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赈的类型——哄闹公堂，挟制官长

闹赈的类型，在《大清律例》“白昼抢夺”条的附例中已有所表述：“乘地方歉收，伙众抢夺，扰害善良，挟制官长，或因赈贷稍迟，抢夺村市，喧闹公堂，及怀挟私愤、纠众罢市辱官。”^[2]以下结合文献记载中的案例，将闹赈的类型再行分析。

（一）哄闹公堂，挟制官长

此类闹赈是官方最为忌惮，亦可看做是最为严重的一种。清代这类闹赈屡见记载。有的闹赈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旋聚旋散，如乾隆十三年正月江苏萧县“有妇女多人，聚集求赈。声言欲塞县署，经该县劝谕，旋即散去”。^[3]同年二月江苏通州灾民“聚集数十人，扛抬城隍神像，至场官衙署，吵闹求赈”。^[4]乾隆二十年十二月，江苏如皋灾民以不能得粥向县官群诉，县官不理，回到衙门后，“饥民万人随至”，“县官命闭县门，以鞭击之。饥民呼噪，声震远近”。^[5]有的则涌入衙门，为兵丁捉拿驱散，后果亦不严重。如乾隆二十年江苏昆山县“有愚民告灾，哄挤宅门之事……至通属之金沙场，有无知妇女，因米贵求赈。该大使王弼不即出堂晓谕，以致拥入衙署，经汛兵拿获，始行解散”。^[6]对于这两种情况，一般地方便不再上报皇帝，但一旦皇帝得知，则仍会对相关官员予以申斥，要求查明具体情形奏报。上述江苏闹赈为乾隆帝得知后，即在上谕中称“金沙场及泰州、阜宁等属闹赈之处，尹继善、庄有恭均未入告。伊等所司何事？著传旨申饬”。^[7]但亦有涌入公堂喧闹即行严惩之例，如道光十二年江西南安、赣州等地灾民“乘此岁荒，挟制官长，竟敢集众拥入府堂，肆行喧闹”，为首者被处以斩立决。^[8]

有的则打砸县衙，属于更加严重的聚众犯罪行为。如乾隆元年江苏扬州府兴化县受灾，城中饥民以发放赈粮不足以救济为由，要求知县增加，未获允准，遂“拥挤县堂哄闹，铺面关闭，并拥至县丞蔡璋衙署，擅将门窗打破”。^[9]乾隆二十八年三月，直隶遵化发生闹赈借粮事件，“有乡民二三百人捶鼓哄闹，将大堂公案摔碎。聚观者众，头门栅栏亦被挤倒而散”。^[10]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江苏省“江阴县丁墅、桃花等镇保长沈添益等欲将熟田一并缓征漕米，创写传单，纠约多人突至县署，将公案桌椅毁坏”。^[11]此类闹赈官府都会予以严惩。

总体来看，清代闹赈中，民众涌入公堂，挟制官长，打砸衙署的情形并不少见，虽然有时地方为保全政绩试图大事化小，但一旦中央得知则必将严查。

（二）拦路求赈

拦路求赈是当官员下乡勘灾、前往发赈，或因其他事务经过灾区时，灾民集体拦路向其求赈。这类闹赈若没有辱骂殴打官员等情节，亦属轻微，一般不会追究相关民众的责任。

嘉庆六年直隶永定河水灾后，奉旨前往办理灾务的刑部左侍郎、署直隶总督熊枚在查访时，就曾多次遇到求赈之事。据其奏报，途径香河县时，“间有数村老幼男妇环跪求赈”；至宝坻县境“有勘未成灾例不给赈民户及业已领赈贫民纷纷求赈”，抵达现场后，又有“远近乡民遮道求赈”。次日于城隍庙复查时，“丁壮男民均各躲匿，止令老妪少妇杂沓拥挤，求赏赈票钱文”。熊枚随后要求地方官员详细复查是否有遗漏户口，如有则及时补给赈济，并核查有无官吏等冒赈侵蚀之事。但同时，其亦出示告谕，“倘再令妇女滋扰，立即查拿治罪”。嘉庆帝得知后，发布上谕称“是该处百姓不知感戴朝廷赈济之恩，转思挟诈逞刁，希图冒领”，“饬属严行禁止”。^[12]

从此例可以看出，对于拦路求赈，清代朝廷的态度是既查核有无官吏办灾情弊，又禁止灾民的闹赈行为。当然，由于其严重程度不大，因而一般并不予以处罚。

（三）抢夺、强借粮食

聚众强抢强借粮食在灾荒之年时有发生，当灾民认为官府赈济的米粮不足以维持生计，或认为米价太高，无法负担时，即可能出现。这类闹赈事件又可分为抢夺和强借两种，其抢夺者如雍正二年江苏太仓州受灾，胥吏杨受“盗赈米自入”，“潞亭王公见荒政大坏，民且死，肩舆往受家诘其故，受遁。适朝阳门外饥民数千人入城冀赈，遇公，即随之行。既不见受，争毁受家，攫赈米去。”^[13]其强借者如乾隆八年湖北江陵县因上年受灾，“灾民借荒为匪，名曰箩筐会，聚集男妇，以借为名，强索米谷”。^[14]又如乾隆十三年浙江乐清受旱，乡民郑亦直等人写田契抵押后，向郑周书、郑奇斌父子借粮，郑周书不得已勉强允借谷三十桶，乡民继而要求借六十桶，郑奇斌见而阻止，但众乡民自行开仓，取足六十桶后离去。^[15]道光二十二年，湖北武昌等地“有悍猾之徒，连结饥民，少则百余人，多则数百人，甚至千余人不等。均因岁荒之故，以乞食为名，沿途强索。闾阎大受其害”。^[16]亦有强借不成转为抢夺者，如嘉庆六年直隶水灾后，定州“城南七堡村民张洛公、宋蛮子等九人，以李铎家富囤积，率众饥民乞借不允，遂肆抢劫”。^[17]

强抢、强借类闹赈的发生，除官府的政策原因外，富户、商人的囤积居奇行为也是重要因素。清代魏禧在其《救荒策》中曾说：“闭籴之人虽不仁，犹不过专自有之利；强籴则是妄取他人，罪自不同。”^[18]官府对于此类闹赈事件，除对强抢、强借者进行处罚之外，亦会劝导富户、商人平价粜粮，既保全自身人身、财产安全，亦为善举。如嘉庆六年的直隶水灾中，直隶总督陈大文就要求各州县“传谕铺户及殷实之家，将所贮粮石，或减价粜卖，或量予周急，俾贫民均资口食，自不致伙抢滋事”。^[19]

（四）罢市

罢市是民众借以要求官府报灾或发放赈济、蠲免赋税等的手段之一，在城市民众的闹赈中经常使用。如乾隆六年，江苏靖江遭遇连日阴雨及江潮，但勘未成灾，“劣监倪凤栖，刁民沙九成等，于八月二十八日纠集多人，私立合同，喝令罢市，希图挟官报灾，免粮赖租”。^[20]又如乾隆十一年，江苏受灾后，“宿迁县革生王育英因地方赈济，希图普赈，缮写罢市知单嘱令穷民喊叫罢市”。^[21](www.xing528.com)

此外，罢市行为往往也与哄闹衙门行为一并出现。如乾隆七年江苏高邮、宝应、淮安等处被水，有因属能自谋生路，按照定例不在赈恤之列的城市居民“聚众罢市，抬神哄闹公堂衙署，勒要散赈”。^[22]又如乾隆九年“浙江西安地方缺雨，六月二十日，该县知县董宗孔正赴各乡查勘之际，有乡民多人各将被旱禾苗弃置县堂，人声嘈杂。近县市店多有闭门传闻罢市者”。^[23]乾隆十六年闰五月，浙江金华“刁民方自新等于初五日哄闹公堂，挟制罢市”。^[24]究其原因，或因罢市多为城市民众的闹赈行为，而县衙亦在城内，故而二者常同时发生。

（五）遏籴

禁遏籴是荒政的重要措施之一。因灾荒导致粮食减产或绝收，仓储的粮食未必能够满足灾民需要，这时官府会通过至外地采买等方法筹措赈济及平粜的粮食，而商人亦会贩卖粮食至灾区售卖获利。但如果某一地区粮食大量向灾区输入，可能会导致当地粮价上涨，从而引发社会动荡，这时该地官府可能会采取措施限制粮食输出，当地居民也可能会采取措施阻止商人向外地贩卖粮食，这些措施即称为遏籴。遏籴一向为中央政府所禁止，在灾荒之时，其主要关注对象乃是灾民之生计，因而要求各地不得遏籴。当然，官府也会考虑输出地的粮食安全问题。相对于地方政府的遏籴而言，民间自发的遏籴见诸记载的并不算多，且往往是因遏籴而起，此后发生对抗官府等行为才会被载入史料。本章中，将只就民间的遏籴行为进行讨论。

乾隆十三年江苏巡抚安宁在奏折中称：

苏松产米州县，因地方米价渐昂，私禁不许贩米出境，因而阻截客船。至四月间，松江青浦县乃有刁民阻遏米客，打坏行家房屋器物。该县及营汛往查，俱被抛石掷打，致伤县役及把总头颅。

事后乾隆帝在上谕中认为：“刁民聚众抗官，大干法纪，最为地方恶习，不可不亟加整顿。”^[25]可见，普通遏籴并不严重，劝阻即可，而如果事态发展为殴打官吏、兵卒，方须认真处理。

乾隆四十三年安徽省合肥县发生一起遏籴事件，据奏：

合肥县民人夏瑶江等，因该县撮城镇地方客贩驮米下船，邀众拦阻。巡检汪立诚前往弹压。夏瑶江殴伤弓兵，经县役拿获，旋被夏惟凡等夺去。复赶去汪巡检寓所，殴及巡检额颅手指，逼写字据。^[26]

此案严格说来并非简单的遏籴，事件因遏籴而起，又发展为殴官、夺犯，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遏籴本身。然从此记载中，亦可想见民众对向外地贩粮的态度。

道光年间的一起遏籴案件最后同样演变成了殴打官吏事件。该案发生于安徽桐城：

东南二乡，猝被水灾，米价昂贵，全赖孔城镇地方所聚粮食，流通接济……监生程瀛等藉灾遏籴，该县知县杨大缙赴镇劝谕，老民方沅恺等呈请禁米出境，不服开导，出言顶撞。该县将方沅恺等看管，竟有棍徒至公所喊骂，将该县衣襟杻住，抓伤项颈，并拾石掷殴，馥勒令书吏写给禁米出境示条，家丁等亦被殴伤。^[27]

总体来看，遏籴事件在清代发生应不为少数，但演变为严重事件的数量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