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古代国王的宫殿所在地。这些传说中也许蕴含着史实。在肯拉哈尔村以北的卡路和查普曼间的贮水池处，巴布·普尔纳·钱德拉·穆克哈吉先生找到了不计其数的阿育王石柱碎片。同以往发现的石柱一样，这些石柱由直径约三英尺的抛光砂岩制成。柱身的破裂很明显是周围堆积的大量可燃物的燃烧造成的。贝拿勒斯城东北方也有一根相似的柱子。柱身残余部分被称为拉特布哈罗。该石柱毁于1805年的一场伊斯兰教大骚乱。肯拉哈尔有很多雕塑，也有一些其他遗迹。这些都说明了该地区的重要性。另一个宫殿应该在城内的某个地方。据说巴特纳地下还掩埋着第二个阿育王石柱[1]。事实上，人们难以触及巴特纳及附近的大多数遗迹。断断续续的几次挖掘工作也不足以产生实质性成果。如果对挖掘工作予以重视，则需采用另一种方式进行勘探，但挖掘过程必定耗时耗力。
阿育王在孔雀王国内修建的大量庄严的寺院同他的宫殿一样，已无法看出原貌。像这样失去原貌的建筑难以计数。玄奘在提及阿育王建的八十多个佛塔与寺院时，没有包括克什米尔传说中的五百个尼姑庵，也不包括其他国家数量庞大、难以计数的建筑。阿育王皈依后的第一个成果是鸡园寺[2]。这个坐落于华氏城东南方的寺院可容纳一千僧侣，但遗址至今不明。因为玄奘在7世纪游历至此时，这里就已是一片废墟，所以此事也不足为奇。据多罗那他[3]说，王舍城附近恢宏的建筑那烂陀寺就是阿育王修的。那烂陀寺后来成了印度的佛教总部。那烂陀寺遗址轮廓清晰，可以勘察，这里的挖掘工作应该会取得比巴特纳更多的成果。迄今为止，那烂陀寺的挖掘工作还停留在最浅层。
那烂陀寺遗址
法显（337—422）参观阿育王宫殿
佛塔—阿育王曾慷慨地赐予它们大量珍宝—要比这一建筑群中的宫殿和寺院幸运得多。因为所处位置偏僻，这些佛塔得以幸存，除了受到19世纪早期英国业余考古学家的破坏外，保存较为完好。这些幸存下来的佛塔位于印度中部，在博帕尔邦的桑吉及附近地区[4]。加上其他建筑物遗迹，这里共有十个佛塔。英国考古学家是在1818年才来过这里。
这里要解释一下“佛塔”一词。有些佛塔是为了珍藏佛陀或其他圣人的舍利而建，有些佛塔是为了纪念佛教史上著名事件的发生地而建，但也有零星的几个佛塔是为纪念某一佛陀而建。显而易见，佛塔的外形源于土冢。历史越久远的佛塔，其外形越像坟冢。阿育王时期，佛塔的外观呈半球形，由砖或石建成实心砌体，砌体底部是供礼佛者绕行的基台，塔顶上方是一个方形的祭坛形状的平台，平台上覆盖着层层石质伞盖。基台外围常筑有石栏、石柱、栅栏和压顶石，这些建筑有的未经修饰，有的则饰有浮雕。有些雕栏的入口处建有雕饰精美的塔门。这种塔门很像在中国常见的建筑。塔门的雕琢极其精美。
佛塔遗址
从印度中部铁路望去，立于山顶的桑吉佛塔十分显眼。该佛塔呈半球形，由红色砂岩筑成。穹顶平台直径为一百一十英尺。佛塔柱基的直径为一百二十一英尺六英寸。据说塔身曾高达约七十七英尺五英寸。佛塔外环绕的未经装饰的石栏高达十一英尺，入口处有四个高三十四英尺的塔门，塔门上饰有阐释佛教戒律的大量浮雕。这些塔门增添了入口处的庄严感。闲暇时，可通过观察南肯辛顿[5]或其他博物馆的东塔门土质铸模[6]来感受这些佛塔。据说，现存佛塔和未经雕饰的栏杆源于阿育王时期，但雕饰精美的塔门应该是在阿育王之后一个世纪才修建的。如第一章所述，附近的其他佛塔也是类似的形状，而且佛塔内也有舍利盒。南边的一个残损石柱上留有阿育王法敕碎片。石柱上还发现了许多重要雕刻与碑文。在亚历山大·卡宁厄姆看来，印度最精美的雕刻作品是一个破损的圣人雕像，这个带有光环的直立雕像曾伫立于一根石柱上方—该石柱是大佛塔附近的一根独立石柱。亚历山大·卡宁厄姆对该雕像的艺术水平赞不绝口，但笔者从未见过一张足以证实亚历山大·卡宁厄姆赞誉的照片或绘图[7]。
佛塔遗址
1873年，在阿拉哈巴德西南九十五英里处巴克尔根德地区纳戈德邦的巴尔胡特，亚历山大·卡宁厄姆先生发现了一个重要遗迹，从时间上来说，该遗迹部分属于阿育王时期。在此处，亚历山大·卡宁厄姆发现了一个中型大小、直径约六十八英尺的砖制佛塔遗迹。佛塔的外围是精雕细琢的雕栏，栏杆上镌刻的大量碑文与阿育王碑文很像。佛塔上覆有一层石膏，石膏内嵌有数以百计的三角形凹槽。将灯置入这些凹槽后，就可以照亮纪念碑了。以前的印度教徒和现在信奉同一宗教的缅甸人一样，会在节日里用鲜花、花环、旗帜和灯光来装饰神圣的建筑物。
笔者认为该佛塔已完全消失，只有送往加尔各答保护起来的部分雕栏得以保存。这些雕栏现在是印度博物馆里的珍宝之一。雕栏长七英尺多一点，分别面朝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塔门将雕栏分成了四个扇形体，这些雕栏同桑吉发现的那些雕栏很相似。雕栏与塔门上的雕刻主要为《本生经》，或佛陀诞生的故事[8]。同桑吉发现的建筑一样，这些建筑年代不一，佛塔本身可能源于阿育王时期，而其中一个塔门却建于孔雀王国后的巽加王朝[9]时期。雕栏建造日期可能比塔门早得多，雕栏由石柱、三条横杆以及一个厚重的压顶组成。每根石柱都是一整块石料，巨石每一面的中央都刻有圆形浮雕，这些圆形浮雕一半在顶端，一半在底端。每个建筑上都饰有丰富而生机勃勃的浅浮雕。这些浅浮雕对研究佛教历史意义非凡。因为这些浮雕上的文字是了解佛教历史的重要依据。
在菩提迦耶，可以看到一些类似的雕栏碎片。通常，人们认为这些遗迹是“阿育王时期的雕栏”，但事实上，这些雕栏同巴尔胡特的塔门一样，是巽加王朝的产物[10]。在巴特纳，巴布·普尔纳·钱德拉·穆克哈吉至少发现三处石栏，其中一些石栏应该是阿育王时期修建的。在离桑吉不远的比尔萨附近，有一个维迪斯哈雕栏，这个雕栏大约是阿育王时期的建筑物。该雕栏上的雕刻手法同巴尔胡特和桑吉发现的那些建筑上的雕刻手法很相似[11]。随着鹿野苑挖掘工作的开展，可能会出土更多孔雀王国时期的遗迹，但遗迹上方的建筑物使该地区的挖掘工作困难重重。
古印度和现在的中国一样，佛教徒和耆那教徒都有为昂贵的宗教建筑募捐的习惯。捐款人或捐款团体出资捐助的某石柱、压顶石或其他建筑部分的上面会刻上捐款者的姓名，以示功德。当然，那时的捐赠物一定是现金。建筑师按设计开展工作。记录捐赠人姓名这一做法，不仅能满足捐赠者希望流芳千古的名利心，也能让捐赠者为自己和家人积攒功德，来世逢凶化吉。在印度的一些记录中，经常会提到这一特殊目的。巴尔胡特的纪念碑文不计其数。值得注意的是，希腊时期的亚洲也有这种靠捐赠来修建建筑物的做法。在一座可追溯至尼禄[12]或稍晚一些时期的寺庙—卡里亚[13]的拉布郎达[14]寺庙，查理斯·费洛斯爵士发现了十二根刻有凹槽的圆柱，每一根圆柱上都有一块记录某某人捐赠明细的展板[15]。
巽加王朝陶罐
巽加王朝象牙器皿残片
巽加王朝环形石刻
尼禄（37—68）
在刚刚提到的桑吉圣人像旁，还发现了两三个圆雕。这些圆雕明显是孔雀王国时期建成的。最著名的圆雕是在帕尔卡姆发现的巨大的刻字人像，帕尔卡姆位于阿格拉村与马图拉村之间。人像高约七英尺，体型庞大，由高度抛光的灰砂岩制成。可惜雕像的面部残缺不全，胳臂也已断掉。雕像的装束十分奇特：宽松的袍子上系着两条宽带，一条在胸部下方，另一条在腰部附近。雕像上的文字编排不规范，文字类型几乎与法敕一模一样[16]。
此外，在维迪斯哈，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女性雕像。雕像高六英尺七英寸，无任何文字。通过雕像的服饰来看，该雕像和刚才提及的刻字雕像应属同一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雕像是所知圆雕中唯一的女性雕像。雕像胳臂缺损，面部受损，但从照片判断，仍具有极高的价值。如果还有其他孔雀王国时期的独立雕像的话，该雕像的价值就会降低不少。
阿育王钟爱竖立各种巨大石柱。这些石柱有的未经刻字，有的则刻有碑文，可谓数量繁多、规模庞大且成本惊人。很多石柱都几近完整。同其他纪念碑相比，这些石柱更能让我们了解阿育王时期建筑的品位、技艺与所耗费的资金。玄奘专门提到了十六个这样的石柱，其中四五个石柱与现存的纪念碑差不多。但现存的大部分石柱玄奘都没有提及。据了解，现存的十个刻字石柱中，只有两个与玄奘注意到的石柱相同。幸运的是，这两个石柱—一个未经刻字，另一个刻着前六套石柱法敕的副本—依然保持着原貌。如果对这些石柱进行详尽描述的话，读者就会充分了解这一类建筑。孔雀王国现存最精美的艺术品是新近发现的鹿野苑石柱柱头。
在比哈尔北部的穆扎法尔布尔地区，有一个完美的无字石柱。该石柱位于巴萨尔，即古毗舍离[17]附近的巴克赫拉。无字石柱的地面高度是三十二英尺柱身由一块高度抛光的精美砂岩巨石制成。据说，石柱在水下还有三层方形基座。柱身直径从水面处的四十九点八英寸逐渐减少至顶端的三十八点七英寸。柱头的主要部分高二英尺十英寸，呈钟形结构，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18]时期的建筑风格，柱头上方有一个十二英寸高的椭圆形顶板，顶板上方是一只蹲踞的雄狮狮身高四英尺六英寸。柱身与钟状柱头间嵌有两三条饰带，其中一条饰带在柱头与顶板间。石柱水面以上的总高度是四十四英尺二英寸。如果再加上水面以下的部分，该石柱的总高度不低于五十英尺，重约五十吨[19]。
在比哈尔北部的帕兰区，劳里亚-南丹格尔[20]或马特西亚石柱[21]的风格与巴克赫拉石柱很像，但更轻、更小，因而也更加优雅。柱身进行了抛光处理，高三十二英尺九点五英寸。柱身直径从基座的三十五点五英寸逐渐缩减到塔顶的二十二点二五英寸。圆形的顶板边缘装饰着优雅的浅浮雕，浮雕上刻着的是一群啄食的鹅。柱头高度还包括一只面朝旭日的狮子。这只狮子高六英尺十英寸，因此，整个石柱高达四十英尺。起饰带作用的装饰线条与卵箭饰线脚装饰[22]都制作得精美绝伦。整体设计、工艺堪称技艺高超、实力非凡[23]。
在阿哈拉巴德石柱上，圆形顶板上装饰的不是鹅，而是一幅优雅的互生荷花和金银花图，这些花雕刻在串珠饰带上。这种风格似乎源于希腊。传说，最初石柱的柱头是一只狮子。1838年，皇家工程师史密斯队长受托按照巴克赫拉和劳里亚-南丹格尔的石柱风格设计一个新的柱头。但史密斯队长的努力一败涂地，设计成果丑陋无比，在亚历山大·卡宁厄姆眼里“简直就是一只卡在倒置的花盆中、吃撑了的狮子狗的模样”。笔者曾在多年前见过该建筑，估计目前还在。
在帕兰区的兰普尔瓦，有两个残损的石柱。在刻有前六套石柱法敕副本的柱体上方，有一只设计精美的狮子。这个狮子柱头是最近在附近的地下发现的。马歇尔先生发现这只狮子“塑造得雄浑有力，虽然在一些细节上沿袭了传统的处理方式，却显得生机勃勃、威风凛凛，堪称孔雀王国时期最精美的雕刻之一”。研究发现，另一个无字石柱的上方是一只公牛柱头，但可惜的是，这个柱头受损严重。狮子柱头的钟形断面是通过一个纯铜制的筒状螺栓固定在柱身上的。螺栓长二英尺零点五英寸，中央的直径是四点三一二五英寸，两头的直径是三点六二五英寸。螺栓精准地安装在柱身与柱头间，并没有使用任何水泥黏合[24]。
显而易见，穆扎法尔布尔和帕兰区的一系列石柱是华氏城对面的恒河到尼泊尔峡谷的皇家大道的标志。这些石柱分别位于巴克赫拉、劳里亚-阿拉拉杰[25]、劳里亚-南丹格尔和兰普尔瓦。兰普尔瓦村就在山脚不远处。五个石柱中，有三个石柱都镌刻着前六套石柱法敕的副本，因而石柱都打磨得十分光滑，以教诲途经此地的游历者。据了解，其他石柱都置于显眼之地，如重要城市、礼佛之地和国内城邦中最常走的路段。在偏远城邦中，尚未见到刻有摩崖法敕的石柱。石柱是由优质砂岩制成。很明显，这些砂岩多数是从米尔扎布尔区的丘纳尔开采出来的。丘纳尔的采石场开采出来的巨石材质极佳，体型硕大，非常适合做石柱原料。巨石开采出来后，再送至各地区竖立起来，而这些地区离采石场十分遥远，距离常常远达几百英里。石柱的制造、运输与竖立都有力地证明了孔雀王国时期石匠和工程师的智慧与高超技艺。
在德里附近的科提亚拉和瑞德格矗立着两个石柱。这两个石柱是十六个世纪后，即1356年，由苏丹国王菲罗兹·莎阿[26]搬过来的，其中一个石柱来自安巴拉区，即现在的旁遮普托普拉，另一个来自联合城邦[27]的密鲁特。一位当代作家描述了托普拉纪念碑的运输过程，其生动的描写值得抄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阿育王时期的工程师们面对的艰辛和为克服困难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苏丹国王菲罗兹·莎阿在远征塔城[28]后，就经常在德里附近远足。苏丹国王菲罗兹·莎阿在那里看到了两个石柱。一个在山下萨陶拉和基斯拉巴德区的托普拉村，另一个在密鲁特附近……当苏丹国王菲罗兹·莎阿第一次看到这些石柱时，心中就无限钦佩，并决定将这些石柱当作战利品小心翼翼地运回德里。
基斯拉巴德在距德里九十科斯远的山区附近。当苏丹国王菲罗兹·莎阿游历此地时，看到了托普拉村的石柱，于是决定将石柱运回德里，并立在德里以让后人纪念。在计划好放倒柱子的最佳方法后，一声令下，冲积地[29]内外居住的所有人前来帮忙，还包括所有步兵和骑兵。大家奉命带来一切所需工具和材料，搬来大量丝光木棉[30]。人们将大量丝光木棉置于石柱周围，当基座下的泥土被挖走后，柱子就轻轻地倒在了为柱子准备好的软垫上，然后再慢慢取出这些絮状物。几天后，柱子就安然无恙地放倒在地上了。人们在检查柱基时，发现柱基处有一个方形巨石，这块巨石后来也被取了出来。
人们用芦苇和生皮将石柱从头到尾包了起来，以防石柱发生破损。人们还制作了一辆有四十二个轮子的马车，每一个轮子上都系着绳子，柱身上也绑有许多绳子。搬运时，成千上万的人一起拉这些绳子[31]，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石柱抬到马车上。每个车轮上都固定着一根坚固的绳子。二百个人一起拉动这四十二个马车上的绳子。众人一齐拉动马车，直至把马车拉到亚穆纳河岸边。苏丹国王菲罗兹·莎阿亲自在此等候。亚穆纳河上已汇聚大量船，一些船能运载五千到六千莫恩德[32]的谷物，最小的船也能承受两千莫恩德的重量。石柱被非常小心地挪到这些船上，然后在菲罗扎巴德上岸后，再以极大的辛劳与技巧运至库什克。
创作该书时，作者年方十二，师从当时受人尊敬的米尔汗。石柱运到王宫时，在迦密清真寺附近，人们正着手为石柱搭一个建筑物，并请来最娴熟的工程师和匠人。这个多层建筑物用石头和细砂浆建成。每建一层，石柱就升高一阶，如此往复，直到石柱达到预期高度。石柱升至最高层时，还需使用其他办法使石柱保持直立。六层基台各放有一架起重轱辘，而石柱上则系着很粗的绳子。绳子一端固定在石柱顶部，另一端则绕过牢牢固定在各层基台上的起重轱辘。然后每转动一次轱辘，石柱就会升高约半盖斯。随后，在石柱下放置原木和棉絮袋，以防石柱再次下陷。就这样，石柱逐渐升至垂直角度。然后，在石柱周围放置大量原木，直至形成一个脚手架。这样就确保了石柱像箭一样不偏不倚保持直立。前文提到的方形石也置于石柱之下。[33]
阿育王建了三十多个这样的纪念碑。从一百二十英里远的地方搬运一个石柱都如此耗费劳力，可想而知，三十个石柱的落成要耗费多少心血！一些石柱甚至比苏丹国王菲罗兹·莎阿所搬运的石柱还要沉重，路途也更加遥远。
据了解，目前有十个刻字石柱。其中六个石柱都刻着前六套石柱法敕的副本。最重要的《第七石柱法敕》只见于德里-托普拉石柱。前文已讲述了该石柱的搬运过程。通过尼泊尔塔莱的两个石柱上的碑文可以看出，这些石柱是为了纪念阿育王在公元前249年礼拜佛教圣地而建的。桑吉与鹿野苑的石柱上刻着小摩崖法敕的各种校订碑文，内容都与僧伽戒律有关。本章末详细列举了各刻字石柱。
还有更多石柱有待发现。据说在舍卫城附近，祇园精舍入口处的两个大纪念碑至今犹存。在这两个纪念碑的上方，一个是牛形柱头，另一个是法轮[34]柱头。尽管我不太认同最近的一些发现，但仍然相信舍卫城就埋在拉普提上游的尼泊尔丛林之下。据报道，在尼泊尔根杰区、贝鲁和墨蒂亚里县附近的石柱可能就是祇园精舍的石柱。据传，其他石柱分布于格纳克普尔边界外尼克哈瓦尔北部的尼泊尔塔莱，以及帕兰区北部的巴勒瓦和毛拉格尔[35]。
舍卫城出土的佛像（左、右）
在这十个刻字石柱中，只有蓝毗尼石柱与鹿野苑石柱比较有名。玄奘看到的纪念碑就是这两个石柱。第三个尼格利瓦石柱已不在最初的位置，该石柱或许就是玄奘当年提及的与拘那伽牟尼佛塔有关的石柱。毫无疑问，玄奘并没有看到其他七个石柱，因而也没有留下相关记录。令人好奇的是，玄奘一点都没有提及石柱法敕或摩崖法敕。当玄奘谈到华氏城一个石柱上记录的南瞻部洲[36]为僧伽的所有捐赠时，确实提到了所谓的阿育王碑文，不过，当时玄奘可能只是在转述当地的僧侣传言，而这些僧侣根本读不懂碑文，只是杜撰了一些内容而已。当地向导也经常这样对碑文做出虚假的阐释。譬如，萨姆斯·伊·西尔拉杰说“一些异教徒”将德里-托普拉石柱上的碑文解释为“只有日后出现的一个叫苏丹·菲罗兹的伊斯兰教国王才能将这座方尖塔挪走”。对于阿育王曾如此愚蠢地声称要放弃南瞻部洲，或将自己的胡言乱语刻在纪念碑上的这些说法，笔者一点都不相信。真正的阿育王语录非常明智且实事求是。中国礼佛者没有注意到阿育王石柱，这可能是因为那时—距碑文镌刻已有九百年—没人能读懂法敕内容。众所周知，7世纪的印度字母系统已同阿育王时期的字母系统有很大差异，该差异足以让碑文难以辨认。那时，大量流传的神话传说已掩盖了这位伟大国王的真正人格，也没有人会费心寻找阿育王统治时期的真正记录。
阿育王的摩崖石刻虽不及石柱有艺术价值，但在某些方面，这些令人惊叹的石刻碑文却是阿育王统治时期最重要的纪念物。这些摩崖石刻分布在孔雀王国偏远城邦的十二个不同的地方。内容一般都是弘扬“正法”的说教。较长的碑文中，有些是十四个摩崖法敕系列的各种或长或短的修订法敕，有些则代替了该法敕系列中的某一套法敕。较短的碑文有两类：小摩崖法敕和比较特别的布哈布拉法敕。这些碑文的发现地在北纬34°20'到14°49'、东经约72°15'到85°50'处，也就是说，跨越二十个纬度和十三个经度。或许在阿富汗境内、西北边界以外的部落地区甚至是印度境内，尚有未发现的其他法敕。
从西北方向开始，第一套碑文是在夏巴加里希[37]发现的。夏巴加里希位于西北边界上白沙瓦地区的尤萨夫扎伊地区，在白沙瓦西北方向约四十英里处，与华氏城的直线距离是一千多英里。除了《第十二摩崖法敕》，十四个摩崖法敕的重要碑文都刻在一个巨大的黑色火成岩的东、西两面。这块巨大的岩石长二十四英尺，高十英尺，位于夏巴加里希西南边的山坡上。
已故的哈罗德·迪恩在几年前发现了包容法日敕，即《第十二摩崖法敕》。该法敕刻在一个高约五十码的独立岩石之上，与其他法敕相距甚远。碑文内容接近完整。这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有极高的价值[38]。
另一个保存良好的修订法敕在西北边界的哈扎拉地区。具体位置是北纬34°20'、东经73°13'处的曼塞赫拉，距阿伯塔巴德北部约十五英里。斯坦因博士发现了将该法敕置于人迹罕至之地或主干道之外的原因—这里有一条古道，可通往现称为“布莱芮”的礼佛地。与罗钵那和基尔那尔的碑文一样，这里的碑文也被置于礼佛者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该碑文没有夏巴加里希碑文完整[39]。西北的这两个修订法敕都特别突出包容法敕，曼塞赫拉碑文只刻在了岩石的一面，而夏巴加里希碑文则刻在一个单独的岩石上。这两个修订法敕都是用阿拉姆语，即现在一般称为佉卢文的文字从右往左镌刻的。这些文字应该是公元前500年左右引进印度的。当时，希斯塔斯坡的儿子大流士征服了印度峡谷，随后，波斯官员将该文字引进印度西北地区。
1860年发现的摩崖法敕可能是所有修订法敕中最完整的一个。该法敕是十四个摩崖法敕的第三个修订法敕。碑文刻在伽尔尸村以南一点五英里处一块岩石上。伽尔尸村在联合城邦的台拉登地区，即穆索里避暑别墅以西约十五英里处，是萨哈普尔到查克拉塔兵营的途经之地。碑文刻在一个形如角锥体的白色石英石西南面，基台直径约十英尺，高约六英尺。这个俯瞰亚穆纳河和通斯河交汇处的石碑立于一个双层基台的上方。在当地人眼中，河流的交汇是神圣的，所以可能会有礼佛者来此礼佛，这一定就是碑文安放至此的原因了。一些壁柱和铸石说明了附近曾有过一些建筑物。该碑文同曼塞赫拉碑文十分类似，但有一些独特之处。大圆石上的一面刻着一头栩栩如生的大象，并标着“最优异的大象”几个文字。除了曼塞赫拉和夏巴加里希碑文，这个碑文上的文字同阿育王的所有碑文一样，都是从左往右用婆罗米文镌刻的。婆罗米文就是现代的天城体[40]和联合字母的源头。各碑文中的字母形式略有差异[41]。
在十四个摩崖法敕中，有两套法敕的颁布地点是西海岸。在孟买北部的塔纳区索帕拉[42]，人们发现了一些刻有《第八摩崖法敕》内容的碎片。这些碎片虽然只有只言片语，却足以说明这里曾颁布过《第八摩崖法敕》的副本。索帕拉曾是一个重要港口和贸易中心，曾用名有索普拉卡、苏帕拉卡或姝帕拉卡。该地区也有过一些著名的印度教与佛教建筑。时至今日，索帕拉仍是一个富足的小镇。这里的海平面曾升至城墙那么高，很长时间以来，河道都被淤泥充塞[43]。
1822年，托德上校首次描述了著名的基尔那尔碑文。该碑文掩埋于茂密的森林下，如果不是当地一个贵族为方便礼佛者上山礼佛而修建穿越森林的道路的话，这里的碑文恐怕会永远不见天日。基尔那尔是耆那教徒最崇敬的圣地之一。古城久纳加尔是卡提瓦半岛[44]地区的首府，位于基尔那尔与达塔尔山之间。善见城湖修于月护王旃陀罗笈多·孔雀时期。阿育王时期，地方政府修好了河道与水闸。该湖位于一个峡谷中，占据了整个峡谷。湖的西面是乌帕尔科特岩石，东面则是刻有碑文的石壁。那块几乎呈半球形的巨大花岗岩，曾屹立于已消失很久的湖边。事实上，人们早已遗忘了这块岩石，因此岩石最初的位置也很难确定下来。岩石的东北面刻着十四个摩崖法敕，刻在最上方的是珍贵的楼陀罗达曼一世[45]的碑文[46]，刻在西面的是塞建陀芨多总督[47]的重要碑文[48]。碑文受损严重，不过目前已对它采取了保护措施。塞纳尔在誊写阿育王碑文典籍时，只能依赖这些不完整的碑文副本。1899年到1900年，里斯·戴维斯教授又发现了两块岩石上剥落的碑文碎片，从而有了更精确的碑文副本[49]。
托德上校（1781—1835）
在孟加拉湾附近，印度东部的羯陵伽境内也有十四个摩崖法敕的两个副本。阿育王曾在公元前261年征服过该地。这两个碑文副本都略去了不适用于当地的《第十一摩崖法敕》《第十二和摩崖法敕》和《第十三摩崖法敕》，而用《边界居民法敕》和《城邦法敕》取而代之—这两套法敕是阿育王专为新兼并的领土起草的，仅在羯陵伽颁布。
北边的碑文副本刻于一个称作阿斯瓦斯特的岩石的北面该岩石距陶利村附近的一个山顶不远[50]，在奥里萨邦普里区的巴布瓦内斯瓦尔以南约七英里处。碑文刻在一个处理过的倾斜岩床的表面，碑文上方有一头石象。石象用身体的前部护卫着碑文。这只大象做工精良，高约四英尺，由坚石制成。托萨利总督小镇似乎就在该地附近[51]。
另一个南边的碑文副本刻在一个高达一百二十英尺的巨大花岗片麻岩的岩石上。该岩石离一个叫杰格达[52]的古城中心不远。古城位于马德拉斯市的甘贾姆区。碑文所在地可能就是当地法敕里提到的萨姆帕镇[53]。
如第一章所述，小摩崖法敕被视为阿育王最早的碑文。该法敕与十四个摩崖法敕一样，只能在偏远的城邦才看得到。《第二小摩崖法敕》的内容只在迈索尔出现过，对“正法”做了概述，文风与其他法敕截然不同。迈索尔的碑文中，有三个法敕副本都是对《第一小摩崖法敕》的补充。补充法敕可能是坎纳达王公的部下编写后由总督[54]颁布的。这三个修订法敕分别刻在三个相距不远的地方，都在一个古镇附近，地处迈索尔北部吉塔杜尔格区。这三个地方分别是西德达普尔[55]、杰廷嘉-茹阿梅索尔和婆罗马吉里。在比哈尔斯南部哈哈巴德区的萨萨拉姆[56]，可以见到《第一摩崖法敕》的各种修订法敕。《罗钵那修订法敕》在中部城邦贾巴尔普尔地区；《马斯基修订法敕》在尼扎姆领地；《贝鲁修订法敕》在拉杰普塔纳[57]。《第一小摩崖法敕》对阿育王的宗教发展历程做了非常有价值的描述，并教诲人们践行国王最爱的戒律：“无论贫富贵贱，皆当尽力奉行正法”。因此，《第一摩崖法敕》似乎是分别在五个相距很远的地区颁布的。这足以说明，法敕十分重视说教。
罗钵那碑文单独位于一个偏僻的峡谷中，“五十英尺到六十英尺高的险峻悬崖为凌乱的岩石和水塘遮阴挡阳，这里的裂缝和洞穴为野生动物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庇护所”。事实上，当科森斯先生在该地拍照时，一只蹲伏着的黑豹正在不到二十码的地方盯着他。直到今天，仍有礼佛者来此峡谷礼拜当地的一位湿婆神。峡谷有三个层层叠叠的池塘。在雨季时，这些池塘可以连成一个漂亮的瀑布，所以显得神圣。在最下层池塘的西边，有一棵大树。刻有法敕的独立大圆石就在这棵大树下。圆石可能是从原来更高的地方掉下来的[58]。
在萨萨拉姆小镇西边一个山顶附近的人造山洞里，岩壁上刻着《萨萨拉姆修订法敕》。现在，碑文上方有一个伊斯兰教圣人的神龛。阿育王时期，印度教的拜谒者一定曾来此拜谒[59]。
1872年至1873年，卡尔勒伊先生[60]发现了贝鲁碑文。碑文刻在一块大如房屋的硕大火山岩南面的下方。该巨石位于离古镇贝鲁不远的潘都斯山山脚下[61]。
布哈布鲁法敕列举了阿育王最喜欢的戒律段落。这个特殊的法敕也在贝鲁镇附近，刻在了另一座山的山顶寺院附近的大圆石上。这块大圆石现保存于加尔各答[62]。
在加雅附近的巴拉巴尔山和纳加尔遒尼山上，有阿育王和他的孙子为邪命外道教徒在耐火片麻岩上修建的洞穴。这些洞穴虽然不如艺术品般精美，但饱含建造者无尽的心血与汗水。对现代人而言，该洞穴似乎用错了地方。达萨拉塔修建的格皮卡洞穴是最大的洞穴。该洞穴长四十六英尺五英寸，宽十九英尺二英寸。洞穴的尽头呈半圆形，拱形屋顶高十英尺六英寸。洞穴的全部内壁都打磨得十分平滑。修建这样的洞穴一定耗费了不少财力。这充分说明，现今人们已经遗忘了的苦行者在阿育王时期有很大的影响力。尽管苦行者遭到正统佛教徒的厌恶，但得到了“尊敬一切教派”的国王的支持[63]。
加尔各答
毋庸置疑，在阿育王时期，艺术创造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王室工程师和建筑师能在砖、木和石上设计并建成宽敞巍峨的建筑物，也能建设配有易操作的水闸和其他装置的大型堤岸，还能对巨石进行提取、凿切等操作，此外，还能在最坚硬的岩石上开凿出宽敞、光洁的屋室。雕刻技术可以为建筑增色不少，所有的重要建筑上都铺张地饰有大量装饰图案，展现各种生机勃勃的浅浮雕和令人赞不绝口的人兽雕像。人们还发现了一个罕见的独立人像，但巨石柱上方的狮子雕刻得更加精巧。马歇尔先生用以下略带夸张的文字描述了新近在鹿野苑发现的柱头。从照片可以看出，马歇尔先生的这番描述基本属实：“石柱附近的地上，可以看到柱身上端的断裂部分，还可以看到一个呈钟形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建筑风格的雄伟柱头，该风格十分著名。柱头上有四只狮子，支撑柱身与柱头的是一个法轮。法轮象征着鹿野苑颁布的第一个法敕。钟形物和狮子都保存完好，它们无论是在风格还是在雕刻技术上都堪称杰作—在我看来，该雕刻是印度有史以来最精美的雕刻艺术，甚至是古文明中无以伦比的艺术品。”[64]
可以说，石匠的技术已臻完美。他们的雕工技艺恐怕超过了21世纪的水平。柱身长三十或四十英尺，由硬砂岩制成，外表与比例极其优雅。柱身做了了抛光处理，但即使是现代石匠也无法辨认出石柱所用的抛光材料。石匠将最坚硬的片麻岩面打磨得光滑如镜，还成功烧制了巨大的砖块，此外，石质建筑的接合处都安装得十分精准。除了埋在巴特纳河淤泥下的一些柱子与大梁，所有木质建筑都受到了白蚁和其他力量的破坏。但从那些浅浮雕的照片和石栏、石质建筑来看，还是可以了解该时期的木匠工艺—弗格森一直坚称木质建筑是各种石质建筑的原型。缅甸的建筑说明，木质建筑也不乏庄严和雄浑。可以说，巴尔胡特石栏和桑吉塔门前的木质建筑是配得上一个拥有强大主权、庄严殿宇和富足阶层的王国的。间或发现的孔雀王国及更早时期的念珠、珠宝和封印证明了古印度的宝石鉴定家与金匠在灵巧程度上一点都不比其他国家的同行逊色。通过雕刻再现的马车、甲胄、武器、装备、服装、纺织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或奢侈品，说明了在公元前第三个世纪里，孔雀王国的物质文明已经达到一千八百年或一千九百年后著名的莫卧儿王朝的水平。
浅浮雕上的雕刻虽然大多都谈不上漂亮，但充满生机与活力，且非常写实。再现这些法螺和其他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物时，艺术家虽然发挥了一定的想象力，但没有试图将这些生物理想化。雕刻上的场景虽然没有用透视法处理，但还是让人感到生动逼真，很多形象都画得栩栩如生。纯粹的装饰性元素彰显了设计的多样性。一些水果与鲜花图案极其优雅。阿育王时期，无人知道佛陀的样子，因此，雕刻中没有佛陀的形象。佛陀只体现在象征物中，譬如，空着的座位、一对脚印或是轮子。
当我将希腊人的描述与阿育王法敕相结合时，发现在国家与军事的治理水平上，孔雀王国要比阿克巴或沙贾汗[65]高。可以确定，希腊作家在谈到普拉西国（摩揭陀）与甘格里达国（孟加拉）的权力和资源时，心中充满无限的敬意；我们还可以确定，在亚历山大大帝眼中，普洛斯是一个劲敌；同时还可以确定的是，月护王旃陀罗笈多·孔雀有足够的实力先打败马其顿军队，再击败塞琉古一世。有序的国家行政组织与发达的艺术水平可以反映出政府的军事实力。
沙贾汗
（1592—1666）
用永不磨灭的文字将国王的法敕和纪念性话语精心雕刻在大城市、主干道和礼佛者经常拜谒的圣地的岩石上。此举说明在阿育王时期，阅读与写作得到了很大推广，当时一定有很多人可以读懂法敕。这一点也体现在碑文所用的语言中。碑文并不是一种学究式的口吻，而是以普通老百姓可以理解的地方语写成，并根据当地需求加以调整。大量的寺院可能促进了当地百姓的学习，也可能许多村的孩子都是在寺院僧侣和尼姑那里学习知识。现在，缅甸的孩子就是从僧侣那里获取知识。值得注意的是，阿育王鼓励兴建尼姑庵，并不止一次专门提及女信士与尼姑。笔者认为，与现在英属印度的许多城邦相比，阿育王时期的佛教徒很可能识字率更高。1901年的资料显示：在拥有许多伟大城市和古都的联合城邦中，每一千人中，只有五十七名男性和两名女性有读写能力。而在佛教寺院遍地开花的缅甸，相应的数字为三百七十八和四十五[66]。笔者相信，在辉煌时期，整体而言，印度的佛教寺院和尼姑庵一定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机构。佛教的消失对印度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
缅甸佛教寺院
（大金寺）
如前文所述，碑文使用了两种文字。从右往左书写的佉卢文，一般只出现在印度西北角。但在《小摩崖法敕》的婆罗马吉里碑文中，抄写员为了展示自己的学识，使用了佉卢文署名。
婆罗米文是天城体和大多数现存印度字母的源头。在阿育王碑文中、布哈蒂普罗鲁的记录中以及锡兰的各种变体中，都是这种文字。尽管目前尚未发现比阿育王时期更早出现的婆罗米文字，但在阿育王时期，该文字一定已使用了好几百年。布勒认为这种文字源于美索不达米亚，是在公元前七八百年甚至更早以前引入印度的，该观点可能是正确的。
关于印度文明起源的故事，调查工作仍显不足，有待日后再行编写。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印度的艺术与科学元素是从埃及和亚洲大陆通过海洋交通和陆地交通传到印度的，但我们对该主题的实际了解并不全面。显而易见，波斯帝国的雄伟建筑给印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事实证明，波斯文明确实对孔雀王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波斯帝国的建筑的主要特点就是能随意地运用石柱。阿育王对石柱的喜爱就可以说明波斯对印度的影响力。在波斯人看来，阿育王的巨石让人想起了在波斯帝国的钟形柱头上，装饰主题往往都是背靠背的动物。刚才提到的鹿野苑柱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波斯帝国的建筑风格，但相较原型有很大改观。就笔者所知，鹿野苑柱头的设计与雕刻风格比波斯帝国的建筑更加出色[67]。长久以来，波斯帝国风格的柱头一直都是印度雕刻的装饰性元素。在犍陀罗式的浮雕中，经常可以看到此类型的柱头。“犍陀罗式”指受希腊、罗马影响的佛教艺术。
犍陀罗式的浮雕
将长长的公告刻于岩石上，该想法可能是受到了大流士的启发，而将公告用作布道的特殊变更可能源于纳卡什-伊-鲁斯塔姆[68]僧侣的“具有告诫性”的碑文。该碑文含有“大流士对民众在未来政治、道德和宗教行为方面的最庄严的告诫”。但很明显，碑文内容并未公布，因此无法与阿育王法敕进行详细对比[69]。阿育王法敕的起首是“尊贵仁慈的陛下这样说道”等诸如此类的话语。如前文所述，这些话让人想起波斯帝国的记录风格。
希罗多德
（前484—前425）
通过几个小细节可以证实：对刚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波斯帝国的影响，孔雀王国的态度非常明智。在夏巴加里希碑文中，有波斯语“nipi”一词，意为“写”；前文提到的剃光犯人头发就是一种波斯式的惩罚方式[70]；据希罗多德[71]说，斯特拉博提到的印度传统的国王灌顶仪式，似乎就是在模仿薛西斯[72]类似的仪式。斯特拉博转述的一定是麦加斯梯尼的记录[73]。印度西部一直使用至4世纪晚期的波斯帝国总督头衔，在孔雀王国时期并没有记录。但巨石柱本身就足以证明波斯帝国的影响。勒邦[74]坚称：早期的印度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波斯艺术的启迪。勒邦的说法应该是有道理的[75]。希腊风格的装饰主题和叶形饰等在古印度建筑中十分常见。这种装饰风格很可能源自波斯或希腊，或是两种文化的融合体。印度、亚洲与希腊间的艺术关系一直没有定论，只言片语也无法阐明这一复杂问题。但笔者认为，早期的印度浮雕可以说是希腊装饰主题的一种转化，即这些浮雕的建筑风格是希腊化的，但建筑精神、主题或细节完全是印度本土的。勒邦的确发现“印度在改造、变形方面，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们简直认不出原来的形式”。在造型艺术与文学方面，可引用的阐述非常多。印度人在吸收和改编外来方案时，做法十分高明。印度人会让原作品发生极大的改观，让人看成是一种本土原创。
薛西斯
（前519—前465）
要提醒读者的是，这里所提到的波斯艺术，本身是在亚述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印度柱头应该属于亚述风格。但与希腊风格紧密相关的浅浮雕又迥异于亚述与波斯那种死板、正式的风格。笔者认为，可能直到最近，印度所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都比不上孔雀王国时期。该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似乎很明显，当我们将印度艺术与希腊以外的能工巧匠的杰作相比时，无论印度艺术家运用的是哪个国家的建筑风格，孔雀王国和巽加王朝时期的印度艺术水平都已非常高，并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上述分布于印度各处的碑文，先在某个总督府或首都写成，再交由技术娴熟的石匠刻于岩壁与石柱上。孔雀王国西北边上的碑文使用的是当地百姓最熟悉的佉卢文字母；其他地方的碑文使用的是婆罗米文字。碑文语言都是帕拉克里语—当时使用的本地语。这种语言一方面同梵语尤其是吠陀语的变体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孔雀王国当时的地方语密切相关。国内城邦颁布的法敕使用的是摩揭陀方言。偏远地区颁布的法敕在拼写、词汇和语法方面都具有当地语言的特性。同一法敕不同碑文间的差异有大有小。
佛教戒律式的重复十分常见，且都是故意安插进去的，如十四个摩崖法敕的结束语。早期译者认为这种表述粗鄙生涩。但在有了更准确的碑文后，人们也对碑文的语言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人们发现，法敕的语言坚定有力、庄重简洁。法敕想按国王的语气进行表述，这一点在羯陵伽法敕中尤为明显。这种表述涉及人称转变—需从第三人称转化到第一人称，对译者来说十分棘手，但不能因此说明法敕语言生涩僵滞。以下译文的直译程度和习语翻译允许的差异范围相同，希望译文成功传达了笔者对原文的理解。精确再现原文本就再好不过了。在记录与镌刻方面，碑文几乎没有什么错误。通过蓝毗尼碑文的二号石板碑文可以看出，法敕文字非常优美。笔者见过该碑文两次，可证实碑文影像的缩印本与原碑文一样清晰。
第一章已经写到将所有碑文作者视为一人，并在译文中采用王号的原因。当然，原文中没有主题和题目。在修订原文本期间，笔者用到了所有的碑文研究，该修订版与前一版有很大不同。参考书目见第五章附录中的参考文献。
根据塞纳尔先生、托马斯先生以及笔者认可的年表[76]，现存碑文可以按时间做如下分类：
【注释】
[1]在卡鲁汗巴格，该石柱埋于马拉维斯·穆罕默德·卡比儿和艾米尔的庭院下几英尺处，石柱非常粗壮，即使两人手臂相连，也无法将石柱包围。（未出版的《报道》，第17页，巴布·普尔纳·钱德拉·穆克哈吉著）。拉特布哈罗石柱见作者1909年的论文。—原注(www.xing528.com)
[2]也称无忧园寺。—原注
[3]多罗那他（1575—1634），藏传佛教的觉囊派的一名喇嘛，杰出的学者，著有《印度佛教史》等著作。—译者注
[4]北纬23°29’，东经77°45'。—原注
[5]肯辛顿是英国伦敦西部的一个地区。—译者注
[6]即用土为原料制成的东塔门模型。—译者注
[7]《比尔萨佛塔》，亚历山大·卡宁厄姆著，1854年，伦敦；《考古调查报告》，第5卷第56页，1889年；《树崇拜与蛇崇拜》，第2版，弗格森著，1873年；伯吉斯从《皇家亚洲学会杂志》引用的其他文章，第29页到第45页，1902年。近年来，已投入大量工作保护和重建桑吉建筑群，并收集了大量照片，但尚无人整理这些材料并详述这些遗迹。科森斯先生认为，在阿育王时代前，桑吉佛塔就已存在，并阐明了原因。他还拍摄了一些佛塔前石柱上的雕像碎片的照片（这些照片拍摄于1861年），并打算将佛塔按比例画出来。—原注
[8]《本生经》是讲述释迦牟尼佛诞生故事的印度本土文学。—译者注
[9]巽加王朝是公元前185年到公元73年间统治印度中部和东部次大陆的摩揭陀国的一个王朝。—译者注
[10]《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4卷第1096页，马歇尔著，1908年。—原注
[11]详见《考古调查报告》第10卷第38页，亚历山大·卡宁厄姆著。—原注
[12]尼禄（37—68），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最后一位罗马皇帝。—译者注
[13]今土耳其卡里亚。—译者注
[14]今土耳其穆拉省的一个考古遗址，在卡里亚海岸附近。—译者注
[15]详见《小亚细亚》第261页、第331页，费洛斯著，1838年，伦敦。—原注
[16]详见《考古调查报告》第20卷第40页，亚历山大·卡宁厄姆著。这个雕像与佛教没有明显关系，尚无人知晓该雕像的意义。—原注
[17]印度古城，今比哈尔。—译者注
[18]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前330），也称波斯第一帝国，由居鲁士大帝创建。—译者注
[19]《考古调查报告》第1卷第56页和第16卷第12页，亚历山大·卡宁厄姆著。—原注
[20]即马特西亚。—原注
[21]是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帕兰西区的一个市镇。这里有孔雀王朝的遗迹。—译者注
[22]刻于木、石等材料上的一种装饰方法，用鸡蛋、箭头、飞镖等形状做装饰外形。—译者注
[23]《考古调查报告》第1卷和第16卷，卷头插画源自第26卷，亚历山大·卡宁厄姆著。—原注
[24]详见《考古调查报告》第16卷和第22卷，亚历山大·卡宁厄姆著。另可参见马歇尔在1908年《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1卷第1085页到第1088页进行的论述。该铜螺栓现藏于印度加尔各答博物馆。—原注
[25]即拉德西亚。—原注
[26]菲罗兹·莎阿（1309—1388），苏丹图格鲁克王朝国王，伊斯兰教徒。1351年到1388年在位。—译者注
[27]英属印度时期（1902—1947）的一个印度行省，即今印度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译者注
[28]巴基斯坦信德省的一个城市，中世纪时曾是信德的首都。—译者注
[29]该词指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两河交汇处肥沃的土地。—译者注
[30]使用木棉是因为木棉的花絮有很强的柔韧性。—原注
[31]此处为译者根据上下文补充的内容。—译者注
[32]莫恩德是英属印度时期的一个质量单位。—译者注
[33]详见《考古调查报告》第14卷第78页，亚历山大·卡宁厄姆著。另可参见《德里考古》第131页（卡尔·斯蒂芬斯著）及《印度史》第3卷第350页（埃利奥特著）。—原注
[34]也称正法之轮，是印度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中的佛门八宝。法轮象征佛法、佛陀的教诲与启迪。—译者注
[35]《尼泊尔塔莱的古文明遗迹》，第59页，巴布·普尔纳·钱德拉·穆克哈吉著。—原注
[36]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宇宙观中的凡人生活的土地。—译者注
[37]今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马儿丹地区的一个村庄。—译者注
[38]详见《考古调查报告》第5卷第9页到第22页，亚历山大·卡宁厄姆著；《第十一界东方学者大会》，第93页，福切尔著，巴黎。该修订法敕的引用名称为卡普尔达吉丽，这是距此地两英里远的一个村庄的名字。—原注
[39]参见1890年《印度古文物研究》第19卷第43页。—原注
[40]印度河尼泊尔使用的一种元音附标文字。—译者注
[41]参见《考古调查报告》第1卷第244页（亚历山大·卡宁厄姆著）、《阿育王碑文》第12页（亚历山大·卡宁厄姆著）及1904年9月23日的《先锋邮件》。大圆石并没有像之前担心的那样被河水侵蚀。—原注
[42]位于北纬19°25'，东经72°48'。—原注
[43]《印度古文物研究》，第1卷第321页；第4卷第282页；第7卷第259页；《索帕拉》，巴格万·莱·英德拉吉特著，1882年，再版。—原注
[44]位于北纬21°31'，东经70°36'。—原注
[45]楼陀罗达曼一世（130—150），是西萨特拉普王朝的著名塞人总督，称帝后自称大总督，后皈依印度教。他是让百乘王朝走向衰落的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译者注
[46]公元150年。—原注
[47]印度笈多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死于公元467年。—译者注
[48]公元457年。—原注
[49]《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335页，1900年。—原注
[50]位于北纬20°15'，东经85°50'。—原注
[51]参见1908年《重要地名词典》第2版；亚历山大·卡宁厄姆所著《阿育王碑文》第15页；亚历山大·卡宁厄姆所著《考古调查报告》第13卷第95页。—原注
[52]也称杰格德，位于北纬I9°33'，东经84°50'。—原注
[53]参见以下文献：《阿育王碑文》第17页，亚历山大·卡宁厄姆著；《考古调查报告》第13卷第112页，亚历山大·卡宁厄姆著；《马德拉斯古文明遗迹》第1卷第4页，休厄尔著；《印度古文物研究》第1卷第219页。目前，该碑文已用屋顶与铁栏杆加以保护。—原注
[54]即王公。—原注
[55]位于北纬14°49'，东经76°47'。—原注
[56]位于北纬24°57'，东经84°1'。—原注
[57]位于北纬27°27'，东经76°12'。—原注
[58]罗钵那在斯利曼阿巴德火车站以西十四英里处。布洛赫博士手里有一个质量上乘的印刷品，但尚未发表。参见《考古调查报告》第7卷、第9卷，亚历山大·卡宁厄姆著；《阿育王碑文》第29卷第21页，亚历山大·卡宁厄姆著；《印度古文物研究》第22卷第298页。—原注
[59]参见1908年的《重要地名词典》第2版；《阿育王碑文》第20页，亚历山大·卡宁厄姆著。—原注
[60]英国考古学家。—译者注
[61]参见亚历山大·卡宁厄姆所著《考古调查报告》第6卷第97页和《阿育王碑文》第22页。这座山还有其他名字。—原注
[62]参见亚历山大·卡宁厄姆所著《阿育王碑文》第24页《第二贝鲁岩石》一文，与《考古调查报告》第2卷第247页。—原注
[63]亚历山大·卡宁厄姆在《阿育王碑文》第30页到第32页描述了该洞穴。另可参见《考古调查报告》第1卷第40页到第52页以及凯迪在1895年发表的相关文章。“邪命外道教徒或裸体苦行者。传说，这些教徒在神祇园精舍[舍卫城]后面进行荒谬的苦修。很多教友目睹这些苦行者痛苦地跪在地上，像蝙蝠一样摆动，倚靠在荆棘上，用火烧灼自己的身躯，以及各种各样荒谬的苦行，教友深受打动，就问薄伽梵这样做是否能带来益处。‘什么也得不到，’薄伽梵回答。”以上描述引自考埃尔及弗朗西斯翻译的《本生经》第1卷第307页。参见德瓦达多·罗摩克里希纳·班达伽在《印度古文物研究》第286页的论述以及霍诺尔所著《宗教与道德百科全书》第2版。—原注
[64]《年度考古调查报告》，第36页，1904年到1905年。—原注
[65]沙贾汗（1592—1666），莫卧儿帝国第五任国王，1628年到1658年在位。—译者注
[66]《印度帝国重要地名词典》，第4卷第416页，1907年。—原注
[67]卢浮宫可能有波斯风格的狮子柱头样本，佩罗和基匹厄斯可能有改造过的狮子柱头。《波斯艺术史》，伦敦，1902年。—原注
[68]伊朗法尔斯省波斯波利斯西北12公里处的大墓地。—译者注
[69]《楔形碑文回忆录》，第1卷第312页，罗林森爵士著；《希罗多德的翻译》，第4卷第177页，罗林森教士著。—原注
[70]《雅典娜神庙》，1902年7月19日。—原注
[71]希罗多德（前484—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因著有《历史》一书而闻名。—译者注
[72]薛西斯（前519—前465），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五任国王。公元前465年被杀。—译者注
[73]参见《古印度》第75页，麦克林德尔译；《印度古文物研究》，第34卷第202页，1905年。—原注
[74]勒邦（1841—1931），法国人，研究兴趣广泛，包括：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医学、发明和物理学。—译者注
[75]《温德纪念碑》，第15页，勒邦著，1893年，巴黎。—原注
[76]某些学者对该年表持怀疑态度。—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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