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茶场：壮观万亩，离开二十年后仍称我们的茶场

李辉

她的日本朋友非常喜欢这些茶。

我喜欢喝家乡的茶叶。每年春天，清明一过，只要家乡有人来，总会给我带上一些刚刚炒的新茶。

喝绿茶一定要喝春天的新茶。经过一冬的睡眠，茶树在春天的雨水中争相吐芽。那些芽尖，碧绿细嫩，在略带浑浊状的老叶子上面，显得格外水灵灵，十分可爱。它们仿佛汲取了茶树浑身的精华，一夜之间，把清香挥洒出来，充溢整个山谷。这个时候把它们采摘下来细心加工，最能保留那份春天的滋味。春茶最好把它们泡在白瓷杯子里，满眼青绿，格外招人。讲究喝茶的人，泡新茶第一道时只用稍许水，先把它倒掉，只喝第二道第三道。这样泡出来的茶，味道最为清纯，抿一口，满口茶香，顿时，心旷神怡。

家乡在湖北随州。这是个面积很大的县（现在改为市），有很多山。北边与桐柏山、鸡公山相邻，山这边是随州，山那边便是信阳，而著名的信阳毛尖，就主要出在这座山上。南边是蜿蜒起伏的大洪山，号称楚中第一峰。这里雨水充沛，云雾缭绕，对茶树最有益。有山，有水，最适合种绿茶。家乡的茶场便很多，几乎山区的每个乡都有。大小不一，最大的已有万亩之众，伫立在这样的大茶场，环顾周围，满山遍野一垄一垄的茶叶相连接，颇为壮观。

记得小时候茶场没有这么多，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好像一股风刮来，开荒种茶成为所有山区的特点。就在我中学毕业开始插队劳动生活的那一年，十几个几十个茶场几乎同时在随南山区大规模地创建起来。

我们插队那年，因为推广株洲市“厂社挂钩”的经验，知青都是按父母所在单位划分，集体下放，而不是前几年那样零散地下到生产队。是知青集体下放促进了茶场的上马，还是茶场慷慨地接纳了我们，我不清楚。反正，我们那年插队的同学，几乎都有了各自的茶场。记得空闲时，我们互相串门，便步行几十里，从这个茶场走到另一个茶场，准能找到相熟的同学。

离开当年的茶场已经快二十年了，每当提到它，我还是习惯称它“我们的茶场”。我们的茶场原叫宋家茶场，后来改名为云峰山茶场。最初约有百来人，知青和农民各占一半，比起其他茶场来，要算规模最大的。规模大，气魄也最大，目标是建立一个万亩茶场，虽然我们刚到时现有的茶树不过几十百把亩。规划十分诱人，一切却刚刚起步。我们到的当年冬天，最大的工程就是在我们住的那座山坡下面，修建一个小水库。上千农民辛苦一个冬天，筑起大坝。一到春天，水库便蓄上了水。

水库其实很小，蓄水也有限，但一池渐渐变清的库水，使本来显得荒凉贫瘠的茶场，一下子平添了许多生机。我们的窗户面对着水库，站在窗前，俯瞰库水，再顺着水把目光往前移，远处便是一片片我们开垦出的茶地，还有等待我们去砍伐的荆棘丛。自打有了小水库，我们饮水、洗衣、散步便有了好去处。夏天带来的快乐最多。天热时，要到对面山上出工，会游泳的同学，索性举着铁镐和衣服，踩水过去，而我们不会水的则不得不绕过一道又一道山坡，走上好几里地。

其实，那些日子也挺艰难，但如今留在记忆中的却是许多愉快的往事，或者是想起来觉得好笑的往事。

山区最缺的是菜。我们人多，是吃公共食堂。每天让人发愁的就是菜。没有蔬菜，更没有肉，特别是到了冬天和春天青黄不接的时节。冬天红薯成了主食和主菜。有段时间每顿差不多都是红薯。饭里有红薯，菜也是，只是加了点盐，而油几乎没有。吃得多了，往往拉不出大便，房间里便充满臭气。男同学们喜欢互相取笑，只要一有动静，就会大喊一声：你又放红薯屁了！顿时大家一阵欢笑，把初次遇到的艰苦也冲淡了。

刚到茶场时，住房很少，我们是七八个人睡在一个小屋的通铺上。一个同学擅长于打鸟抓鱼，一天他用弹弓打下了一只鸽子。于是，那天，便成了我们盛大的节日。大伙分头到山上挖一种当地农民叫作“百花散”的野菜。百花散的根部类似于大蒜，可以食用。我们挖回很多，就把它们和小鸽子放在一起炖汤。害怕所有人都来尝鲜，我们把房门紧紧闩住，还分派两个人顶住门。点燃从家里带来的煤油炉，脸盆盛满水，把鸽子和百花散往里面一放，开始炖起汤来，为了合理分配，我们把鸽子切成好多小块。

我们的眼睛盯着脸盆，眨也不眨。等待的时刻，那么神圣，也那么漫长。渐渐，房间有了香味，大家尽量压低声调欢呼着。香味也飘出了房间，把其他同学也吸引了过来。有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小同学，不住地敲门恳求：我只喝口汤。我们当然不敢放他进来。(www.xing528.com)

负责炖汤的同学非常精明狡猾，他不住地尝，嘴里不住地说：还没好，味道真不怎么样。等我们醒悟过来，他已经多尝了好几块肉，多喝了好几口汤。大家马上罢免他，把他换到角落。我们拿出碗，开始分配。现在想来，那一时刻，我们心中十分激动，神态也一定显得极为庄重。我们珍惜每一口汤，每一小块肉，捧着碗慢慢抿，生怕一下子把它喝完。

这该是我觉得最香的肉汤。

茶场也养着几头猪。但那是为春节年饭准备的，平常根本不可能动用它们（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不多养些猪，可能缺少饲料的缘故），唯一一次不是春节时候杀猪，是在一次大旱之后。

连续几个月茶场没有下过雨，我们每天不得不冒着高温从水库里担水，挑到几里外的山上，浇灌冬天种下春天刚刚冒出的茶苗。水库的水也渐渐干枯，就只好干等着下雨，不然，所有茶苗等于白种。一天，天上终于阴云滚滚，可是它好像故意挑逗我们，却不肯洒下一滴雨。茶场所有的人都跑出房间，站在院子里仰望天空，祈祷雨神。茶场书记可能再也无法承受等待的痛苦，对着大伙儿大声说：今天只要下了大雨，我们就把那头最大的猪杀了加餐。我们一阵欢呼，对雨的盼望更急切了，说不清最盼的是雨还是肉。

老天爷可能被我们的期盼所感动，真的下了一场大雨。我们跑进雨里，跳着唱着，让雨把自己浇个够。我们还在雨中跑到猪圈去，看看书记许愿的那头猪。书记也没有食言，第二天就把那头大肥猪杀了。那顿加餐，也成了全场的节日。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一大碗肉，汤其实就是油。奇怪，那么多肥肉和猪油，居然全部吃光。还是女同学秀气，肥肉和汤是无法吃下去的。于是，便宜了我们这些男的。我和几个伙伴，就跑到女同学那里，再把她们的一部分也给消灭掉。现在，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自己竟然能吃下那么多的肥肉，妻子更不相信，我能把一碗猪油喝下去。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开创时期的一些艰苦，显得十分遥远，好像早已不值一提。我们在那里毕竟来去匆匆，只有两年多时间。但是，茶场发生的一切，难以忘怀，常常让人回味不已。当年茶场的同学相聚，最快乐的话题，当然是关于茶场的一切。

于是，“我们的茶场”永远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关于山关于水关于茶的记忆，也成为我生命体验的一部分。每当家乡人为我带来我们茶场的新茶，我便十分乐意将它分送给友人。很高兴，他们是真正喜欢它。有一年萧乾先生的夫人文洁若到日本讲学，她把我送的茶叶作为礼物带到日本去。她写信告诉我，她的日本朋友非常喜欢这些茶。去年四月，我到山西，离京前正好刚收到家里带来的我们茶场的新茶，我就带了一些路上喝。在太原，小说家李锐兄来宾馆看我，我为他泡上一杯，还未喝，满杯青绿，就让他赞叹起来。抿上一口，更是赞不绝口。我当即把随身带的茶叶留给他一部分。后来，我们见面时，他告诉我，他按照茶叶袋上的地址给我们茶场去过信求购，并讲明是我的朋友。茶场的领导很快给他寄来茶，还回了信。那领导，便是我当年所认识的当地一位教员。

今年五月，在距插队正好二十年的日子，我又一次回到了我们的茶场。

也许是刚刚从神农架下山的缘故，记忆中的茶场的山，现在在我眼中显得矮小、平缓。然而，那份亲切是任何山水无法替代的。当年万亩茶场的规划，如今已经成为现实，除了总场之外，周围还有好几个分场，职工达到上千人。据说茶场的面积和产量现在整个湖北省已名列前茅（好像是第二位）。好几个品种被省和有关部门评定为优质产品，并冠以“中国名茶”的称号。现在，茶场每年的产值达到好几百万，利税几十万。

小水库面貌依旧，围绕着它，满山遍野目光所及全是青翠如云的茶树。除了水库，当年的痕迹已难以寻找。我们喝鸽子汤的那些住房已经拆掉，墙上书写着“猪多肥多肥多粮多”标语的厕所，也没有了踪迹。全变了。茶场盖起了一幢幢楼房，职工也同城里人一样住进了单元房，有了自来水，有了电视。原来上工的小道，已成为一条公路，每天有好多趟班车从这里路过，把周围几个县贯穿起来。每到春茶上市季节，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便顺着这条公路络绎不绝地开来抢购新茶。

我们的车一到茶场办公楼的大门，便遇到业务场长，他居然就是当年和我们在一起的一个窑匠。在农村，手艺人是最为精明能干的，现在他终于有了施展才干的更大天地。我们兴奋地谈起往事，谈起兴旺的茶场。他领我在办公室观看茶场获得的一张张奖状、一面面锦旗。甚至谈论到，有一天能够把当年参与创建这个茶场的知青都请回来相聚。

当然，他不会忘记给我泡上一杯最好的绿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