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感应的灾异思想

从先秦起，在古人的观念中，就认为人类社会中灾害事件的起因与“天”有密切的关系。人间的事件会感应于天，天即通过灾异或祥瑞向人间宣示。当某种天象或灾异出现时，人间，尤其是君主需要修德修政以应对。这一思想发展到西汉后期，与逐渐兴起的谶纬之学相呼应，影响着灾荒年景政府的政策。

有关天象与灾荒的关系，《史记·天官书》中有所记载，而从唐人所作的《正义》、《索隐》中，更可见星占与灾荒的关系，如：“火守南北河……穀不登。”“北宫玄武，虚、危。正义：占：水守，则人饥馑。”“杵、臼四星，在危南。正义：臼星在南，主舂。其占：覆则岁大饥，仰则大熟也。”^[6]

天象与人间实际发生的灾荒的联系，在正史的《天文志》中也有所记载，如《后汉书》中有：

孝安永初元年……八月戊申，客星在东井、弧星西南……客星在东井，为大水……是岁郡国四十一、县三百一十五雨水。四渎溢，伤秋稼，坏城郭，杀人民，是其应也。^[7]

《隋书》中记载有：

梁武帝天监元年八月壬寅，荧惑守南斗。占曰：“籴贵，五谷不成，大旱……”是岁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饿死。^[8]

自《汉书》始，历代正史中还记载了有关于人事与灾祸间关系，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了宋代。例如《后汉书·五行志》载：“殇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国三十七大水，伤稼。董仲舒曰：‘水者，阴气盛也。’是时，帝在襁抱，邓太后专政。”^[9]又如《晋书·五行志》载：“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来崇广宫府之应也。”^[10]

宋代之后修撰的正史《五行志》则只记录灾害，不再与人事相联系。《新唐书·五行志》中对此有专门的解释：

盖王者之有天下也，顺天地以治人，而取材于万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过度，则天地顺成，万物茂盛，而民以安乐，谓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伤夭，民被其害而愁苦，则天地之气沴，三光错行，阴阳寒暑失节，以为水旱、蝗螟、风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时、雨非其物，或发为氛雾、虹蜺、光怪之类，此天地灾异之大者，皆生于乱政。而考其所发，验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类至。然时有推之不能合者，岂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诸物种类，不可胜数，下至细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于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无所应者，皆不足道……至为灾异之学者不然，莫不指事以为应。及其难合，则旁引曲取而迁就其说。……孔子于《春秋》，记灾异而不著其事应，盖慎之也。以谓天道远，非谆谆以谕人，而君子见其变，则知天之所以谴告，恐惧修省而已。若推其事应，则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于不合不同，则将使君子怠焉。以为偶然而不惧。此其深意也。盖圣人慎而不言如此，而后世犹为曲说以妄意天，此其不可以传也。故考次武德以来，略依《洪范五行传》，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云。^[11]

即欧阳修等编著者认为牵强附会灾异与人事之关系，会造成无法一一对应，反而使人不能领会天人之感应，从而不敬畏于天，故仅记录灾异，而不再以人间之事与其对应。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如《宋史·五行志》中就录有一条：“绍兴二年，常州大旱。帝问致旱之由，中书舍人胡交修奏守臣周祀残酷所致，寻以属吏坐赃及杀不辜，窜岭南。”^[12]

灾荒之年，帝王往往会因灾修德和因灾修政，还会因灾省刑，这些措施归根结底都与天人感应的灾异思想相关。在《史记·天官书》中，司马迁最后的一段话尤为值得关注：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13](www.xing528.com)

这里实际已经蕴含了天人感应的灾异思想，要求君主在出现灾异时以修德为上策，其次要整顿政务，再次采取补救措施，最后才是祈祷消灾。

对于因灾修禳，《汉书》中也有类似说法：

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14]

同样要求君主应天之符应而修德以消除灾祸。

《晋书》中则说：

综而为言，凡有三术……三曰，人君大臣见灾异，退而自省，责躬修德，共御补过，则消祸而福至。此其大略也。^[15]

《旧唐书》记载了贞观十一年水灾后，唐太宗“引咎，令群臣直言政之得失”，其下诏曰：

暴雨为灾，大水泛溢，静思厥咎，朕甚惧焉。文武百僚，各上封事，极言朕过，无有所讳。诸司供进，悉令减省。凡所力役，量事停废。遭水之家，赐帛有差。^[16]

可见，自汉代之后，因灾修德的思想已经逐渐形成，逢灾荒之时，帝王常下诏罪己，并广开言路，听取谏言，以求感应上天，使灾祸不再发生。这在后世，包括清代的皇帝在灾荒时发布的救荒及禳灾诏书中时常可见。如雍正五年的上谕中称：

从来天人感召之理，捷于影响。凡地方水旱灾祲，皆由人事所致，或朝廷政事有所阙失；若督抚大吏不修其职；或郡县守令不得其人；又或一乡一邑之中人心诈伪，风俗浇漓。此数端者，皆足以干天和而召灾祲……似此居心行事，竟将民生疾苦视同陌路，则民气郁而不舒，何以弭天灾而召丰穰乎……为督抚者，当体朕察吏安民之苦心，竭诚秉公，倡率百僚，使地方有司皆能实尽父母斯民之道，则上与下合为一心，官与民联为一体，和气致祥，休嘉日集，断不致旱涝之为忧矣。^[17]

由此可知清代并未脱离传统的灾异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代的救荒，后文对此也将有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