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大清会典》中所列的十二项荒政措施中之第五项为蠲赋，即蠲免钱粮。其规定为：
五曰蠲赋。年不顺成，命有司察其实而蠲其租赋，视被灾之轻重以别其宜蠲之数。被灾十分者，蠲赋十分之七；九分者，蠲赋十分之六；八分者，蠲赋十之四；七分者，蠲赋十之二；六分五分者，均蠲赋十之一。
即根据各地实际受灾分数决定蠲免的数额，自受灾十分至五分，分别蠲免十分之七至十分之一不等之钱粮。
七曰蠲赋。以灾户原纳地丁正耗，准作十分，按灾分之数蠲免。灾十分者，蠲赋十分之七；九分者，蠲赋十分之六；八分者，蠲赋十分之四；七分者，蠲赋十分之二；六分五分者，蠲赋十分之一。……至各省漕粮及漕项，或分年带征，或一律蠲免，奏明遵旨办理。[151]
但具体蠲免额度却无变化，也即此制在乾隆朝已成定型。当然这一规定在清初各朝中，有逐步演变发展的过程。
据雍正六年雍正帝谕户部时对顺、康二朝因灾蠲免的比例的回顾，“顺治初年凡被荒之地，或全免，或免半，或免十分之三，以被灾之轻重定额数之多寡”，顺治十年议定“被灾八九十分者，免十分之三；五六七分者，免十分之二；四分者，免十分之一”；康熙十七年又定：
歉收地方，除五分以下不成灾外，六分者，免十分之一；七八分者，免十分之二；九分十分者，免十分之三。此例现在遵行。凡此多寡不同之数，或旋减而旋增，皆因其时势为之。[152]
但如细考顺治、康熙朝之蠲免分数，却未尽如此上谕之所言。
雍正上谕中提及之顺治十年议定，可见于《清实录》及《（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时江南旱灾，户部奏称：
江南各府属旱灾，除有漕粮州县已经改折，其无漕粮州县卫所，被灾八分以上者，免十分之三；七分以下者，免十之二；四分，免十之一。[153]
即对应征收漕粮的地区，由于粮食歉收，改对漕粮征收折色，即银钱；而对于不征收漕粮的地区，按照受灾分数进行蠲免，受灾四分以上地区皆得按不同程度蠲免。但这应只是针对江南地区，而非普遍实行的蠲免办法。因为至康熙初年，情形已发生变化。
康熙初年蠲免的特征是定例繁多，规则并不统一。例如康熙四年工部尚书傅维鳞上疏称：
向来定例、荒至十分者，止免三分；八九分者，免二分；六七分者，免一分。此皆朝廷德惠。然而灾至十分，则全荒矣，田既全荒，赋何由办？
故其认为应当“灾伤几分、即免几分”。[154]此疏经部议之后并未得到采纳，但由此疏中可看出，康熙初年时蠲免比例低于顺治十年对江南的蠲免比例，从其所言“向来定例”来看，受灾十分免三分，受灾八分九分免二分，受灾六分七分免一分乃彼时之惯例。而同年户部议山东旱灾灾区应蠲免比例时有“旱灾七八分，应照例蠲十之二”[155]的记载，则又以受灾七分应蠲免二分为定例。康熙九年山东水灾“非寻常水旱灾荒可比，请破格蠲恤。查定例：被灾九分十分者，全蠲本年额赋。被灾七分八分者，于应蠲外加免二分。”[156]这是以被灾九分、十分全部蠲免为定例，且以七分、八分为蠲免之同一级别。康熙十一年江南水灾后有“被灾十分九分者，于蠲免定例外加免二分，作五分蠲免。八分七分者，于蠲免定例外加免二分，作四分蠲免”[157]之记载，以受灾九分十分蠲免三分，受灾八分七分蠲免二分为定例。综合来看，在康熙初年不同受灾分数应如何蠲免是存在争议的。如果抛开傅维鳞的上疏，仅从救灾实践而言，受灾七分八分为一等级，蠲免二分应是确定的。受灾九分十分也应为同一等级，但究竟蠲免三分，还是全免，则做法不同。故而康熙初年的蠲免并无划一之规则，这也反证了所谓顺治十年的定例恐怕并非通行全国并一直沿用。因此，康熙十七年的定例可能为对此前各蠲免比例的统一规范。但由于在《清实录》等文献中并未有直接对此的记载，故此推论还有待继续考证。(www.xing528.com)
雍正六年，由于府库充盈，国家财政状况好转，于是将蠲免额度大幅度增加。雍正帝在上谕中说：
用沛特恩，将蠲免之例，加增分数，以惠烝黎。其被灾十分者，著免七分；九分者，著免六分；八分者，著免四分；七分者，著免二分；六分者，著免一分。将此通行各省知之……今就目前国用计之可以加惠吾民，使沾渥泽，是以斟酌分数，定为规条。傥将来国用益饶，更可加增于此数之外。假若经费或有不足，凡尔百姓自然踊跃输将，则此例又可变通，必不因朝廷格外之恩，而遂妄奉公之本念也。[158]
至此，基本的蠲免比例已经确立，且明确了蠲免的原则，即蠲额之增减需视国家的财政状况而定。
乾隆帝即位后，进入了清代全盛期的顶峰，财政收入相比前朝又有增长。[159]基于雍正时所定的蠲赋政策，乾隆三年[160]颁谕：
各省地方，偶有水旱，朕查蠲免钱粮旧例，被灾十分者，免钱粮十分之三；八分七分者，免十分之二；六分者，免十分之一。雍正年间，我皇考特降谕旨，凡被灾十分者，免钱粮十分之七；九分者，免十分之六；八分者，免十分之四；七分者，免十分之二；六分者，免十分之一，实爱养黎元，轸恤民隐之至意也。朕思田禾被灾五分，则收成仅得其半，输将国赋，未免艰难，所当推广皇仁，使被灾较轻之地亩，亦得均沾恩泽者。嗣后著将被灾五分之处，亦准报灾，地方官查勘明确，蠲免钱粮十分之一。永著为例。[161]
从此，受灾五分即认为成灾，并蠲免十分之一钱粮。清代的因灾蠲免定例至此已经完全规范化、法律化。
在法定蠲免分数外，皇帝亦可根据某地实际灾情而进行加恩蠲免。加恩蠲免可以按成灾分数进一步提高蠲免比例，如康熙七年直隶保定、真定等地受灾，户部议覆加一分蠲免，但康熙帝认为：
于定例外止增一分，蠲免四分，恐百姓不能输纳钱粮、以致困苦。其被灾十分九分者，著将今年应征钱粮全免；其被灾八分七分者，著再增一分，免四分。[162]
又如康熙十一年江南水灾，“将本年分被灾十分九分者、于蠲免定例外、加免二分、作五分蠲免。八分七分者、于蠲免定例外、加免二分、作四分蠲免。”[163]加恩蠲免也可予以全部蠲免。如乾隆四年甘肃受灾，“被水雹之州县，不论成灾不成灾，所有乾隆四年应征地丁钱粮，悉行宽免”。[164]又如乾隆六年江苏水灾，特旨将其历年积欠及应征正项“悉行豁免”，“再江浙二省尚有未完漕项银米豆麦，向来不在豁免之例，今既蠲除各项，著将漕项一并免征”。[165]不仅蠲免了赋税，且将例不蠲免的漕粮亦一并蠲免。
蠲免的具体操作方法，清代各朝也有明确规定：
一是要刊刻颁发免单，载明应免数额，作为蠲免的凭据。若已经缴纳，则可流抵，但亦于单内写明。顺治八年覆准“地方灾伤题蠲后，各州县以应免数目刊刻免单颁发。有已征在官者，准抵本名次年正额。若官胥不给单票者，以悖旨计赃议罪。”[166]康熙六年题准“奉蠲地方官员将应免钱粮，取每图现年里长，不扶结状，分送部科察核。”[167]“又题准：蠲灾流抵，如本年蠲免者，填明次年由单之首；如流抵次年者，填明第三年由单之首。”[168]康熙十八年则规定流抵时要“给予红票，次年按数抵免”。[169]乾隆二年再发布上谕，并编纂入《大清律例》[170]：“凡有蠲免俱以奉旨之日为始，其奉旨之后，部文未到之前，有已输在官者，准作次年正赋，永著为令。”[171]
二是针对蠲免之弊作出应对之策。雍正六年时覆准：“州县被灾之处，或将已征在官者，匿为民欠，希图蠲免。嗣后应将全免之州县，作次年蠲免。其被灾本年之钱粮，即于次年征纳。”[172]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地方官员贪污克扣已征钱粮。
三是除正赋之外的赋税的蠲免。雍正七年规定：“各省凡灾蠲地丁正赋之年，其随正耗羡银两，按照被灾分数，一律蠲除。”[173]乾隆二年再次规定：“丁银一项摊入地亩均征之后，设有灾荒，自应一例酌免。行令各省，傥遇灾荒减免钱粮，即将丁银统入地粮银内核算蠲免，以昭画一。”[174]《大清律例》中的“检踏灾伤田粮”条附例也规定，“遇有恩诏豁免钱粮，其漕项、芦课、学租、杂税各项，俱入豁免之内。地方官违者，以违制论；入己者，以侵盗论。”[175]薛允升考证此为雍正十三年纂为例，并认为“此恐其以非正项钱粮，而或致遗漏也”。[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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