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师的生存生活

综合已有研究文献的认识，我们从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两个角度来梳理近百年来有关乡村教师的生存和生活情形。

1.关于乡村教师的日常生活

第一，早期作为“乡民”的日常生活。城镇化以前，乡村教师是居住在乡村社区的“村民”。这时的乡村教师大多为土生土长的自乡人，鲜有来自其他区域或者城市的教师，这类乡村教师常常也是村民。学界对于民国乡村教师生活的研究多见诸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平民教育运动以及乡村教育史方面的零散记载，另外在社会史、政治史、生活史等方面稍有涉及。梳理以往研究，可以看出研究者对民国乡村教师的研究多内隐在乡村教育、乡村生活、乡村政治、名家教育活动的研究之中，研究领域多集中在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结构等方面，只有少量专门涉及乡村教师的教育调查研究。^[34]同时，观察研究结果发现，民国时期“乡村教师在忙碌、劳累、无序中度过，他们因儿童的天真烂漫、学习刻苦、尊敬师长而快乐，因学校发展、学生成长而欣慰，也因事无巨细、内外应酬、条件艰苦而苦恼”^[35]。还有研究发现，民国时乡村教师的常规工作量大。一般一个学校只有一个教员，班级学生年龄跨度大，致教学难度大，乡村教师集多种职位于一身。^[36]在社会活动方面，“有教师对士绅阶层的依附与反叛，有教师与塾师之间的竞合，有教师对乡民的妥协和改造，亦有新旧转换中知识人的迷茫与游离”^[37]。此时的“乡村教师作为乡村小社会中稀有的文化人，其身份绝不单单是一个以教书为业的职业角色，除了常规教学之外，他还必须拿出一定的精力来充当乡村的‘参谋长、顾问官’”^[38]。他们是乡村礼俗的百科辞典，任何红白喜事等村民们都要求助的对象。当然，也有学者揭示了民国乡村教师生存中灰暗的一面：苦、难、烦。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洗礼，相比而言当今乡村教师日常生活与民国时有异也有同。乡村教师的隐性和显性待遇从纵向来看有了提高，但是从横向来看仍旧不容乐观。学者对现代乡村教师生存环境的研究主要囊括在生存现状的研究中，从现状中发现乡村教师生存的困境并提出策略和建议。^[39]

第二，后来作为“城民”的日常生活。城镇化以前，乡村教师更多是居住在城镇的“城民”。如现实中所看到的，没有哪一个是不想往城市里调动的，所以有顺口溜“‘村里老师镇上走，镇上老师县里走，县里老师市里走，市里老师东南走’”。不能或确实是能力不够调动级别的也在另一个层面上“调动”，那就是买家庭住房往城镇靠近。教在山上的往山下买房、教在村里的往镇上买房、教在镇上的往县里买房、教在县里的往市里买房。他们工作在乡村，住在离乡村远远的市、县、城镇。可见，这些乡村教师虽然工作场所在乡村学校，但下班后是返回位于城镇的家中生活、休息，其结果导致了乡村教师“候鸟式生活”的普遍化。究其原因在于，城乡二元对立与标准的城市化取向使得乡村长期在城市中心取向下被赋予“落后”“野蛮”的刻板印象，城市把“文明”带到乡村，城市给乡村带来“光明”等极端想象强化了既有的社会差异，并使之合理化、合法化，结果是无论谁对乡村都有着鄙夷和躲避。这种感情展现在乡村教师身上就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身在曹营心在汉”。这种“候鸟式生活”、工作迁徙，使得乡村教师意识上逐渐远离乡村，隔开了他们与乡土社会的感情。近几年各省市为吸引更多人到乡村任教，对离家较远的乡村教师有交通补贴，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过“候鸟式生活”的乡村教师群体的庞大化倾向。当然我们此处不是批判乡村教师追求这种“候鸟式生活”，只是就这种现象做一个描述，毕竟这一结果不是乡村教师群体自身导致的，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无须对其求全责备。(www.xing528.com)

2.关于乡村教师的文化生活

第一，始终城镇化趋向的乡村教师文化。从总体上看，乡村教师文化生活的百年发展是跟随着乡村文化的历史流动而变化的。分析认为，虽然塾师由新型教师逐渐取代，乡村文化也走在一条与城市文化耦合的路上，但是，城市文化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乡村文化在高度耦合性中失去其独立性乃至有消失其特点的趋势。在具体内容上，众多学者从物质、精神、制度文化三个维度对乡村教师的文化生活进行了研究。其中譬如，关于乡村教师的精神文化，有研究指出了乡村教师精神文化在近百年来的嬗变：由原来的血缘关系到地缘关系文化，宗族法权到文明法制，安土乐天到土地魅力丧失，勤俭节约到拜金主义盛行，服务的自给到生产服务商品化……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在思路上别开生面地给以具体化地展开，文化转向不是存在于教师整个群体的，而是存在于不同年龄结构的乡村教师之间——刚到乡村任教的年轻教师的文化生活是城市取向的，多年在农村工作的中老年教师他们的文化生活是乡村取向的。^[40]对于这种城镇化趋向的乡村教师文化现象，有学者认为，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取向根本无法解决乡村教师的文化困惑，而提出乡村教师群体的文化取向必定要经历文化转型，并就乡村教师文化转型的现实、基础、方向做了研究，认为“教师专业化持续推进、社会角色深刻转变、群体性失落亟待缓解等问题呼唤乡村教师的文化转型。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由‘人情’到‘金钱’，由首属群体向次属群体的过渡以及进入‘弱关系社会’的现实，构成了乡村教师文化转型的基础。生活方式的重构和人文精神的重塑为他们的文化转型提供了方向”^[41]。

第二，呼吁乡村教师传承乡土文化。乡村教师作为乡村文化的主体，其文化取向是乡村的还是城市的关系到乡村文化的未来。不可忽视的是上述提及的乡村教师文化城镇化的趋向问题。虽然乡村教师的文化取向由乡村文化取向到二元文化取向共存到城市文化取向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其间由于城市中心主义的文化被选择为主流思想而导致乡村文化的没落。特别是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教师客观上担有助推乡村振兴的职责，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具备乡村文化的资质。正如众多学者都认识到乡村教师拯救乡村文化的重要作用那样：“建设新农村最缺乏的是知识和智力资源，而社会上其他知识力量又难以通向农村，这一直是制约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瓶颈。因而乡村教师是建设新农村必须依靠的知识力量。”^[42]所以，乡村文化不能是次于城市文化的存在，不能任由乡村文化没落，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下，乡村教师作为乡村文化的主要主体，承担着建设新乡村文化的重任，具体任务涉及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体现农村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