一个时期，阿拉姆宗教只能通过这些神话间接对意大利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古希腊宗教的传播主要依赖一定的贸易往来，并最初由商人和航海者带到意大利。

这些借用外国语言的例子未受到重视，而原始时代有关自然界中各种象征形象的传说几乎也失传了，其中也包括卡库斯的公牛传说。我们发现，古罗马宗教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是古罗马民族的有机创造。

从我们仅有的文献资料来看，萨贝利人和翁布里亚人的宗教与拉丁宗教在根本观点上是完全相同的，而只在色彩和形式上存在地方性差异。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别在于，古罗马专门设立了一个祭司团体保护萨宾人的宗教仪式。这颇有教育意义，向我们解释了两者差异的本质。对于这两个民族来说，观察鸟类飞行都是常用的向神寻求建议的方式，但替提人和古罗马人观察的不是同一种鸟，这一点无论在哪都是成立的。两个民族都把神灵视为现实世界事物的抽象化反映，不带有个人色彩，他们的不同点只在于表达和仪式。对于当时信仰宗教的人而言，这些差异显得十分重要，也是正常的。如果真存在某种独特的特征，我们也无法理解了。

从埃特鲁斯坎人流传下来的祭祀仪式来看，他们的宗教传达的是另一种精神。埃特鲁斯坎人的宗教推崇的神秘主义令人悲观厌烦，这种神秘论包含神祇数量的变化、占卜术以及极其荒谬的主教就任活动，而主教却始终拥有一大批自己的信徒。虽然我们对埃特鲁斯坎宗教的了解远远不如拉丁宗教那样全面，但可以肯定的是，埃特鲁斯坎宗教的一些特色可能就体现在后人的一些细微举措上，而最后流传下来的恰恰是与拉丁宗教最格格不入的那些阴暗古怪的教义。但保留下来的这些教义足以证明，埃特鲁斯坎人的本性才是造成宗教中神秘主义和野蛮之风的根本原因。

仅凭对埃特鲁斯坎人宗教的这些认识，我们无法领会埃特鲁斯坎人与意大利人两者之间神的概念在本质上的差异。显而易见，埃特鲁斯坎最著名的反而是那些恶毒和招惹是非的神。正因为埃特鲁斯坎人对神祇的祭礼相当残酷，特别是杀害俘虏用作祭品，所以他们在卡瑞城残杀了被俘的弗凯亚人，在塔昆尼杀害了被俘的古罗马人。拉丁人曾设想，人死之后会化作一群安静的“善灵”成为地狱和平的主宰。但埃特鲁斯坎人的宗教展现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狱，可怜的灵魂注定要遭受皮鞭的鞭笞和巨蛇的折磨，带他们去往地狱的鬼差，十分凶残还伴有兽性，背后长着翅膀，手执巨锤。之后在古罗马举行的角斗比赛中，会专设一人将失败者的尸体搬离赛场，此人衣着便参考了鬼差的形象。地狱的惩罚同灵魂的状态之间存在某种固定关系，因而人们能通过救赎逃脱地狱的惩罚，即完成某种神秘的祭祀之后，可怜的灵魂便可升天而与众神为伍。值得注意的是，埃特鲁斯坎人为了增加渡往地狱的亡灵，很早便引用了古希腊人最黑暗的教义，如阿克隆（古希腊神话中的地狱）和卡隆（古希腊神话中的亡灵摆渡人），它们对规范埃特鲁斯坎人的行为产生了重要作用。

埃特鲁斯坎人对解释各种预兆特别上心。古罗马人在大自然中发掘神祇的声音，不过，古罗马的鸟卜者只能解释一些简单的预兆，并大致预测某一事件的吉凶。对他们来说，自然界的一切反常现象都是凶兆，并且会阻挠正在进行的行动，例如当遇到雷电交加的天气，人们会立即暂停公民大会；他们还力求摆脱之法，例如长相怪异的婴儿一旦诞下便立即被处死。但在台伯河的彼岸，更为严重的事也会发生。通过观察闪电和用作祭品的动物的肠子，知识渊博的埃特鲁斯坎人能详细预测信徒们未来的命运。神谕越是奇特，征兆和奇事就越是令人震惊，他们就越有把握解读神的旨意，寻得避免灾祸的方法。

由此，诞生了分析闪电、动物肠子和奇特现象的学科。这些知识，尤其是闪电学，为了标新立异而过分强调细微的差别，甚至有些钻牛角尖。在塔昆尼附近的一块田里，一位农夫挖出了一个叫塔格斯的侏儒，他个头和小孩一般，却满头白发。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孩子气长相的人，嘴里还胡言乱语，该是有多滑稽。他向埃特鲁斯坎人透露了闪电的奥秘之后，立马就死了。他的弟子和继承人会向人们揭秘哪些神祇习惯投掷闪电；如何通过闪电的颜色和出现方位分辨神的身份，以及闪电预示的是一种永久状态还是单个事件，而如果单指某一事件，又将进一步判断该事件是不可更改的，还是凭借人力可以改变的。我们偶尔也能从那些法术中发现他们收取报酬的强烈愿望，例如教人们如何将闪电在击中的那一刹那将其引开，如何控制可怕的闪电进行攻击，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神奇的法术。一些事实表明，古罗马人对这些把戏深恶痛绝，甚至后来人们即便在古罗马应用这类法术，也从没想过引进它们。而到了如今这个时代，古罗马人大概仍然认为，有本土和古希腊的神谕替他们预言就够了。

埃特鲁斯坎人的宗教之所以比古罗马宗教高级，是因为埃特鲁斯坎人恰恰具备古罗马人所缺乏的基本发展动力——宗教外衣包裹下的思辨能力。蒙面神（-Dii involuti-）主宰着现实世界及诸神的一切，连埃特鲁斯坎人的朱庇特神都要与他们商议。尽管如此，世界是有限的，一旦形成，历经几个现世之后又将破灭。但鉴于埃特鲁斯坎人的宇宙论和哲学曾闪烁过的智慧光芒，对于这些我们难以评价。不过，人们之所以一开始便注意到这些，似乎是因为枯燥无味的宿命论和乏味无趣的数字游戏。

[1]显然，这就是晨母（Mater matuta）本身，我们由此可以联想到与此有关的一个情形，正如Lucius，尤其是Manius名字所表现的那样，人们认为早晨能为新生儿带来幸运。大概在后世受海中女神琉喀忒亚神话的影响，Mater matuta成为海洋和港口女神。而该女神主要受女性敬奉，与人们最初以为她是港口女神的观点不符。

[2]由Maurs变体而来，是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文字形式。由于人们对u的处理方式不同，所以演变成Mars，Mavors和Mors三种形式；从Mar-Mor（复数形式为Ma-murius），Mar-Mor和Ma-Mers这类双层结构中，我们还发现原有形式当中的字母u之后被人们用字母o替代，例如Paula一词之后演变成Pola。

[3]国际私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在世界各国民法和商法互相歧异的情况下，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和商法关系，解决应当适用哪国法律的约束。由于涉外因素又称国际因素，民法和商法在西方传统上称为私法，国际私法因而得名。广义的民法可以包括商法，在各国民法和商法互相歧异的情况，法律术语称为民法的抵触或民法的冲突，或称法律的抵触或法律的冲突，因此长期以来这一部门法被称为法律抵触法或法律冲突法。——译者注

[4]对雅努斯来说，一切门和早晨时光都是神圣的。人们在向神祷告时，最先选择他，在制造钱币时，最先刻画他的模样，这些无疑都表朋，雅努斯象征着开放和开端。与门通往两边类似，雅努斯的双头各朝一边。人们将他视为太阳之神和年岁之神，但却引来许多非议，因为最初以他名字命名的月份是十一月，而不是第一个月。仲冬农闲过后，人们继续田间劳作，似乎这才是该月名称的真正由来。尽管如此，雅努斯仍象征着新一年的开端，尤其在一月成为各月之首以后，更是如此。

[5]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234—前149年）通称为老加图（Cato Maior）或监察官加图（Cato Censorius），以与其曾孙小加图区别。他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演说家，公元前195年的执政官。老加图在拉丁文学的发展方面有重大影响。他是第一个使用拉丁语撰写历史著作的罗马人，也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拉丁语散文作者。在他之前，罗马主要的文学语言是希腊语。——译者注

[6]罗慕路斯（Romulus，约公元前771年出生，约前717年逝世），罗马城的建造者，也是古罗马的王政时代首位国王。——译者注

[7]贞女是侍奉圣火维斯塔女神（Vesta）的女祭司，因奉圣职的30年内须守贞而得名。罗马给予维斯塔贞女很大的特权，这些特权到了后世仍得到保留，只不过被体系化，整合到家庭法中，以家父权及监护的例外的面貌出现。——译者注

[8]关于此事最可信的佐证在于，在依照拉丁模式所建立的民族当中，鸟卜者和造桥者无处不在，这在《论土地法》第二章和大量碑文中有相关记载。劳伦图姆随军祭司中的Pater patratus也是如此，而其他祭司团体则十分少见。因此，前者与十等分制、点火佃、舞蹈祭司和狼神团享有相同的地位，都是拉丁民族十分古老的遗产。然而，执政官（sacris faciundis）和其他团体，如三十人团体、塞尔维部落和百人军队最初起源于罗马，却也因此一直只在罗马活动。但就第二个团体造桥团而言，也许正因为受到罗马的影响，人们采用了一般的拉丁形式对它命名，废弃了原本的多个名字，只保留了其中一个。Pons原本不指桥，而通常表示“道路”，因此，pontifex意为“修路者”，这一猜测用语言学知识解释颇为合理。至于鸟卜者的最初人数，人们对此说法不一。有人认为，鸟卜者的人数一定是奇数，但这一观点遭到了西塞罗的驳斥（详见《论土地法》第2卷，35页）。李维提出反对，称罗马鸟卜者的数量必须是三的倍数，所以其基数必然是奇数。据李维所说，至奥古尔尼立法之时，鸟卜者存有六人，而西塞罗称罗慕路斯曾设四位鸟卜者，努马设两位鸟卜者，恰恰也证实了这点（详见《论国家》第2卷，9页）。而至于造桥者的人数，参考《罗马法》第2卷，20页。

[9]Sors源于serere，成排摆放。所谓的签也许就是挂在一条线上的许多小块木片，人们扔签会形成许多种数字图案，会让人们联想到古时的北欧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