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表中恤刑的地域范围统计看，针对京师所进行的恤刑次数最多。如果对比针对全国范围的次数，则针对京师的恤刑次数占到了恤刑总数的85%。究其原因，首先与前述恤刑多因京师出现旱象而举行有关。当京师雨泽愆期，身在京城的皇帝自会有所感受，为感召上天，祈求降雨，采取包括恤刑在内的各种禳灾措施也是正常反应。其次由于认为雨泽不足是政事有所缺失所致，皇帝对政权的最高层，即京师开始清理刑狱也是最为简便，最为有效的形式，不仅能自己指挥与监督，同时还能对下级官吏的行政起到表率作用。因此，笔者认为，清代的因灾恤刑集中于京师，并非因为京师的刑狱更加不公或积压严重，而是更多地出于政治考量，也更符合禳灾本身的仪式化特征。
针对京师之外的地区的恤刑数量也并不少，但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是因京师出现旱象或受灾而对全国范围进行恤刑；第二是对京师恤刑时，同时要求直隶也一体办理；第三是针对其他受灾省份（包括直隶）进行的恤刑。故严格说来，真正的因遭受灾害而进行的恤刑主要是对京师之外的直省而进行。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这类恤刑共21次，从雍正朝开始出现，至乾隆朝成为定制，涉及的省份包括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江苏、安徽、福建等九省。对比李向军制作的清代分省灾害年表，清代在1840年以前发生旱灾的排名前十位的省份中，仅福建、陕西二省不在其列，而直隶、山东、甘肃则高居前三位。[32]
雍正朝的因灾恤刑中，有三次针对京师以外省份的情况，皆为皇帝在上谕中直接对封疆大吏提出要求，地方并无权力在灾时自行进行恤刑，或请求朝廷准予恤刑。至乾隆七年情况发生变化。当时京师雨泽稀少，直隶、山东、江南（江苏、安徽）三省亦发生旱灾，乾隆帝在要求刑部清理刑狱的同时，也准三省照例恤刑，并著为例，“嗣后各省如遇灾眚之年，著该督抚将清理刑狱之处，奏闻请旨”。[33]乾隆帝在第二年另一份上谕中又称：
去岁春季京师雨泽稀少，朕虔诚祈祷，曾降旨将轻罪人犯分别减免，因推广于各省，如遇灾眚之年，著该督抚将清理刑狱之处，奏闻请旨。又恐各省远近不同，请旨行文办理已不及时，因令该督抚除徒、流等罪外，其各案内牵连待质，及笞、杖内情有可原者，一面量行减省，一面具摺奏闻。务使恤刑弭灾之意，不致羁迟也。[34]
据此，可以得知允许各省根据灾情报请批准恤刑的规则为：各省遇灾得请旨清理刑狱；徒、流等罪之减免处理须上报朝廷批准；笞、杖等罪的减免，以及所关押待质证人的释放或取保，可处理后再行奏报。上述两则上谕都被修纂入《大清律例》。在《户律》“检踏灾伤田粮”条附例中规定，“各直省遇有灾眚之年，该督抚将清理刑狱之处，奏闻请旨”，而在《名例律》“常赦所不原”条的附例中规定：“直省地方偶遇雨泽愆期，应请治理刑狱者，除徒流等罪外，其各案内牵连待质及笞杖内情有可原者，该督抚一面酌量分别减免省释，一面奏闻。”[35]
此后，各省因灾奏请恤刑之例虽不甚多，但亦见诸记载。[36]如乾隆八年山东巡抚因天旱请求恤刑，乾隆帝在上谕中就批示：“请行恤刑之典，朕已允行。其如何办理之处……如祈祷、省刑、借种、抚恤等事，有应行速办者，即一面办理，一面奏闻。”[37]又如乾隆十年，山西巡抚以太原等二十三州县雨泽愆期，请求清理刑狱，将轻罪罪犯减等发落。[38](www.xing528.com)
也有奏请为皇帝驳回的情况。如乾隆八年，江苏巡抚陈大受奏称海州等地受灾，已经向刑部咨文请求减刑，但由于受灾较重，又请求将减刑期限确定为当年九月一日始，至次年麦熟后停止。乾隆帝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
海州既已成灾而始清刑狱，是为时已迟。且明示以麦熟为期，则小民无知，以为此半年之间可以触法抵禁，肆行无忌，是诱民为非也。陈大受所见甚为卑谬。[39]
此例中，陈大受其实并没有理解因灾恤刑只是临时性的禳灾措施，而非长期性的救灾措施，故其请求为乾隆帝驳回并非意外。
当然，在允许各地请旨恤刑后，朝廷也会根据具体情况而直接降旨要求灾区各省进行恤刑。如乾隆二十四年，乾隆帝就指示甘肃巡抚在灾区清理刑狱。[40]乾隆四十三年，河南开封等五府受灾后，乾隆帝先是降旨对灾区五府恤刑，后又以其余各府亦有雨泽稀少情形，且“同在一省之中，恩宜遍逮”为由，要求河南全省清理刑狱。[41]
通过对清代地方因灾恤刑的分析，笔者认为，无论从皇帝直接决定对地方进行恤刑，或是从地方奏报中央批准的规定，都可以看出是否可以因灾恤刑，以及在何种地域范围内进行恤刑，均由皇帝决定。正如救灾放赈被视为是皇帝对灾民的恩典一样，因灾恤刑同样也是施恩的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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