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看来，只要采取了特定的禳灾措施，就能够结束灾害，或至少能减轻灾害造成的影响。这一认识，与天人感应下的月令政治及灾异思想密切相关。以下以月令政治及灾异思想影响最盛的汉代为例进行简要说明。笔者认为，以汉代的恤刑制度观之，其与月令的规定及天人感应的灾异思想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恤刑是二者的产物。虽然后代的恤刑或已逐渐脱离月令政治，但不可忽视这一制度产生的重要源头乃是月令。离开月令以及灾异思想去讨论恤刑，是无法从根本上理解恤刑的产生原因的，更无法解释因灾恤刑。
（一）月令与灾异的关系
先秦至秦汉时期，月令对于政治活动及民众生产、生活影响重大。在时人看来，如果不遵照月令行事，则会导致灾异的产生。
《礼记·月令》中，对于一年中各个月应行之活动以及违反会导致的后果俱有记载，不行月令的重要后果之一，便是导致自然灾害的产生。如“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行夏令，则国乃大旱”；“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仲夏行冬令，则雹冻伤谷……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螣时起，其国乃饥”；“季夏……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孟秋……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无实”；“仲秋……行夏令，则其国乃旱”；“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吕氏春秋》之《十二纪》及《淮南子·时则训》中，亦有类似记载。
（二）月令与恤刑
在《礼记·月令》中对于恤刑也有相应要求。如“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孟夏之月……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仲夏之月……挺重囚，益其食”。这里即包括了录囚、恤囚、省刑等恤刑的内容。
杨振红在《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一文中梳理了汉代的政治行为与月令的对应关系，认为春季省刑罚成为通行做法，如景帝后元年三月赦天下，武帝建元元年二月赦天下，元朔元年三月、三年三月、六年二月赦天下等；而文帝时起也在四月开始实施孟夏月令，有诸如除盗铸钱令、赦天下之措施。[3]元帝时，更明确下诏要求春季宽大省刑。[4]
而根据邬文玲的研究，两汉时期一百四十多次大赦都集中在一月至六月，即春、夏两季，而仅有的四次例外中的三次大赦，是因新皇在秋季登基而进行。相对应的则是多在秋、冬颁布的减刑、赎刑，这或与狱讼在此二季进行有关。由此可见月令对于汉代恤刑的影响。[5]
东汉和帝时，“下令麦秋得案验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为政，因此遂盛夏断狱”，司徒鲁恭遂上疏曰：“旧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来，改用孟夏……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制，可从此令，其决狱案考，皆以立秋为断，以顺时节，育成万物，则天地以和，刑罚以清矣。”此后邓太后要求公卿议论，鲁恭又称：“从变改以来，年岁不熟，谷价常贵，人不宁安。”[6]由此事亦可见东汉时大臣对于月令政治下狱讼季节安排的维护。
明清时期的热审之制，也可视为对孟夏月令“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的实践，可见月令对赦宥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除热审之外，清代亦有仿月令行赦之事。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乾隆帝在南巡时曾颁布上谕称：
朕稽古省方，乘春布令。而清理庶狱，矜恤尤深，用沛德音，式昭庆典。所有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军流以下人犯，俱着加恩减等发落。凡亲民之吏，其谆切诰诫，俾知改过自新，共享太平之福。[7]
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乾隆帝南巡时又颁布上谕：
朕銮辂时巡，乘春行庆，而清理庶狱，矜恤尤深，用沛德音，式敷恺泽。所有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恩诏后，军流以下人犯俱着加恩各予减等发落，用昭肆眚施恩至意。[8]
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南巡的乾隆帝亦再次赦免江南囚徒：
朕清跸巡方，顺时行庆，而矜恤庶狱，廑念尤深，宜沛德音，用敷恺泽。所有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军流以下人犯，俱著加恩各予减等发落，用昭肆眚施惠至意。[9](www.xing528.com)
（三）灾异思想与恤刑
如前文所述，在汉代人的观念中，灾害与因政事失德而引起的上天降祸密切相关，是阴阳五行失调在人间的符应，故在灾害发生后，君主往往检讨行政及行为过失，并通过修德修政来应对。这些特定的仪式性的行为虽然并不直接与救灾相关，但在特定的信仰之下，仍可成为人们在灾荒时的心理寄托，增强消灾除祸的信念。况且就录囚、省刑本身而言，在司法中也确能起到纠偏纠错的实际效果。
考察汉之前的文献，赦宥之事并不少见，且在《周礼》的“荒政十二”中就有“缓刑”一条，但因灾恤刑在实践中的频繁使用，应当说是从汉代开始的。尤其在西汉元帝之后，因灾恤刑更频繁地出现。
（永光二年）夏六月，诏曰：间者连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又亡成功，困于饥馑，亡以相救。朕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伤焉。其赦天下。[10]
（建武五年）五月丙子，诏曰：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11]
（永元六年）秋七月，京师旱。诏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谪其未竟，五月已下皆免遣。丁巳，幸洛阳寺，录囚徒，举冤狱。收洛阳令下狱抵罪，司隶校尉、河南尹皆左降。未及还宫而澍雨。[12]
（阳嘉三年）五月戊戌，制诏曰：……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与海内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谋反大逆诸犯不当得赦者，皆赦除之。[13]
除去赦免外，录囚活动也是因灾恤刑的一部分。东汉时期的录囚活动不少就与灾害有关，如：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时，雒阳有冤囚，和帝幸雒阳寺，录囚徒，理冤囚，收令下狱抵罪。行未还宫，澍雨降。[14]
（安帝永初）二年夏，京师旱，亲幸洛阳寺录冤狱。有囚实不杀人而被考自诬，羸困舆见，畏吏不敢言，将去，举头若欲自诉。太后察视觉之。即呼还问状，具得枉实，实时收洛阳令下狱抵罪。行未还宫，澍雨大降。[15]
（永建三年）六月，旱。遣使者录囚徒，理轻系。[16]
（兴平元年）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请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轻系。[17]
汉代之后，因灾恤刑也一直是赦宥的主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如据陈俊强的统计，隋唐两代共457次恩赦中，因灾害者共84次，占18.4%，为所占比例最高的赦宥原因。[18]
因灾赦宥中还值得注意的是，引起赦宥的灾害除去日食和地震之外，主要为旱灾，而通常对农作物影响很大的洪涝灾害则几乎不在赦宥因由之列。之所以在旱时禳灾恤刑，而不是在多雨之时进行，究其原因，仍与阴阳五行说有关。刑狱为金，刑狱冤滞则金气毁，而金又生水，故若刑狱冤滞就会导致少雨。在旱灾之时恤刑，目的就在于理顺刑狱，使阴阳调和、四时合序，从而天降甘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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