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
四川人能言善辩,都和四川人坐茶馆多有关系。
要说到中国的茶,就自然会想到四川的茶馆。四川的茶馆和四川人的生活,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有人说四川人一辈子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泡在茶馆里,这个话在1949年前来说,并非夸大之辞,那时候,城乡各地,遍布茶馆。不要说成都、重庆的大街小巷找得到大大小小的茶馆,就是在偏僻的乡场上,也必定找得到几家茶馆。如果是赶场天,比成都的茶馆还要热闹一些,茶桌子一直摆到街沿上来。
四川的茶馆,其实发挥着多功能的作用,集文化、经济以至政治的功能于一体。茶馆是大家喝茶、休息、亲谈、消遣、打发时光的好地方,也是做各种文化艺术享受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听到川戏,四川清音,说唱,摆龙门阵,扯乱谈,以至皮影木偶表演。当然,那里也是人发挥讲演天才的地方。在那里,大家可以高谈阔论大小事情,只要你不触犯墙上贴的“休谈国事”的禁令。在那里,你可以听到各种绘形绘声地描述着的大道小道消息。这对于那些人思想的开通,文才口才的锻炼,都是一种极好的机会。所以有人说四川人能言善辩,都和四川人坐茶馆多有关系,这且留给学者们去研究吧。
四川的茶馆所起的最大作用是:作为一个交易场所,在经济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主要的生意买卖都是在这里进行的。你看那些喝茶的人伸出手来,在对方的袖子里捏着对方的手,那就是在谈一笔生意了。在成都,有许多茶馆专门用来做各种行业的交易场所,在那里就是那一种行业的市场了。在这种茶馆里,设有雅座,有茶喝,有点心可吃,还可以摆酒宴请客。谈生意,十分方便。
我说茶馆可以作为文化和经济活动的场所,你可能相信;但是我要说四川茶馆也可以作为政治活动的地方,你大概就不大相信了。你说政治活动总是搞阴谋诡计的,只能在密室里进行,怎么可以在稠人广众之中谈论呢?那是你少见多怪了。在成都这个政治中心里,有许多政治活动诚然是在官老爷们的衙门里,公馆里,酒席桌上,鸦片烟铺上,姨太太的枕头边,或者枪杆子尖上解决。但是也有一些政治活动,比如卖官鬻爵,却总是由拉线的人在茶馆里和买官的人见面讲价钱。在少城公园里有一个鹤鸣茶馆,便专门进行着这种买卖。在许多茶馆里也进行着严肃的政治活动,比如我们那时候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就常常利用茶馆作为接头和开会的地方。(www.xing528.com)
四川的茶馆可以分为几个档次,有少数是为高等的人提供特别服务的高级茶馆,有点像外国的高级咖啡馆。也有设备一般但比较宽舒、供应较好茶叶的中等茶馆,这种茶馆在城市里比较多。最多的是在乡镇和码头以及幺店子里的大众茶馆,给下力人提供了歇脚的地方,当然也可以进行各种交易活动。无论哪一档次茶馆都有一种传统的特点,那就是花费不多,却可以较长时间地占用茶桌。只要花上几分钱,就可以让你在那里坐它半天,办你的事情,不断有人给你上开水,还有瓜子花生和点心让你买来吃。有的人甚至中午把茶碗扣上,给茶馆打个招呼,可以下午再来喝,方便得很。有的茶馆里摆得有躺椅,你可以在那上面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只要你睡得着,不会有人来打扰你的。至于公园里,几乎到处都有茶座,你可以休息、闲谈、打牌、下棋、睡觉,还可以去游玩。总之,四川的茶馆,实在是一个舒服的去处,是生活中绝不可以缺少的。
当然,四川的茶馆也是藏垢纳污之所。且不说那些看相、算命、卖春宫、售假药、拉皮条的人,以茶馆作为他们的活动场所,那些黑社会势力更是以茶馆作为他们的大本营。许多有点名气的茶馆,本来就是黑社会势力的头子们开的。他们窝藏盗匪,私运枪支和鸦片,买卖人口等等罪恶活动,都是在这种茶馆里策动和进行的。有时候那里也是那些黑社会势力之间进行妥协谈判的地方。他们叫作“吃讲茶”。谈得好倒也罢了,谈不好往往就叫枪杆子发言,在茶馆里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血肉横飞,殃及无辜的茶客。真正想寻找清闲的茶客是不到那种茶馆去的。他们多是到公园或者僻静的小茶馆里去,找一个清静的角落坐下来,细细品茶,听说书,看各种社会相,自寻其乐。就是那茶倌提起晶亮的铜开水壶从一尺多高处往你茶碗里倒开水,一滴不洒的功夫,就够你欣赏的了。那铜茶船摔在桌上的声音和那各种各样的叫卖声交织在一起,就是很好的音乐。这样的文化享受,是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
可惜的是1949年以后,茶馆被认为是藏垢纳污的地方,是前朝遗老遗少们迷恋过去的地方,是浪费群众宝贵光阴的地方,总而言之是不革命的地方,必须坚决地加以消灭,而且必须迅速地干净彻底地加以消灭。于是茶馆都被关闭了。虽然老百姓感到不方便,有意见,可是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对于领导的一切号召都认为是革命的需要,无条件地服从。其实当时的有识之士就认为,茶馆这种地方,是可以取其利避其害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固然要彻底消灭,可是茶馆却可以作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作为对老百姓进行宣传教育的地方,最容易为老百姓所接受。可是在几十年马不停蹄的运动岁月中,谁还有心思去说这些?于是茶馆几乎从四川的大地上消失了。在供应茶水的地方,也只见旅行用的口杯倒茶水解渴,过去的盖碗茶再也不见踪影了。我记得是六十年代初,朱德总司令到成都来的时候要喝盖碗茶,并且批评四川关闭茶馆、取消盖碗茶的不当,我听了十分兴奋。可是也不过兴奋一下而已。茶馆终归是不革命的标志,而“文化大革命”一来,作为“四旧”,理应加以消灭了。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东风吹起来以后,茶馆才在四川城乡大地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更加兴旺发达起来,成为人民进行经济文化活动的方便场所,自不必说,盖碗茶也恢复了。
我已经不记得有几十年没有进过茶馆了。在那些年代里,我有公职在身,自然不敢在茶馆里去寻求那些失落的日子。到了八十年代,我工作真忙,无暇常去茶馆里欣赏那些欢乐的景象。直至今年,我忽然得到了意外的清闲,虽然一时不免有落寞之感,但终于免除了“心为形役”的苦恼。到了老之已至的七十五岁上,才悟出了无事乐的道理,尝到了“一身轻”的快乐。我终于得到了去茶馆里寻找那些失落日子的机会。我去了,那些五光十色的景象,倒没有引发我多大的激动,但是的确把我带进了过去那种在茶馆里进行革命活动的回忆中去。不管那个时候的生活多么艰险痛苦,不管多少同志在茶馆被捕牺牲,回想起当时的战斗生活仍然使人留恋不已,那才叫生活哩。我没有想到,茶馆竟成为我现在寻求快乐的地方。然而这也说明,我的确是老了,早已该被抛出历史的轨道。我在茶馆里能寻求到的快乐,也不过是“夕阳无限好”的快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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