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七年之前，赈米、赈银的发放并未形成统一规则，而只是根据具体情形临时进行处置，[65]至乾隆七年始定为例：
地方如遇水旱，即行抚恤。先振一月，再行查明户口。被灾六分者，极贫加振一月，连抚恤共两月。被灾七、八分者，极贫加振两月，连抚恤共三月；次贫加振一月，连抚恤共两月。被灾九分者，极贫加振三月，连抚恤共四月；次贫加振两月，连抚恤共三月。被灾十分者，极贫加振四月，连抚恤共五月；次贫加振三月，连抚恤共四月。[66]
之后的《大清会典》中将此例纳入：
水旱成灾，督抚疏闻即行抚恤。先给饥民一月粮，以免待哺。乃察被灾之轻重，及民之极贫者与其次贫者，除抚恤一月外，被灾六分者，极贫予一月粮；被灾七分八分者极贫予两月粮，次贫一月；被灾九分者，极贫予三月粮，次贫两月；被灾十分者，极贫予四月粮，次贫三月。[67]
《户部则例》中的规定则更加具体详尽：
民田秋月水旱成灾，该督抚一面题报情形，一面饬属发仓，将乏食贫民不论成灾分数均先行正赈一个月，仍于四十五日限内按查明成灾分数分晰极贫次贫，具题加赈。被灾十分者，极贫加赈四个月，次贫加赈三个月；被灾九分者，极贫加赈三个月次贫加赈两个月；被灾八分七分者，极贫加赈两个月，次贫加赈一个月；被灾六分者，极贫加赈一个月；被灾五分者，准酌借来春口粮。应赈每口米数，大口日给米五合，小口二合五勺，按日合月小建扣除。银米兼给，谷则倍之。贫生、饥军各随坐落地方与赈。闲散贫民同力田灾民一体给赈。闻赈归来者并准入册赈恤。贫生赈粮由该学教官散给。灾民赈粮由州县亲身散给。州县不能兼顾，该督抚委员协同办理，凡散赈处所在城设厂之外仍于四乡分厂，其运米脚费同赈济银米事竣，一体题销。若赈毕之后，间遇青黄不接仍准该州县详请平籴，或酌借口粮，其有连年积欠及当年灾出非常，须于正赈、加赈之外再加赈恤者，该督抚临时题请。[68]
即当水旱灾害发生时，在勘灾、查赈之前，各省即先行发放一个月的粮食赈济灾民，待勘灾、查赈确定受灾轻重后，依据受灾分数、灾户贫困等级等具体情形再行赈济。
需要注意的是，乾隆三年上谕准“被灾五分之处”报灾，并予“蠲免钱粮十分之一”，“永著为例”[69]，但是在此后关于赈济的各项规定中，却并没有针对五分灾情的赈济办法，因此可以推断，虽已准许受灾五分之处报灾，但是仅可蠲免钱粮，而并不能得到赈济。
根据此规定，各种情况赈济时间为：
表2-3 赈济时间表
（一）赈米
清初，赈米没有具体标准，“各省赈济米数，每名日支三四合，或至七八合不等，其间数目参差，见无成规”，至乾隆五年，议准“嗣后大口日给米五合，小口日给二合五勺，多少适中。著为定例。”[70]在《（乾隆）大清会典》中亦规定：
每户计口日授米五合，幼弱半之。如米谷不足，则依时价以银代给，州县官亲为省视。极贫之外，凡乏食者皆作次贫，毋许遗漏，具籍申府司巡抚以达于部。豫为文告，列户口姓名，首力农者，次游手无艺业者，书其发粟散财之数与日月次第，使民周知，颁之票以为信，以防牙侩之冒领转售者。[71]
据此，发放赈米的数量和程序有了统一的标准。在程序上，要求州县官亲往发赈现场检查，并且应当将所赈济的灾民姓名、发放赈米数量、时间提前公告，使灾民知晓，同时要给灾民颁发赈票，凭票领赈，防止冒领。赈济具体情形还要逐级上报，直至户部。
（二）赈银
赈米是赈济的基本形式，但当“米谷不足，则依时价以银代给”，[72]故而赈银实为赈米的补充形式。乾隆二年时，乾隆帝曾对山西请求赈银表示反对，他认为：
因饥荒而赈米，则民无菜色，未闻因饥而赈银者也。若有米谷之可买，则无庸官为赈济矣。且贪官蠹役，从未有冒销米谷者也，若听其银米兼施，则取之甚易，而查之甚难。徒见百姓少一半之谷，而贪官蠹役得一半之银，非计之得也。若仓中米谷缺少，或可另为通融。[73]
可见，其深知赈银弊端，认为赈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灾民口粮问题，还易导致官吏贪污。只有在仓储存粮不足时，才可不得已而为之。
在实践中，很多时候也并非完全以银钱替代赈米，而是银米兼赈。如乾隆三年曾议准：“直省州县，如遇歉岁赈济，仓谷不敷动支，该督抚酌量情形，准其银谷兼赈，谷六银四，事竣题销。”[74]
赈银与赈米之间的折算标准，一直没有具体规定，各省依据其不同情况，各自折赈定价。这从乾隆前期及中期的记载中可见：
如山东省，在乾隆八年受灾后有上谕称：
山东今岁偶被偏灾，现在开仓赈济，但积贮未能在在充裕，如有仓谷不敷之州县，势必银谷兼赈。向例折银五钱，作谷一石，按口散给。朕思东省被灾之地谷价必昂，五钱之价，恐有不敷。著加恩每谷一石，于旧例外再增一钱折给。俾领赈穷民，购买不致艰难，共沾实惠。[75]
乾隆九年，山东德州等地受灾，同样“照每谷一石折银六钱之例。动项折给。”[76]乾隆十年，山东济宁受灾，也“令于旧例每石折银五钱之外。加增一钱散给。”[77]可见当时山东以一石米折银五钱为惯例，而中央根据实际情况，亦会增加折给银钱数量。
覆准：上下两江地方被灾，银米兼赈。灾轻州县，每米一石，折银一两。其被灾较重之上江宿州等六州县，下江邳州等十州县，加赈月分折价散给，每米一石，加增二钱。[78]
该处现在粮价稍昂。若照例酌给。犹恐小民不敷买食。再着加恩每谷一石。折银七钱。每米一石。折银一两四钱。[79]
由于粮价的不同，江南的折价要高于山东，每石米折一两银子，如遇加恩，还能增加。并且，谷折银钱与米折银钱的价格也是不同的。
至乾隆四十一年，议准各地折赈数额，至此有了固定的标准：
各省赈济米石，除陕西、广东、广西、福建、四川、贵州六省概支本色，向不折赈外，其余各省折赈定价。直隶省贫民折赈，每米一石，价银一两二钱；贫生折赈，每米一石，价银一两。奉天、河南、浙江、江西四省折赈，每米一石，价银一两二钱；每谷一石，价银六钱。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甘肃、云南七省折赈，每米一石，价银一两；每谷一石，价银五钱。山西省折赈，每米一石，价银一两六钱；每谷一石，价银九钱六分。[80](www.xing528.com)
当灾情严重，米粮仓储不足，粮价高昂，不能及时平抑时，中央政府亦可以增加折赈的标准，如乾隆二十四年甘肃折赈时，就发布上谕：
向例每石给银一两，上年岁事歉收，已降旨河东每石加银三钱，河西每石加银四钱。今皋兰等属粮价尚未平减，赈粮折价，俱于前加三钱四钱外，河东河西每石再各加给银三钱，俾穷黎足敷买食。[81]
经过两次降旨增加，河东的每石米可折赈一两六钱，河西更可折一两七钱，大大超过原成例标准。
而即使当时认为不予折赈的陕西等地，在仓储不足的时候，依然可以赈银，乾隆四十八年即发布上谕：
陕西榆林、绥德二属，秋禾歉收，业经降旨令该抚加意抚恤。兹据奏到各处仓储不敷散给，所有应行抚恤加赈，全予折色等语。著照该省散给折色之例，大口日给银一分，小口减半，该抚即督饬所属妥协经理。[82]
这一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也发生了变化，例如道光元年“直隶省被灾各州县……所有米折银两，按照成案，每石一两四钱。俾灾黎早沾实惠。毋令一夫失所。”[83]间隔四十五年的时间，直隶的折赈标准已经上浮了两钱。因而，从长时段来看，这一标准是逐渐上扬的。这间接表明折赈的标准是与物价水平相联系的。
故在清代，赈米与赈银在实际操作中依然以救济灾民为最终目的，即使有相应成例的规定，依然可以请旨进行变通，成例并非一成不变，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赈米与赈银还与国家的仓储制度以及财政密切相关。乾隆朝后期以后，由于仓储不足，发放赈银成为常态，但因米价昂贵，灾民所领到的赈银往往不能买到足够的粮食。如嘉庆十年陕西赈灾，折赈米价为每石折银一两二钱，而实际米价为每石五两上下。依标准大口每月领米一斗五升，折银一钱八分，仅够买米三四升，远不够一月之食。[84]这样就失去了荒政救民的应有之义，效果大打折扣。
（三）展赈
在正赈与加赈结束后，如果灾情严重，灾民生计依然困难，衣食无着，或次年青黄不接之际灾民无力度荒，督抚可以题请展赈。
《（乾隆）大清会典》对此有明确规定：
若灾出非常，督抚特疏以闻，则因时因地而量度之，或于极贫加至五六月七八月，次贫加至三四月五六月，不拘常格。[85]
故展赈为针对特定地区特定情形的临时救济措施，并无具体之定制，须依实际情况确定。《大清会典则例》中也记载了对于展赈与此相类的规定：
若地方连年积歉，抑或灾出非常，将凡属应行振恤事宜，该督抚因时因地妥议题明。除偶被偏灾照例振济外，其有不能照常办理者，或将极贫加振自五六月至七八月不等，次贫加振自三四月至五六月不等。[86]
《户部则例》中对展赈也有规定，相对于《（乾隆）大清会典》的规定，其主要侧重于列举需要展赈的具体情况：
若赈毕之后，间遇青黄不接仍准该州县详请平籴，或酌借口粮，其有连年积欠及当年灾出非常，须于正赈、加赈之外再加赈恤者，该督抚临时题请。[87]
总之，展赈需要地方题报之后，由皇帝进行批准方可施行，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了众多展赈实例，兹列举数条分析如下：
乾隆四年江南受灾，户部与两江总督议定赈济办法：“极贫户口赈四月，次贫者赈三月，又次贫者赈两月。皆以本年二月为止。”乾隆帝认为三四月间正是青黄不接之际，虽然官府有开仓平粜，向灾民售卖粮食，但实在贫苦之灾民却难以籴买糊口，故决定展赈：
下江地方，著将极贫之民加赈一月；上江去岁歉收较下江为甚，著将被灾五分以上之州县加赈极贫、次贫者二月，被灾四分以下之州县，加赈极贫者一月。[88]
此是督抚并未要求，而皇帝主动提出展赈的情形。故而在例定的由督抚题请的条件外，其实皇帝也可根据情况，随时对灾民施加恩惠。
同年又先后两次覆准直隶灾区的展赈请求：
于定议赈恤之外，将灾重之地，各户加赈一月；灾轻之地，老弱贫民加赈一月。
直隶省天津、河间、文安、静海、大城、雄县积水未涸之地，内有将来易涸之一百十四村庄，加赈一月；其深洼难涸之一百三十二村庄，加赈两月。[89]
在这两例中，都并非按灾户等级展赈，而分别对老弱贫民和整个村庄进行展赈，但还是有具体灾情之划分。此外，还有对整个灾区完全无差别进行展赈的情况，乾隆二十四年对甘肃灾区的展赈即是如此：“著再加恩将河东之皋兰等厅州县被灾处所，无论极次贫民、灾分轻重，俱一体加赈三月。”[90]
乾隆八年，对山东受灾的十二个州县覆准展赈，“于例赈之外，将成灾六七八九分之极贫者，加赈两月；七八九分之次贫者，加赈一月。”[91]乾隆二十三年对于两江灾区，
著将被灾最重之清河等州县，极贫各加赈三月，次贫各加赈两月；其次重之丰县等州县，极贫各加赈两月，次贫各加赈一月；又被灾较轻州县，无论极次各加赈一月。[92]
此二例是以受灾分数及民户贫困情况作为展赈标准。
乾隆四十八年对于山东灾区的赈济，则是展赈之后再次展赈：
山东济宁等州县，前因被水较重，特加恩展赈至六月底止。念该处地亩，甫经涸出十之三四，本年秋成未免失望，著再加恩展赈五月，俾来年春麦足资接济。[93]
展赈的施行，可使灾民在正赈之后得以继续获得口粮，使其度过青黄不接之时，从而保证了灾后的春耕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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