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君主对于蝗灾非常重视，经常在上谕中对各级官员作出指示。归纳起来，其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预防为主，即所谓“凡事必豫防而备之、斯克有济”[17]。皇帝在冬春之际常常要求各地预防来年发生蝗灾。例如康熙三十年的上谕：
朕咨访蝗虫始生情状，凡蝗虫未经生子，而天气寒冻，则皆冻毙，来岁可复无患。若既经生子，天气始寒，虽蝗已冻毙，而遗种在地，来岁势必更生。今年寒冻稍迟，蝗虫已有遗种，朕心豫为来岁深虑，宜及早耕耨田亩，使蝗种为覆土所压，则其势不能复孳。设有萌孽，即时驱捕，亦易为力可。传谕户部移咨被蝗灾各地方巡抚，责令有司晓示百姓，务于今冬明春，及早尽力，田亩悉行耕耨，俾来岁更无蝗患。倘或田亩不能尽耕，来岁蝗虫复起亦须尽力驱捕，无致为灾。[18]
从此上谕中，可以看出皇帝对于蝗蝻的生发情况有所了解，因而要求地方积极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蝗灾的发生。又如雍正八年的上谕：
凡直省地方向有蝗蝻之害者，该督抚大吏应转饬有司，通行晓谕附近居民，于大热久晴之后，周历湖滨洼地及深山穷谷无人之处，见有萌动之机，无分多寡，即行剪除消灭。倘民力或有不敷，即禀报该地方官，督率人工，协同助力。更令文武官弁，派出诚实兵役，会同里长耆民等留心察视，不可疏忽怠玩。如此，则人力易施，虫灾可杜，于禾稼大有裨益。[19]
上谕明确要求各地在易于发生蝗灾的情况下及时将蝗灾扑灭于未发之时。乾隆帝对此也同样有清楚的认识，其指出，“夫蝗蝻之患，原可以人力驱除。总当乘其初起，尽心设法捕治，若稍迟缓，便难捕灭。”[20]是以清代皇帝们时时提醒地方官员，对于蝗灾必须以预防为主。
第二，对祥瑞的态度。雍正年间，大学士等奏称，据松江提督高其位言，当地“飞鸦食蝗。秋禾丰茂”，请求将“原摺发抄，并宣付史馆、以彰嘉瑞”。雍正帝并不赞成这一意见，认为：
若以飞鸦食蝗为瑞，则起蝗之初，得无有由乎？昨发下奏摺与诸王大臣阅看者，诚恐尔等体朕忧民之意，不释于怀，故将蝗不成灾之处令众知之，非以为瑞也。其发抄及宣付史馆，俱不必行。[21]
虽然在清代帝王中，雍正帝最为信奉天人感应观，但是从此例中亦可看出，其并非盲信，而更以民事为重，以民事为先。
再如嘉庆九年，因京师出现飞蝗，嘉庆帝要求直隶总督颜检查核。该总督不久回奏，“飞蝗祇食青草，不伤禾稼”，对此，嘉庆帝再行调查后，认为颜检此说，“实不免于粉饰”，其目的或在于匿灾。进而，嘉庆帝又阐述了其对于祥瑞的态度：(www.xing528.com)
朕勤求治理，以家给人足，时和岁丰为上瑞。至于前史所奏景星庆云之祥，犹皆鄙斥不言。惟于地方水旱虫伤等事，刻深萦廑，宵旰不遑，勤加咨访。祖考付朕天下，惟期丰年为瑞，岂好言灾祲，实以民瘼所关至重。[22]
是其并不迷信于祥瑞，而更关乎人事。
第三，对于祭祀消灾的态度。清代时，民间会通过祭祀刘猛将军[23]庙等方式祈求消灾弭祸，雍正帝对于祭祀刘猛将军表示了赞同，欲推广之：
旧岁直隶总督李维钧奏称畿辅地方每有蝗蝻之害，土人虔祷于刘猛将军之庙，则蝗不为灾。朕念切恫瘝，凡事之有益于民生者，皆欲推广行之。且御灾捍患之神，载在祀典。即大田之诗亦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是蝗蝻之害，古人亦未尝不藉神力驱除也。[24]
但是，雍正帝又驳斥了地方官只希冀以祭祀来消弭灾害的做法：
今两江总督查弼纳奏称江南地方有为刘猛将军立庙之处，则无蝗蝻之害，其未曾立庙之处，则不能无蝗。此乃查弼纳偏狭之见。疑朕专恃祝祷，为消弭灾祲之方也。其他督抚亦多有奏称设法祈雨祷晴者。夫天人之理，感应不爽，凡水旱蝗蝻之灾，或朝廷有失政，则天示此以警之，或一方之大吏、不能公正宣猷，或郡县守令，不能循良敷化，又或一郡一邑之中，风俗浇漓，人心险伪，以致阴阳沴戾、灾祲洊臻。所谓人事失于下，则天道变于上也。故朕一闻各直省雨旸愆期，必深自修省，思改阙失，朝夕乾惕，冀回天意。尔等封疆大吏暨司牧之官，以及居民人等，亦当恐惧修省，交相诫勉。夫人事既尽，自然感召天和，灾祲可消，丰穰可致。此桑林之祷，所以捷于影响也。盖惟以恐惧修省，诚敬感格为本。至于祈祷鬼神，不过借以达诚心耳。若专恃祈祷以为消弭灾祲之方，而置恐惧修省于不事，是未免浚流而舍其源，执末而遗其本矣。朕实有见于天人感应之至理，而断不惑于鬼神巫祷之俗习，故不惜反覆明晰言之，内外臣工黎庶，其共体朕意。[25]
可见，雍正帝笃信天人感应之说，认为消除灾祸的根本还在于政通人和，以此感召上天，而祭祀不过表达诚心而已。
清代的官员普遍认为民众多愚昧，既忌惮蝗虫，又唯恐自己的庄稼因灭蝗而受到损失。例如《捕蝗汇编》中就说，“蝗虫之来，愚民呼为神虫，但事祈祷，不敢捕扑，以为扑则益多，且有后祸”。[26]因此皇帝的上谕中对此也经常提及，要求地方官员做好宣传，同时要督促民众齐心协力扑灭蝗虫。如康熙帝就指出，“捕蝗弭灾全在人事”，因此，“草野愚民往往以蝗不可捕，宜听其自去者，此等无知之言尤宜禁止。”[27]雍正帝也认为，“小民性耽安逸，惮于捕灭之劳，且愚昧无知。又恐捕扑多人，以致践伤禾黍，瞻顾迟回，不肯尽力。”[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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