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师形象使命

近百年来，关于乡村教师的形象使命可以从社会角色、职业角色、职责使命三个方面来梳理人们的有关认识。

1.关于乡村教师的社会角色

第一，革命精神的播火者。有研究表明，在民国初期，乡村教师在“早期党组织负责人中占了67%……如果这个结果反映了中共早期乡村建党的一般状况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乡村教师在中共向农村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共认识到乡村教师无论从经济生活、政治倾向、阶级立场抑或是从社会地位等方面来看，这些处在基层农村知识分子都具有较强的革命倾向与热情。”^[2]鉴于知识分子的特殊及有利情况，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成为“中共进入农村的先锋队和播火者”。可见，这时乡村教师是革命的播火者，坚持在敌后教育、宣传革命思想，他们通过夜校、家访、社会宣传等各种形式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使农村中党组织不断壮大，党员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

第二，教育救国的探索者。有关学者的研究表明，作为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实在不易。^[3]当时自然灾害频发致使农业经济停顿，时局战乱致使百姓流离失所，盗匪横行致使乡村一派凋敝，这些情况致使许多人走上背井离乡之路。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赋予了民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深刻命题，而乡村的破败和危机屡屡刺痛着知识分子脆弱而敏感的神经。他们深知无论从人口上着想或从经济上着想，唯有站在乡村的立场，侧重乡村，从乡村工作入手，以复兴民族，方不会走错了路子。^[4]于是，“具有不同社会背景却具有同样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从自身的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出发”^[5]，通过研究乡村社会问题和开展乡村（教育）建设实践来拯救国民心理，发展民族精神，进而挽救国民经济，试图走教育救国路来引领中国社会走向复兴。

第三，乡村建设的开拓者。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和乡村教育实践的繁荣时期。此时，研究乡村问题、着手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有以梁漱溟、黄炎培等为代表的国内知识精英，以晏阳初、陶行知等为代表的留学归国人才和以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为代表的大中专院校的师生团队。他们或著书立说，研讨乡村问题和乡村发展方向；或组建团队和研究机构，培养乡村建设人才，扩大乡村教育思想的社会影响；或躬身乡间并建设实验区，醉心于自己理想的乡村教育，塑造着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教育典范。这时的他们是乡村教师又一形象的代表。他们在乡村中，展现出服务桑梓的乡土情怀，在战乱年代中迸发热爱祖国、参与革命的家国情怀。在民国大时代中，渺小的他们组成了强大的集体，挺起民族的脊梁。如留学归国后践行生活教育的陶行知，在当时的新教育黯然的情况下，他把目光投向了广大的农村，认真思考乡村教育问题，走上了主编主导主演的晓庄实验之路。在乡村改造之路上，“根据乡村社会改造的实际需要，设立了总务、教育、卫生、农林、交通、水利、自卫、救济、妇女、编辑、调查12股，分别进行规划和指导”。^[6]此时他既是乡村教师，也是校长，又是村民……身兼多职。此外，还有众多的试验研究者，他们不辞劳苦，乐其所为，被赋予乐教、爱国的时代特征。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受到追捧和崇拜，后继学者对他们的研究络绎不绝，或希冀能继承他们的传统，延续他们的精神，润教育于无声，或从他们的创举中寻些适合现在改革的苗头，让时代的文化涌流。

第四，农村教育的主力军。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时期，以民办教师为代表的乡村教师承担了农村教育主力军的角色。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民办学校的建立和民办教师的选任是应对教育经费欠缺和师资严重不足的最佳方案。这些民办教师和稍懂读写算的村民在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中起到非凡的作用。随后人口增长、受教育人数猛增，师资需求也急剧增长。在培养师资的主渠道——师范院校因“文革”停止招生、公办教师来源中断的情况下，民办教师更是发挥了骨干力量的作用。直到现在，人们还吟诵着他们的伟大^[7]：历史让他们“上位”，他们平凡却伟大，贫困却执着；虽不知道真丝的奢华与皮草的高贵，却能把人性的温暖与质朴的美丽奉献给山里的娃娃；他们虽然生活贫寒条件艰苦，却自己用笛子演奏国歌对学生进行着灵魂的洗礼；他们没有享受应有的教师待遇，却以绵薄之力担负着中华民族最神圣同时也最艰巨的乡村教育的重任；在乡村社会中处处都有其无私奉献的身影。

第五，倾斜政策的沐恩者。随着国家城市化的整体推进和迅速扩展，传统农业经济的不振及快速衰落，政府逐步“取缔”了民办教师政策，同时伴随教师专业化的全面推进，乡村教师渐次失去了其生存之根，并进而逐步沦为“弱势群体”。如“《人民日报》不断用政策倾斜和援助来架构乡村教师报道”；在社会给乡村教师贴上的标签经媒体的选择与扩大下，乡村教师给人的印象是文化水平低、工作条件艰苦等。此外，“透过免费培训、拨款等主题，经常看到的是某地政府落实对乡村教师的优惠政策、拨款、关心爱护乡村教师等，在某种程度上乡村教师被贴上了‘沐恩者’的标签”^[8]。在此过程中，乡村教师“日渐丧失其在公共生活中的知识分子身份，退出传统的农村社会舞台。他们的创造力、判断力与反思力正被现代教育理论与技术宰制而日益退化”。最后导致“乡村教师之于乡村的知识分子身份，随着现代文明与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而日渐式微：其‘知识者’角色正在弱化，其‘文化人’身份正在消失，其‘政治精英’地位正在旁落”。^[9]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乡村学校成了乡村社区的“孤岛”、乡村教师成了乡村社区的“候鸟”。

虽然“通过与民办教师生活其中的乡村民众经济收入的对照，可以发现民办教师整体上并不比周边村民表现得更加拮据”。但在“乡村教育经费有限而受教育人数众多的情况下，贫困是经济发展落后所造成的乡村整体社会的特征和教育发展的瓶颈，民办教师的生活必然无法超越这种特定的社会现实”^[10]。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乡村教师发挥着文化知识的传授者、乡村文明的传播者、社会发展的探索者等多种角色的作用，在乡村社会有着较高的地位和声望，是村民们信得过的“先生”！

2.关于乡村教师的职业角色(www.xing528.com)

第一，早期的“多面手”。如上所述，民国时期一部分乡村教师作为共产党员而存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传播党的理论。一部分乡村教师作为自由人士存在，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奔走在乡村教育的路上。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中的国内国外精英们从未认为乡村教师是单纯的“教书匠”，他们身上体现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专业性的统一，他们充当乡村民众的精神导师和乡村社会改造的发动机，是一位位扎扎实实的“多面手”！因此，如有研究指出的：“长期以来，传统中国乡村教师在社会身份角色上是相对清晰的，即无论该师身处何方，他者与自身都会将自己视为是乡村的知识人，从而，在从事自己正常的教书育人之外，他们也会广泛参与本地的日常社会事务活动，并将其视为自己应尽的职责。”^[11]过去的他们，尽管收入低但由于其文化水平较高从而成为乡村文化的代言人，是乡村知识精英，同时也是乡村人。

第二，近期的“教书匠”。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权力深入乡村和媒介的介入，国家政权通过各种力量渗透到地方社会，日益强化其监视力，乡村教师成为乡民眼中的“国家干部”。乡村教师脱离乡土社区生活的联系与互动，他们愈来愈成为城市人的角色并向单纯的“教书匠”转向。有学者考察指出，现在毕业于师范学校的学生，年纪轻、经验少，根本不具备乡村礼俗知识。^[12]正如有研究指出的，乡村教师在地域归属上从“乡村教师就是乡村教师”到“乡村教师‘国家化’”逐步发生转变。在身份归属上由“知识分子”转向“教书匠”，乡村教师本应具备专业性与公共性的双重属性，教育现代化使得他们被孤立为专业人。

第三，当下的“刻板化”。在古代，乡村教师德高望重，人们不仅将“先生”看作自己子女智识的启蒙者与传授者，更将其视为道之代表、礼之化身、德之典范。^[13]在民国，乡村教师与乡民同样劳作，从事乡村治理工作，成为乡民眼中的能人。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改革开放以来，在“为人师表”“身正为范、学高为师”的宣传下，乡村教师成了学生的榜样，他们在新闻媒体宣扬的“园丁”“蜡烛”“春蚕”中成了清贫而崇高的化身。可以说，在这些较为“刻板化”的描述中，对乡村教师职业角色的描述还是比较正面的。当前对乡村教师宣传的另外一种刻板化现象表现为：“报道呈现典型化和标签化现象。除介绍、宣传相关政策外，树立典型的报道尤其引人注目，在所有报道议题中，典型报道的数量列第四位，约占总体的13%，比例较大。且报道中乡村教师的经历类似，对其的描述也大体相同。”^[14]媒介介入的另一负面影响是对乡村教师的评判越来越严格。“起初或许是因为部分媒体一则不经意的报道，恰巧碰到极个别的家长因教师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不当，以怨报德而发出一些贬损教师素质的言辞，但随着相关反例的不断增多”^[15]，以及专家型教育家们通过国家政策不断扩散的“素质教育”要求使得愈来愈多的乡村教师被贴上“教育观念陈旧”“缺乏创新观念”“素质低下”等标签。这些“刻板化”的形象描述正在把乡村教师推向艰难的境地。

3.关于乡村教师的职责使命

第一，乡村学校的教育者。乡村学校是乡村文化传播、文化服务和文化发展的堡垒与中心，乡村学校师生则是乡村文化传播、服务和发展的主体。在那些比较落后的村落中，乡村教师是文化精英。首先，乡村教师是乡村学校的教师，他们把基本的生活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也将文明的进程呈现给人们，这是他们的基本责任与任务。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要求下，传授学生基本知识，具有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和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意义。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乡村教师在乡村学校教育中的现实处境问题，特别是在城市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乡村教师素质被纳入一个与城市教师统一的、客观的、无差别的教师专业化发展体系中，追逐着现代教师素质发展标准或目标”^[16]，事事都以城市立场、标准来要求乡村教师，可有其合理性？乡村教师曾经是革命的传播者和奔走者，是乡村的拯救者、扫盲的清除者，但在现代化标准体系中，他们却逐步丧失了教育理论的话语权，在未来的教育道路上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和使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二，乡村文明的服务者。乡村教师也是乡土文化的改造者。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对于乡村教育来说不是城市教育话语霸权填充乡村教育的过程，而是乡村教育改造自身适应教育一体化趋势的过程。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改造应当包括：对乡土文化传承部分的选择，基于乡土文化进行本土化的文化服务。^[17]由于当前“79.89%的青年乡村教师出身于农村，上大学前的户口类型是农业户口”^[18]，相对于城市教师他们更了解乡村生活，更能够有效改组和改造乡土文化，为乡土文化的最大化传承和发展承担责任，成为“乡村价值的引导者”“规范的守护者”“文明的引领者”“文化的弘扬者”“生活的帮助者”。^[19]当然，面向未来，乡村教师如何继续做好乡村文明的服务者，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重新发现促进乡村教师发展的契机，须强调乡村教师与社会理想的关系，立足其当下生存环境，提倡精神自治并建立相应的集体保护机制”^[20]；又如，农村教师在乡村生活的改造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至少需要三个条件：拥有知识分子情怀、掌握本土知识、完善相应的机制。除此之外，最为关键的是要对农民有一颗赤子之心。^[21]

第三，社会文明的指引者。如民国时，涌现出了如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推进乡村社会文明整体进步的榜样人物。回顾民国乡村的教育家，虽然他们的思想及实践方式存在差异但都是为着乡村人的教育，他们都有共同的特质：悲悯救世的人文情怀、科学务实的教育态度、传统而生活化的教育手段、完满而为人的教育目的。^[22]民国时代的优秀乡村教师大都兼受东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受过严格的封建旧式教育，或幼秉家学，或少入私塾，大多取得了初步的功名，又入新式学堂，留学国外，视野广阔，贯通中西，学养深厚。^[23]民国时期的教育家不仅有实在的真学术、真学问，更重要的是，他们胸怀宽广，淡泊名利，德高品洁，有士人风骨。在面临着内部民族斗争和外部国家打压所激发而来的爱国情怀下，他们筚路蓝缕，宵旰图治，锐意改革，成效卓然。^[24]可以说，这些乡村教师作为特定时代的优秀人物，他们发挥着社会榜样的作用，具有指引社会文明进步方向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