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富群体滋生的特殊环境和条件

　　 我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得了主导地位之后，由行政型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为什么会产生一个暴富群体呢？如果把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崛起完全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那是不恰当的。但是，如果忽视它与体制转型时期的特殊环境和条件的关连性，也难也对它的性质作出正确的判断，难以提出恰当的对策。

　　 1．体制改革是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破旧立新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经济运行必然出现双轨、多轨甚至无轨运行的状态。这就给某些人提供了缝隙的机遇，他们可以不承担任何风险，甚至不必支付任何交易费用便可以成为暴发户。例如，生产资料流通分计划调拨和市场供销两个渠道，与之相应地同一产品分计划调拨和市场价；农副产品流通，统一收购，放开销售，使大量利润落人不法商贩的腰包；汇率双轨，使外汇贩子乘机倒买倒卖外汇从中牟利。

　　 2．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政企合一给权钱交易提供了体制。

　　 我国原有体制的本质特征是实行政经合一、政企合一。经济运行是依靠行政机构、行政层次、行政机制、行政权力。从这个上说，在行政体制之外，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制。改革起步以来，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都没有触动原有体制的这个根基，甚至有些措施还强化了经济运行对行政权力的依附。因此，行政权力依然作为凌驾于经济之上的绝对权威发生作用。例如，这些年打假为何越打越猖狂，就是由于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企业和管理机构的领导人由上级政府任免，以至有人乘机靠卖官发财，有人靠行贿捞一官半职；进出口必须凭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配额等方可通行。颁发证件是政府机构的垄断利润。因而，证件便成为交易的对象物。在“放活小企业”过程中，出售、租凭企业由于缺乏相应的法规，有些企业变成少数掌权人或其亲友的私人财产。

　　 3．稀缺资源转化为商品。像土地这类稀缺资源，在原有体制下不具有商品属性，国家禁止买卖土地。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开放了土地市场，土地的使用权转为可以买卖的商品。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周期性膨胀，炒买炒卖土地成为攫取暴利的捷径。

　　 4．垄断性行业中靠垄断资源供给牟取暴利。一是由政府垄断经营的部门，如政府外贸部门控制内销和外销经营权能够给经营者带来垄断利润。因而这种权力也成为逐利者交易的对象。又如国有银行信贷部门拥有对企业发放贷款的权力，一些职员乘机向申请贷款的索取巨额“回扣”，或者企业向其“赠送”股票。(www.xing528.com)

　　 5．资源短缺、商品供不应求所形成的卖方市场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也为牟取暴利提供了条件。

　　 6．经济增长周期性地过热，高通货膨胀，与投机资本猖獗互为因果。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强度与规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分权让利又使地方和企业表现出强烈的扩张冲动，因此，超高速增长和由此引起的经济关系全面紧张，便成为这一时期难以遏制的倾向。经济过热又给价格改革引发的显型通货膨胀火上加油，使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这一切给投机资本肆提供了良机。

　　 7．经济市场化过程缓慢，市场体系发育不平衡，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市场秩序不规范，也是滋生暴利者的重要因素。在产品市场尚未完全开放、发育不良的情况下，急于开放股票市场、期货特别是外汇期货市场，就会使极少数人乘机捞取钱财成为暴发户。再如，各种中介机构的建立，是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所必不可少的。然而，其中许多机构把政府赋予的职能变成牟利的特权；有的与不法厂商狼狈为奸，直接参与非法集资、偷税漏税、走私等活动，从中牟取暴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暴富，不能仅仅把有些看成是经济犯罪行为，而应当把它看作是特定经济发展时期即转型时期的体制现象。它是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伴生的怪胎。要完全避免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法制，规范市场秩序，把它的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并进而消除它大量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环境。然而，这决不是说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把它怪罪于市场化改革。体制转型为暴富层滋生提供了缝隙和土壤，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的决定性因素则是经济主体自身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