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按所有制或控股类型,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绝对控股公司、国有强相对控股公司、国有弱相对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和无国有股份公司,本章将对这五类所有制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指数和绝对值进行比较分析。
24.1.1 高管薪酬指数和绝对值的总体比较
表24-1比较了2020年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指数与高管薪酬绝对值,并按照均值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了排名。
表24-1 2020年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和薪酬绝对值比较
续表
从表24-1可以看出,就高管薪酬指数而言,无国有股份公司的高管薪酬指数均值最高,为247.2218,其后依次是国有参股公司、国有弱相对控股公司、国有强相对控股公司,高管薪酬指数均值最低的是国有绝对控股公司,为57.2953。国有强相对控股公司相较于其他四类所有制上市公司,更接近100,即其高管的平均激励程度相对更为适中。高管薪酬指数中位值从高到低的位次与平均值相同。从标准差来看,2020年国有参股公司和无国有股份公司的标准差明显高于其他三类所有制上市公司,分别为790.7136和776.4792。而国有绝对控股公司的标准差最小,仅为100.3160。2020年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的离散程度呈现较明显的两极分化,而且两极内部之间的差别也都比较大。
就高管薪酬绝对值而言,不同所有制的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绝对值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国有弱相对控股公司高管薪酬均值最高,其后分别为国有参股公司、国有强相对控股公司、国有绝对控股公司,无国有股份公司高管薪酬均值最低。从标准差来看,国有弱相对控股公司高管薪酬离散程度最大,国有绝对控股公司和国有强相对控股公司的高管薪酬标准差相对小一些。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绝对值离散程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图24-1更直观地反映了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均值的差异。可以发现,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指数均值相差很大。两类非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薪酬指数均值相差不大,且都高于三类国有控股公司和总体的高管薪酬指数均值,而三类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薪酬指数均值则低于总体均值,尤其是国有绝对控股公司和国有强相对控股公司。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随着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份比例的降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均值表现出逐渐提高的趋势,即国有股份比例越高,其高管薪酬激励相对于企业绩效来说就越低。但需要注意的是,高管薪酬指数低,尽管从数字上看表明薪酬激励不足,但从客观角度,应该考虑企业业绩是否都是或主要是由高管贡献带来的,因为现实中,不少国有企业还有很强的垄断性质,很多业绩是由垄断特别是政府赋予的垄断资源(包括无形的垄断资源,如特殊政策)产生的。
图24-1 2020年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均值比较
我们进一步将国有绝对控股公司、国有强相对控股公司和国有弱相对控股公司归类为国有控股公司,将国有参股公司和无国有股份公司归类为非国有控股公司,表24-2比较了2020年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薪酬指数和高管薪酬绝对值,并按照均值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了排名。
表24-2 2020年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和薪酬绝对值比较
续表
由表24-2可以看出,从2020年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的平均值和中位值来看,非国有控股公司都远高于国有控股公司,其中非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指数均值是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指数均值的2.53倍。就离散程度而言,非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指数的离散程度远高于国有控股公司。就高管薪酬绝对值而言,非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的平均值小于国有控股公司,而中位值、最大值、最小值和标准差都高于国有控股公司,其中中位值很接近。可以看出,非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指数明显高于国有控股公司,但非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绝对值均值却略小于国有控股公司,这反映了两类所有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其绩效的对应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进一步根据三类最终控制人的划分,比较2020年这三类最终控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指数和高管薪酬绝对值,并按照均值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了排名,参见表24-3。
表24-3 2020年不同最终控制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和薪酬绝对值比较
从表24-3可以看出,地方国企(或监管机构)最终控制的公司的高管薪酬指数均值高于中央国企(或监管机构)最终控制的公司,但前者的高管薪酬绝对值均值却低于后者。另外,中央企业(或监管机构)和地方国企(或监管机构)最终控制的公司的高管薪酬指数均值都远低于非国有企业或自然人最终控制的公司,但中央企业(或监管机构)最终控制的公司和地方国企(或监管机构)最终控制的公司的高管薪酬绝对值均值却高于非国有企业或自然人最终控制的公司。
24.1.2 高管薪酬激励区间的总体比较
根据本报告使用的四分之一分位法,我们将高管薪酬指数划分为激励过度、激励适中和激励不足三个区间。表24-4列示了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指数和绝对值情况,并分别按照激励适中的比例和高管薪酬绝对值均值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了排名。(www.xing528.com)
表24-4 2020年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区间比较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某类所有制上市公司中不同激励类型公司数占该类所有制公司总数的比例。
由表24-4可知,从高管薪酬指数来看,无国有股份公司高管薪酬激励适中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国有参股公司和国有弱相对控股公司,这三类公司高管薪酬激励适中的比例都超过50%的标准比例;国有绝对控股公司高管薪酬激励适中的比例最低,为34.91%,远低于50%的标准比例。无国有股份公司高管薪酬激励过度的比例最高,为32.72%,远高于25%的标准比例;国有弱相对控股公司、国有强相对控股公司和国有绝对控股公司这三类公司高管薪酬激励过度的比例都低于25%的标准比例。国有绝对控股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不足的比例最高,为57.70%,远高于25%的标准比例;其后依次是国有强相对控股公司和国有弱相对控股公司,也都超过25%的标准比例;国有参股公司和无国有股份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不足的比例则都低于25%的标准比例。
图24-2更直观地展示了2020年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情况的差异。图中纵坐标列示的所有制顺序由下到上,依次对应的是薪酬激励适中比例由高到低,无国有股份公司高管薪酬激励适中比例最高,国有绝对控股公司高管薪酬激励适中比例最低。
图24-2 2020年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区间比较
从高管薪酬绝对值来看,在激励适中区间,国有弱相对控股公司高管薪酬均值最高,为140.9808万元,最低是无国有股份公司,高管薪酬均值为95.7075万元;在激励过度区间,国有绝对控股公司高管薪酬均值最高,为152.3868万元,最低是无国有股份公司,为111.7844万元;在激励不足区间,国有弱相对控股公司高管薪酬均值最高,为168.6513万元,最低是国有绝对控股公司,为100.1076万元。从数据可以看出,激励过度区间中的高管薪酬并不一定比激励适中区间的高管薪酬高,也并不一定比激励不足区间的高管薪酬高,激励不足区间的高管薪酬也不一定比另两个区间的高管薪酬低,因为高管薪酬指数反映的是高管薪酬与其绩效的吻合度,只看高管薪酬绝对值是反映不出激励的本质内涵的。
图24-3更直观地展示了2020年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不同激励区间的高管薪酬均值的差异。可以看到,五类所有制上市公司存在于每个激励区间。
图24-3 2020年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不同激励区间高管薪酬均值比较(单位:万元)
我们进一步把五种所有制类型归类为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两种类型,表24-5列示了两种类型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指数和绝对值情况。
表24-5 2020年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区间比较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某类所有制上市公司中不同激励类型公司数占该类所有制公司总数的比例。
由表24-5可以看出,从高管薪酬指数比较,非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激励适中比例较高,为53.31%,大于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激励适中比例42.55%,但只是略高于50%的标准比例;非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激励过度的比例也较高,为30.54%,高于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激励过度的比例12.48%和25%的标准比例;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不足比例较高,为44.97%,远高于非国有控股公司薪酬激励不足的比例16.15%和25%的标准比例。
从高管薪酬绝对值比较,在激励适中区间,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均值比非国有控股公司高出11.02万元;在激励过度区间,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均值比非国有控股公司高出25.77万元;在激励不足区间,非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均值比国有控股公司高出23.55万元。可以看出,在激励适中和激励过度两个区间,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绝对值均值都比非国有控股公司高,而在激励不足区间,则反之。
再按三类最终控制人的不同,比较三类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情况,参见表24-6。
表24-6 2020年不同最终控制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区间比较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不同最终控制人上市公司中不同激励类型公司数占该类最终控制人公司总数的比例。
由表24-6可知,从高管薪酬指数看,中央企业(或监管机构)最终控制的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适中的比例与地方国企(或监管机构)最终控制的公司相差不大,两者都低于50%的标准比例;两类企业高管激励过度和激励不足的比例也相差不大,但激励过度的比例远低于25%的标准比例,而激励不足的比例则远高于25%的标准比例。另外,两类企业高管激励适中和激励过度的比例都远低于非国有企业或自然人最终控制的公司,而激励不足的比例却远高于后者。这意味着,中央企业(或监管机构)和地方国企(或监管机构)最终控制的公司中有43%左右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适中的同时,也有45%左右的公司存在激励不足问题。
从高管薪酬绝对值看,在激励适中和激励过度两个区间,中央企业(或监管机构)最终控制的公司的高管薪酬均值都高于地方国企(或监管机构)和非国有企业或自然人最终控制的公司。在激励不足区间,非国有企业或自然人最终控制的公司的高管薪酬均值高于中央企业(或监管机构)和地方国企(或监管机构)最终控制的公司,地方国企(或监管机构)最终控制的公司的高管薪酬均值最低。这同样反映了,高管薪酬低未必激励不足,高管薪酬高仍可能是薪酬激励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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