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应对灾荒时通常有这样一些模式：下诏罪己，自省、求谏议政、修政（调查灾损、选拔人才、大赦、录囚清理冤狱、赐民爵、改善吏治、削减财政支出、减免租税、赈济），等等。[27]在汉代救荒措施中，为后世所继承，并值得从法律层面关注的是因灾恤刑，以及对失职官员的惩处。
考察汉之前的文献，赦宥之事并不少见，且在《周礼》的“荒政十二”中就有“缓刑”一条，但在实践中使用因灾恤刑，应当说是从汉代开始的。尤其在西汉元帝之后，因灾恤刑更频繁出现。在汉代人的观念中，灾害与政事失德而引起的上天降祸密切相关，是阴阳五行失调在人间的符应。故在灾害发生后，君主往往检讨行政及行为过失，并通过修德修政来应对。这些特定的仪式性行为虽然并不与救灾直接相关，但在特定的信仰之下，仍可成为人们在灾荒时的心理寄托，增强人们消灾除祸的信念。况且就恤刑本身而言，也确能起到在司法中纠偏纠错的实际效果。本书第五章对于因灾恤刑还有更详细的论述，于此不再赘述。
在汉代，对官员在救灾中渎职或失职的行为也有相应的处分，这是在之前的文献中未曾见到的。
汉代认为，三公作为朝廷重臣辅佐皇帝，其责任重大，如《韩诗外传》有云：
司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阴阳不和，四时不节，星辰失度，灾变异常，则责之司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谷不植，草木不茂，则责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国多盗贼，下怨其上，则责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职，忧其分，举其辩，明其隐，此三公之任也。[28]
因此，当灾害发生，皇帝也下诏罪己时，三公何以能够置之事外？故三公在灾害时被策免也就成为常态了。当然，策免三公作为因灾修政的重要方面，其理论根源仍应是天人感应的灾异观，但在实际效果上，不仅可以使三公更加恪尽职守，也可对下级官员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www.xing528.com)
皇帝、三公尚且要为灾害的发生承担责任，地方亲民官就更负有直接责任了，两《汉书》中就有多条关于地方官员因救灾不力而被免职之记载。如汉成帝时，清河太守何武“坐郡中被灾害什四以上免”。[29]沈家本曾在《汉律摭遗》中对此有过评价：
以灾害而免郡守，非法也。他传亦罕见，殆东京偶一行之。《唐律》户婚律诸部内有旱涝霜雹虫蝗为害之处，主司应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覆检不以实者，与同罪。其得罪并有故，非以灾害也。[30]
在其看来，以出现灾害罢免郡守并不合法，并认为唐以后对地方官员的处罚乃是因其有渎职等行为，而非仅仅是因发生灾害之故。沈氏所言极是，但此例中的因灾害发生而罢免郡守，与因灾策免三公相似，都是天人感应灾异观的实践，并非真正法律上的原因。不过在汉朝同样有因救荒中渎职而被罢免的事例。如东汉明帝章和七年，曹褒出任河内太守，当时郡内发生旱灾，其上任后亦采取了措施救荒，但此后“坐上灾害不实免”，[31]即因报灾不实而被免职。汉殇帝延平元年的诏书中，还要求司隶校尉及部刺史要对地方官员瞒报灾害进行纠察，[32]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朝廷希望对地方的救荒责任从法律上加以规范。又如东汉献帝兴平元年，三辅大旱，献帝遣侍御史侯汶将太仓中之米豆散发给灾民充饥，结果其弄虚作弊，献帝对其处以杖五十的刑罚。[33]可见，除免职外，渎职官吏亦可能被处以刑罚。
综合来看，在汉代，对于官员的救荒责任在逐步明确，当官吏有失职行为时，会施以行政处分或刑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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