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蝗灾防治救济法律规定的官员惩处

清代的蝗灾防治和救济法律规范是非常完备的，对于官员在防治和救济中出现的渎职行为进行惩处的力度也很大，皇帝在上谕中也屡屡要求地方官认真对待，否则将“从重议处”。以下将结合一些案例进行具体分析。

雍正六年，两江总督范时绎奏报邳州有蝗蝻萌生，雍正帝即要求地方竭力扑灭。但之后听闻地方官并未尽力，“怠玩从事”，而“督抚付之不闻”，于是下令范时绎“查明题参”，而范本人也被“交部严加议处，以儆怠玩”。^[53]范总督最后被处以何种处分并不见于记载，而有哪些官员被题参，又受到什么处分，同样没有查到记载。如按照康熙四十八年的定例，对于总督应处以降一级留任的处分，而下级地方官员则或革职拿问，或降级留任。此案也是乾隆帝之前，《清实录》中唯一记载的对捕蝗不力官员进行查处的案例。

由于成群蝗虫可以长距离迁移，故而某处发生蝗灾，可能是蝗虫从外地飞来。清代较为注重在蝗虫成灾之前就予以扑灭，故而当蝗灾发生后皇帝追究时，地方官会以蝗虫从外地飞来而试图推诿其责任。对此，皇帝有着清楚的认识。乾隆九年，两江之地有蝗虫飞至山东、河南，乾隆帝要求两江官员进行调查，将捕蝗不力的地方官查参。之后，署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大受、署安徽巡抚准泰奏称，“伏查州县官绩习，一见蝗蝻生发，即图卸已责，诿之邻封”，由于江苏、安徽与山东、河南接壤，“或因彼此驱除，以致避入邻境，现各属禀报、飞蝗自北而南者亦多”，即否认了两江是蝗灾的发源地，反认为是山东、河南官员将责任推给了两江，因而请求免于查参两江官员。乾隆帝得到奏报后予以了驳斥，“此即汝等所云图卸已责，诿之邻封之习也！岂可信之？岂河、东省之属员有此积习，而汝江南省之属员，独无此积习乎？不谓汝等徇庇至此！”^[54]次月，乾隆帝在上谕中称：

今江南蝗蝻既经飞入邻省，则该地方官捕治不力，罪无可辞。乃反称自北而来，此即图卸已责，诿咎邻封之陋习。且邻境已受飞蝗之害，该省虽云丰稔，与邻省何涉？焉能以此掩饰其咎乎。

因此对两江的封疆大吏进行了处分，“尹继善等明系徇庇属员，代为支吾，希图开脱。准泰系新任，尚在可恕。著将尹继善、陈大受交部察议具奏。”^[55]实录中没有具体的部议结果，但按照前文所叙规定，对督抚应处以降一级留任之处分。次年陈大受奏折中的言辞证明确是依此处分，“上年不能督捕蝗蝻，部议降级，恩宽留任”^[56]。对尹继善的处分也应类此。

乾隆十七年，直隶发生蝗灾。据顺天府尹兼兵部侍郎胡宝瑔称，顺天府已有四五个州县报告有蝗虫，而其亲赴最严重的武清视察，“见新蝗翅牙已茁，其地甚广，有宽至数十百亩者，草丛中攒簇跳跃，在在皆然……今扑灭已七八分，所余零星，可以渐尽”。乾隆帝接报后指出，“观此则蝗蝻萌动，其势颇炽。若于初萌之时，即上紧扑打，何至长翅生牙？可见初报生发，已属长成；虽称打扑，仍未净尽”，同时还点明了官员文牍办事之弊，“从来外官，以文移禀报为办事，上司则称立定章程悬示赏格，下属则称实力奉行加紧扑灭，按之实际，殊不其然”，故而认为在此次蝗灾中，必然有官员捕扑不力，“此等奉行不力之员，必当重加处分，以示惩儆”，要求总督方观承对各办理不力之州县官员查参议处，同时申饬了方观承与胡宝瑔。^[57]

方观承奉旨查参捕蝗不力官员，但只将胡宝瑔所到之武清县知县沈守敬题参，上奏后，乾隆帝认为其“意在以此一人塞责，而其余州县中不力者，即可概置不问”。申饬后，方观承“又奏称沈守敬漏报三处，近复漏报一处”，乾隆帝斥责为“误之又误”，指出：

朕初次传谕，本谓通查捕蝗不力之州县，而非查漏报之州县。今方观承覆奏，乃以漏报惟该参员一人陈辩，是因回护以一人塞责之非，而不自觉其词之遁也。朕前旨何尝令查漏报耶？且该督初报摺中，合属有蝻州县共三十余处，至今尚有现在扑捕者，有扑后复生者，非奉行不力而何？

继而再次申饬方观承，并要求其亲往大名等地查勘，查参不行实力之州县官员，不得再行回护。^[58]

方观承在实地查勘后，奏报称，广平县“蚂蚱与蝗蝻闲杂，飞跳不越数丈，其为本地生发，日久长翅可知。乃该县庄纯慕报自邻境飞来，明系驾词诿卸”，魏县知县“只就可见处扑捕。及刈麦而蝻已生翅能飞”，“二县奉行不力，其罪难辞，现俱另行参奏”。^[59]

与此同时，胡宝瑔在查勘中，发现蝗灾最重之处为沧州，“知州朱邃、全不尽心办理……访之乡人，云数日前蝗蝻满野，知州束手无策”，胡宝瑔以其“庸劣无能”而予以参奏。^[60]

不久之后，蝗灾被扑灭，胡宝瑔等各级官员因尽力搜捕蝗虫而得到了议叙，“捕蝗不力之各地方官，已据侍郎胡宝瑔、直督方观承查明分别参处”。^[61]乾隆帝针对此次蝗灾中出现的办理不力等行为，又在上谕中指出：

蝗虫害稼最烈。皇考曾特降旨，地方官不即时扑灭者，著革职拿问，督抚严加处分，载在令甲。诚以捕蝗必用民力，人力胜则蝗不成灾，故明示之禁，使知所从事。比者督抚养尊自逸，且畏处分，如方观承、蒋炳者，非朕旨督责，几令捕蝗不力之劣员幸免矣。夫怠人事而损田功，上辜天贶。奈何庇一二不肖劣员，而贻数万户生灵之戚。昔人所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者，甯未之闻耶？牧令或委之业户未报，不思官以知为名，则所治之一州一邑，事无大小，皆所当知。必待受害者呼号始觉，已不称其名而鳏厥官矣。彼即不报，尔何不知察耶？即恐致蹂践，且幸其飞食他境匿不具报，愚民或有此情，则偿其所损，又有成例。如果明切开导，家喻户晓，民即至愚，岂不计及蝗蝻初生甚微，扑捕不过躏及沟畎陇隙，无难补种，且所失得偿，亦何惮而不报耶？平日不讲求御害之方，临时又不身先督率，徒事粉饰徇隐，民饥罪岁，咎孰大焉。特用申明禁令，各该督抚其严饬所属，敢有怠于奉行，徇纵殃民者，必重治其罪。^[62]

即再次要求官员必须及时扑打蝗虫，勿使成灾，更不可匿灾不报，并重申了罚则。至此，直隶的这次蝗灾终以总督等人受到申斥，若干州县官员被查参而告一段落。

乾隆十八年五月，直隶、山东等地再次爆发蝗灾，乾隆帝要求各地迅速捕扑。六月，刑部侍郎李因培参奏武清知县朱馥“讳匿蝗蝻，欺蔽狡饰”，朱馥被革职，但仍留该县，“押令随同署员，亲身扑捕”。^[63]革职之后，仍然要求其戴罪办差，这样的处理使得该渎职官员不能置身事外，且有赎罪之机会。在清代水灾的救灾中曾有类似案例，但是在蝗灾中还是首次出现。

几天后，顺天府尹马燝也受到了革职处分，乾隆帝在上谕中称：

今夏顺属蝻孽萌生，且有飞蝗为患，马燝身任地方，不能先事督察防范，及奏请前往督捕之后，又不实力办理，以致滋长日久，延及海子东门内外。经朕察知，特派御前侍卫带领营员前往扑捕，势甚蔓延。此皆马燝从前懈怠玩忽所致。著革职。以中书在军机处效力赎罪。^[64]

马燝有两处失职行为，在前没有防范，在后没有尽力办理，对其革职也在法律的规定之中。

又过几日，乾隆帝再发布谕旨，这次受到处分的是通永道王楷，以及直隶总督方观承。王楷之过，在于没有亲自前往灾区督率。据钦差李因培奏报，滦州灾情最重，而王楷“惟坐驻开平调度，并不亲往查验，立限督催，以致委员弛惰”，乾隆帝在上谕中称，“蝻孽生发，乃不躬亲督率，上紧扑除，玩视民瘼，莫此为甚”，故将王楷革职，但令其“仍留该处……随同委员亲身扑捕。并守至明春，若无蝻孽萌生，该督再行请旨。以为苟安溺职者戒”。^[65]在此例中，同样要求革员随同办理救灾事务，视其改过情节，或有开复可能。至于总督方观承，在上年的蝗灾中就被申饬，此次对于王楷的渎职行为，“有心姑息，并不查参，显属徇庇”，将方观承交部议处后，部议“照徇庇例降三级调用”，乾隆帝改处分为“著革职，从宽留任”。^[66]对方观承处理的原因在于包庇下属，按照康熙四十八年例，督抚不行题参，应处以降一级留任的处罚，此例中无论部议之降级调用，还是乾隆帝最后决定的革职留任，都要重于法定的处罚。

其实方观承在此次蝗灾中也题参了捕蝗不力的官员，但却仍然遭到了乾隆帝的驳斥。方观承对受灾最重的滦州知州孙昌鉴进行了题参，但乾隆帝却认为“所办非是”，原因在于：

蝗蝻生发，州县不亲身力捕者，例应革职拿问，该管上司亦各有应得处分。今该督乃仅将该员题参革职，并不按例拿问，而该管上司则概置之不问，将来捕蝗州县，其何知所惩儆？^[67]

即方观承并未行使职权直接将该知州革职拿问，同时题参其该管上司。实际上，滦州知州的该管上司就是前面被处分的通永道王楷。所以，斥责方观承或仍因其未能题参王楷之故。

乾隆二十四年，江南发生蝗灾，吏部以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督捕飞蝗不力，应照例革职，乾隆帝认为：

从前直隶捕蝗案内，部议将方观承拟以降三级调用，经朕降旨改为革职留任。此案该督尹继善统辖三省，地方辽阔，或有查察未周之处，著从宽仍照部议方观承例，降三级调用，准其抵销。至该抚陈宏谋，境内遇有飞蝗，督捕乃其专责。且海州一带，距苏州不远，属员扑捕不力，岂竟漫无觉察，何以并不查参，又未亲身往捕，非寻常徇庇可比。著革去总督衔，照部议革职，留巡抚任。^[68]

在此案中，乾隆帝对尹继善处以降三级调用的处分，轻于几年前对方观承的革职留任处分，但吏部的部议却正好相反。而对于陈宏谋，乾隆帝决定革职留任，也要轻于部议的革职。

乾隆五十七年，直隶发生蝗灾，许多州县官员都被题参，乾隆帝为此专门发布上谕：

蝗蝻蚀伤禾稼，最为民害。地方大小各官，俱应及早实力搜捕，方不致蔓延贻患。其有讳匿不报及扑捕不力者，定例处分綦重。从前乾隆二三十年间，节经严示惩创，近因并无蝗蝻，二十余年，未复降旨饬训。地方各官遂日久生懈，以致三河等处复有飞蝗伤稼之事。本应将该县及同知等即照部议，分别拿问革职。姑念此次蝗蝻，究因朕久未饬训，地方各官亦遂玩懈所致，且伤谷不过一二分，未致大害禾稼。所有议以革职拿问之署三河县事州判陈馨洲、昌平州知州李棠、顺义县知县陆显曾，及虽经立时扑灭，不即禀报之宛平县知县马光晖、房山县知县任衔蕙、署良乡县知县汪应楏俱著革职，免其拿问。议以革职之同知吴于宣、蒋如燕、知县王作霖、沈振鹏俱著从宽改为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此系朕格外施恩。地方大小各员，嗣后务宜遵照前旨，于二三四月间实力查察，豫为搜挖，以期保卫田禾。倘再有玩延贻误，不特不能照此次之从宽办理，并当于定例之外，加倍治罪，以示严惩。^[69]

相比乾隆朝前期和中期对于捕蝗不力的官员进行严厉的处分，在乾隆末年的这个案件中，乾隆帝采取了较为宽纵的态度。按照乾隆帝自己的说法，是由于多年未有训斥，官员心态比较懈怠，加之灾情并不严重，于是对官员都开恩从轻议处。但乾隆帝也在上谕中声明，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在应受处分的官员中，还有三河县知县李培荣，刑部认为其“于蝻子初起之时，既不能先事防范；现署通州，于飞蝗过境，又不即时禀报”，因此“仅依律拟杖罢职，不足示惩”，故应“从重拟以杖一百，徒三年”。乾隆帝对此人也予以了从轻发落，“李培荣著革职，加恩免其治罪”。^[70]按《大清律例》，对于蝗灾救济中的失职行为，并未规定处以刑罚，而在《清实录》的记载中，对失职官员处以杖刑，甚至从重处以杖一百，徒三年的刑罚也仅此一例，不知其依据为何。

在嘉庆年间的另一个案件中，山东巡抚和宁^[71]因为匿灾而被革职，并发往乌鲁木齐军中效力。在上谕中，嘉庆帝称：

山东全省被蝗处所竟有十之六七，如此重灾，殊深恻悯。和宁身任巡抚，即因地方官不行申报，漫无觉察，已属形同木偶。及经朕严询批谕，和宁竟毫不知畏惧，如终回护，则是有心讳匿。封疆大吏于此等民瘼攸关之事，竟敢视同膜外，实属辜恩溺职。和宁前于金乡县皂孙冒考一案，并不遵旨提讯，其咎止于袒庇。至匿蝗不报，其罪更重，仅予罢斥，不足蔽辜。和宁前已降旨革职，著发往乌噜木齐，自备资斧效力赎罪。^[72]

由此看来，对和宁的处罚，并不仅仅是匿灾之故，亦有之前案件的影响。

综上案例观之，清代对于蝗灾中的渎职行为都会采取相应处分，且这些处分一般都符合于既定成例的规定。当然，皇帝也有着最终的决定权，可以对部议的处分或增或减。

【注释】

[1]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1页。

[2]《毛诗正义》卷十四。

[3]蝻为蝗虫之幼虫。

[4]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59页。

[5]（宋）董煟：《救荒活民书》，载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第一辑）》，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6]《旧唐书·玄宗纪》。

[7]《旧唐书·姚崇传》。

[8]《旧唐书·五行志》。

[9]《旧唐书·姚崇传》。

[10]《旧唐书·姚崇传》。

[11]《旧唐书·玄宗纪》。

[12]（清）陈方生：《捕蝗考》，载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一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13]《旧唐书·姚崇传》。

[14]（宋）董煟：《救荒活民书》，载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第一辑）》，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15]（宋）董煟：《救荒活民书》，载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第一辑）》，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04页。

[16]（清）陈方生：《捕蝗考》，载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一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17]《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六，康熙三十四年正月乙酉。

[18]《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三，康熙三十年九月辛未。

[19]《清世宗实录》卷九十三，雍正八年四月辛酉。

[20]《清高宗实录》卷二百十九，乾隆九年六月乙丑。(www.xing528.com)

[21]《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二，雍正二年七月甲辰。

[22]《清仁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一，嘉庆九年七月乙未。

[23]刘猛将军，据（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十一记载，有两种说法，其一为“宋景定四年，旱蝗，上敕封刘武穆琦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蝗遂殄灭”；其二为“刘猛将军名承忠，广东吴川县人，元末官指挥，有猛将之号。江淮蝗旱，督兵逐捕，蝗尽殛死。后因元亡，自沈于河，土人祠祀之”。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9页。自宋元后，民间多通过祭祀刘猛将军庙来祈求免于蝗灾。对刘猛将军的祭祀实际为蜡祭之一种。

[24]《清世宗实录》卷三十四，雍正三年七月丙午。

[25]《清世宗实录》卷三十四，雍正三年七月丙午。

[26]（清）陈僅：《捕蝗汇编》，载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四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16页。

[27]《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三，康熙三十三年四月庚辰。

[28]《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二，雍正六年八月乙未。

[29]转引自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笔者手头之《户部则例》为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有扫描图版可于网络下载，但其中督捕蝗蝻条例部分缺页，故此处只有李向军著作中之转引，待今后有条件时，当应查阅原书。

[30]（清）吴坛：《大清律例通考》卷九，载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6页。

[31]《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八，康熙四十八年五月戊辰。

[32]因暂不知该定例具体时间，故无法比较其与上一定例究竟孰先孰后，以及相互之间是否有关系。

[33]原书应有脱字，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十补。

[34]《大清会典则例》卷十九，《吏部·灾振》。

[35]《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四十三，乾隆十八年七月壬申。

[36]《大清会典则例》卷十九，《吏部·灾振》。

[37]《（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十，《吏部·处分例》。

[38]《清高宗实录》卷八百六十三，乾隆三十五年六月辛卯。

[39]《清高宗实录》卷八百八十二，乾隆三十六年四月癸未。

[40]《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五，乾隆四年十一月。

[41]《清高宗实录》卷一百十三，乾隆五年三月。

[42]《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七，乾隆八年十二月。

[43]《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三十六，乾隆十四年三月乙卯。

[44]《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一，乾隆十六年闰五月癸巳。

[45]《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二十四，乾隆十七年十月辛卯。

[46]《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四十三，乾隆十八年七月壬申。

[47]《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四十三，乾隆十八年七月庚辰。

[48]《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二十四，乾隆十七年十月辛卯。

[49]《清高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三，乾隆二十四年三月乙巳。

[50]（清）陈僅：《捕蝗汇编》，载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四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18页。

[51]《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一，乾隆十六年闰五月癸巳。

[52]转引自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53]《清高宗实录》卷七十二，雍正六年八月乙未。

[54]《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五，乾隆九年九月。

[55]《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二十六，乾隆九年十月丙辰。

[56]《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三，乾隆十年正月。

[57]《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十四，乾隆十七年五月辛未。

[58]《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十五，乾隆十七年五月庚辰。

[59]《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十五，乾隆十七年五月己丑。

[60]《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十六，乾隆十七年六月辛卯。

[61]《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十八，乾隆十七年七月甲子。

[62]《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十六，乾隆十七年六月壬辰。

[63]《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四十一，乾隆十八年六月庚子。

[64]《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四十一，乾隆十八年六月癸亥。

[65]《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四十一，乾隆十八年六月丙寅。

[66]《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四十一，乾隆十八年六月丙寅。

[67]《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四十一，乾隆十八年六月戊辰。

[68]《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九十二，乾隆二十四年七月辛亥。

[69]《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十一，乾隆五十七年八月甲申。

[70]《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十二，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庚子。

[71]因避道光帝讳而改名和瑛，故在《清史稿》中称和瑛。

[72]《清仁宗实录》卷一百二，嘉庆七年八月戊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