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士尼公司翻拍的影片《花木兰》,取材于我国南北朝时期的诗歌《木兰诗》,影片上映后在全球取得了3 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和一致赞誉。在电影的翻拍中,编者对《花木兰》原题材进行了二度编码,解构了原有文化,剔除了原有诗文中的“忠”、“孝”等中国传统观念,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价值核心:个人主义与女权主义。
在原诗文中,木兰出征的动机是为了“尽孝”,“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孝顺”是东方文化的传统美德,而这种单向度的付出与不求回报的观念与做法很难为西方人所接受,因此迪士尼的编剧将木兰出征的动机改编为来自对国家、家人的热爱和责任感,同时凸显了木兰作为女性不甘闺阁生活、希望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个人主义动机,这一点显然推翻了原作中“木兰当户织”的温柔淑女形象。翻拍的电影将木兰塑造成为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在原有诗文中增设了大量的情节铺垫,如“相亲失败”、“不守规矩”等,这些剧情与细节彰显的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个人主义”,推崇的是凭借个人努力取得成功的美式女英雄,绝非温柔贤淑、恪守孝道、尽忠帝王的中国传统女性。
在影片展现的征战过程中,迪士尼公司的编剧继续发挥丰富的想像力,制造出“雪崩事件”、“智救皇帝”等一系列故事,场面恢宏,情节扣人心弦,紧张中不失幽默搞笑,同时穿插了美好的爱情故事,俨然成为似曾相识的好莱坞风格的大片。这些情节与场面,都是原诗文所不具备的,经过添加与处理,剧情一波三折,悬念迭出,妙趣横生,并显示出主人公木兰虽为女儿却机智、勇敢、能征善战的特征,表现的是典型的美式“女性主义”,而将东方传统文化中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等内容消解于无形之中。
通过上述手法,迪士尼公司成功地消解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花木兰出征”这一中国传统题材中诠释了美式的“个人本位”与“女性主义”,实现了异域题材的美国化与普适化,消除了“文化折扣”,获得了不同文化受众的认可与接受。
《花木兰》一片虽然对东方文化进行了“去核心化”,但在形式与包装中却尽显东方风情,其民族元素的运用颇具匠心:长城、柳树、皇宫等营造出富有特色的东方情境,长笛、古筝、二胡演绎东方风情。中国古代服饰、宫廷礼仪及樱桃小口细眉长眼的东方古典美女造型,无不显现着东方情致与神秘情调。民族元素共同营造出的东方奇观,牢牢吸引了全球观众的视线,成为影片一道亮丽的风景。
迪士尼公司翻拍的《花木兰》,就是这样做到了“民族特色+普适性主题+西方核心价值观+情节化叙事”,既保留了东方神秘的色彩,充满异域色彩的情调,又传递出现代化、普适化的价值观与情感,以生动、幽默的情节与大投入的恢宏场面赢得了全球性的接纳并取得商业化运作的成功。通过这样一个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克服了不同文化间传播的异质性,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我国本土电影《孔子》中的文化策略(www.xing528.com)
再以我国拍摄的民族题材、本土电影《孔子》为例。“民族化”作为对抗“全球化”的生存策略,同时也是本土电影进行民族身份建构的途径。但影视作品如果仅局限于此,则极易流于边缘化的境况。不少例证显示,由于文化的异质性,过于强调民族化与本土化的作品,往往受到冷落导致无人问津。因此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需要寻找文化的对接点与契合点。《孔子》一片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对中国人而言,孔子的故事太多太多,多年被尊为圣人,已使他脱离人的自然属性,加之孔子晦涩难懂的儒家理念与思想,本是“文化折扣”很强的题材与元素。然而,电影并没有拘泥于对历史的简单复原,它以历史为基点,对人物做出了当代阐释,体现出观照当下的时代意义。影片没有对孔子的故事面面俱到,而是着力表现了孔子“执著追求理想、身经百难而终不悔,终身致力于弘扬东方哲学与智慧”这一断面,赋予了这一历史人物与历史故事时代意义,启迪着当今因过分追求物质而显得浮躁的社会与世界,昭示着那些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中彷徨、迷失了信仰,丧失了价值的现代人类。它以历史之态,切中时代的脉搏,击打世界人类的集体人格,显示出强烈的人文关怀,这是本片中最为成功的文化策略所在。
电影的取材与细节均着力突出民族元素,从孔子这一中华民族历史伟人的题材选取,到春秋时期的服饰起居、古礼还原、众口相传的《论语》警句,甚至古琴乐声的唱和、东方智慧的凸显,无不展示着古代东方的情韵与文化。
在人物的塑造中,舌战群臣、子见南子、壮志未酬、沦落异乡、终回故里等故事情节生动地刻画了孔子饱满丰富的形象,既展现出孔子的圣明贤达,同时也塑造出一个可亲可信的“凡人”孔子形象。如子见南子一幕,孔子面对美丽南子充满诱惑的言语,微微动容,但节制含蓄,将“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和“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的语句穿插其间,消减了绯闻色彩,强化了孔子真实可信的圣贤之人的银幕形象。影片还选取了不为大众所知的故事段落,既包括百步穿杨射箭比赛、保护鲁王不被齐人所害、不费一兵夺回失地、平息公山狃造反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戏,又有孔子与南子之间上演的一场似是而非的感情戏,还有子路悲怆战死、颜回在执着与信念中飘然而逝,孔子痛哭流涕、痛惜不已的亲情戏,这些都使得电影中的孔子不再是那个站在孔庙神坛上的圣人,而回归成一个血肉饱满、可亲可敬的真人,可谓“其事真挚动人,其情亲切可感”,由此贴近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的真实生活与普适情感。
从文化角度而言,这部影片虽取材中国历史人物,却传递着“执着追求理想,身经百难终不悔”的全球普适的价值观,激励着人类追寻共同的梦想,同样成功地运用民族人物、民族题材、民族元素建构了普适文化,从而跨越了不同文化的异质性。因此,《孔子》不失为契合民族性与国际性,打动人心、真情流露的跨文化传播的优秀作品。
综观上述两则成功的案例,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无不善用“文化对接”这一策略,一方面运用民族元素营造异域奇观与神秘色彩,另一方面以对人性关怀作为基本切入点、以对人类共同命题的展现作为终极诉求,消除了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实现了本土文化与国际文化的契合。
事实证明,对本土文化进行解构与重建,实现文化对接,是跨文化传播中十分必要与通行的策略创新。当然,如何在具体的民族题材中寻找本土性与国际性的对接点,则需要广大影视工作者不断推陈出新,创新主题,同时运用故事、幽默、人物等元素增强其艺术性与感染力,从而推动我国影视作品走向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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