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类拥有“观念”。人类的“观念”无穷多，而价值观是其中的核心，因其事关是非曲直，从而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正因为有了价值观，人类才会有所为与有所不为，才有文明与野蛮，才有美好的理想与追求……学者们把关系到社会凝聚力的价值观称为“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从理论层面来说，什么是“社会价值观”? 人与人之间发生交往关系的场合被称为“社会”；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就是“社会价值观”，它集中体现为社会“纲常”，也就是埋藏在我们意识深处的“社会行为准则”。行为准则与社会客观条件有关，与当地的文化传统有关，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对性。所谓“人类的普适价值”，其实大多也承载着某些强大富裕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偏见。
社会行为准则的前提是界定自身身份与身份认同，即确定“我(们)是谁”。自我身份界定清晰，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准则才能得到公认，价值观才能比较稳固并能润滑社会关系，整个社会才能和谐。
相反，如果自我社会身份定位混乱，价值观就不稳固，社会行为准则也随之紊乱，社会关系中的矛盾也会被催化。如果官员同时自认是商人，商人同时自认是官员，教师同时自认是赚钱机器，则各自的行为准则就会混淆紊乱，导致怪异行为。比如，掌握公权的官员挖空心思去赚钱，官场纲常就会崩溃，老百姓视官员为强盗，社会就可能烽烟四起。
价值观分为两大类，即“核心价值观”与“非核心价值观”。能维持社会基本团结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以外的对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都属于非核心价值观。在一个社会里，多元的非核心价值观能增进社会活力，而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能防止社会分裂。因此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根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的理论，若把核心价值观当作一个“体系”，其自内而外包含着七大类核心价值观：(1)道德观；(2)自然观；(3)群体观；(4)社会观；(5)政治观；(6)民族观；(7)国际观。这个体系中，最外层是国际观，内核则是人类普适道德观。[1]
笼统而言，我国“走出去”的影视作品，就是要通过恰当的题材选择，实现上述七个层面的价值观的正面建构，表达我国和谐、公正、仁爱、共享的内在诉求，进而树立我国不断强大、繁荣、公平、正义的国家形象。
(二)影视作品中的核心道德观建构
道德观是所有价值观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是人类最具有普适性的观念所在，是道德观在维系着社会的存在与正常运行。所有影视作品中反映与展现最多的就是核心道德观，可以说，人类的生活与其作为艺术再现的影视作品，方方面面无不渗透着道德观。其主要内容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物质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再思考
近代市场体系确立以来流行的“物质主义”——个人的物质享受至上，及“理性主义”——盘算利益得失是个人行为的至上准则，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思潮与共同现象。其实，在任何时代，追求物质享受都是人的本能。农人追求高产，商人努力赚钱，自古如此。即便孔孟先贤，依然“食、色，性也”，而且要“食不厌精”。对物质享受的理性追求，提供了人类基本的前进动力。然而，追求物质享受虽是人类本能，却不是价值观。价值观不是本能，维系人类社会，靠的是人类千万年痛苦经验积淀出的普适道德规则，它要求在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不能不择手段，不能伤害其他人的利益。
物质利益是重要的，但发展成为“主义”，则有害于社会了。本能以利己为要，社会价值观本质上却是利他的。当社会把“人类社会”的法则简化为市场法则，甚至退化为动物界法则，社会就失去了健康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正是这种价值观使人类脱离动物界。与动物界相比，人类社会优越得多。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人类不再把自己看作“人”，而自认是动物王国里的一员，赞美弱肉强食自然法则下的“自由”及“理性”，心灵的“普适道德”就会迷失，整个社会就有堕入动物界的危险。
在对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反思中，国产电影《孔子》选择历史伟人，以执着追求理想、身经百难而终不悔为历史题材，深刻诠释了这一核心价值观念。电影没有拘泥于对孔子作历史的简单复原，也没有对孔子的故事面面俱到，而是着力表现了孔子“历经磨难，百折不回，终身致力于弘扬东方哲学与智慧”的断面，以历史为基点，体现出观照当下的时代意义，启迪着当今因过分追求物质而显得浮躁的社会与世界，昭示着那些在彷徨中迷失了信仰、一味追求物欲满足、丧失了对理想与美好追求的现代人类。
电影中展现的舌战群臣、壮志未酬、沦落他乡、终回故里的故事情节与发展脉络，生动地刻画了孔子饱满丰富的人物形象，既表现出他的圣明贤达，同时也塑造了一个可亲可信的“凡人孔子”。
这一影视作品取材于孔子这一历史圣人，既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又以丰富的中国元素展示了古代东方的情韵与文化，以好看的故事引领人们对当今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进行深刻反思，展示了我国“博大、仁爱、追求理想、坚忍不拔”的价值观念与历史情怀。
再如之前热播的电视剧《老大的幸福》，在展示多层次、多元化幸福的同时，诠释了什么才是简约的幸福，告诉人们“小人物”“大幸福”的真正含义，剧中老大的幸福是包罗万象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到达，财富、官位、房子、豪门等都未必能增加直面世界的勇敢，它启示人们：生活的意义在于坚持，坎坷的路上要直面颠沛流离，让坚强者前行比什么都强。表面诙谐幽默、实则立意深远的这一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对幸福的思考和反思，引领人们树立正确的物质观。
2. 对人的终极关怀
单纯以人的角度，关怀他人与社会的问题，而非以阶级、利益集团或职位需要等加以评判衡量；人类如何克服自然灾难、疾病折磨、社会不公以及人性中蕴含的恐惧、脆弱、无助、悲苦等负面情绪性，走向坚强，都构成了对人的终极关怀。
2010 年国产电影《唐山大地震》，就是基于这一支点，对原著进行了创造性的改编，展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故事原本是要通过一个母亲的残酷选择，把一个家庭的内心疼痛外化，让我们正视灾难带给心灵的长久创伤。与原著相比，电影作品的主要内容与基调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导演冯小刚对原著里一些阴暗的东西进行了很大的改动：如原著中的女主角方小灯遭受养父的性侵犯后“逃离”了养父母的家庭，在与大学师兄大杨长达十三年的婚姻生活后，因为自己的“疑神疑鬼”而对丈夫提出离婚，她偷看青春期女儿的聊天记录，并不断与之发生冲突。地震中母亲的选择教会了她一种拥有方式，那就是紧紧地抓住手心的一切：爱情、亲情、友情。而她抓得越紧，失去得越多。而电影中的方登却与之截然不同：她与慈爱温和的养父有着融洽的父女感情，她在大学里未婚先孕而遭到男友大杨的抛弃，她与女儿如朋友般互相照顾，相濡以沫。电影里，方登回家后看到了供奉在她年幼画像前的“桃儿”，母亲李元妮一下子跪在她面前，母女互相下跪的剧情感动了众多观众。然而原著中的母女相见，却是方登千里回乡，找到母亲，隔着30 年的时空距离，母亲从阳台上俯下身来，问：“闺女，你找谁?”一切戛然而止。电影中的方登却是一只浴火的凤凰。和原著相比，电影《唐山大地震》在把握这样的灾难题材时，不仅表现了人面对巨大天灾时的恐惧、脆弱、无助、悲苦等，更为关键的还在于构建与表现人如何克服这些对生命带来沉重打击的灾难与消极情绪，慢慢走出阴霾，走向坚强的核心道德观。这也是电影中的精髓，从而深深打动与感染了数以亿计的观众。
3. 家庭伦理与社会风尚的强调
家庭伦理剧往往以家庭、亲情、爱情为题材，虽多是家长里短、凡人琐事，但也从中展示着一个国家与社会的道德风尚，如韩日的影视作品中，家庭伦理剧占据很大的比重，这些作品非常注重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展示对家庭的重视、对良好社会风尚与道德的崇尚以及内敛但又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内核。通过韩国电视剧《看了又看》，各国的观众会多多少少领教了韩国的家长制、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家庭观念。小到买菜，大到嫁娶，都得听从家长的意见，银珠的婚事就差点因为婆婆的百般阻挠而宣告破产。父亲对儿子享有绝对的权威，孩子不论多么玩世不恭，还是得在父亲的教育下乖乖地洗衣服。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情节，温馨的家庭，展现出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塑造了一幅和睦、温情，以个人、家庭幸福为中心的韩日图景。
近年来，我国的一些家庭伦理剧，也在社会和个体健康人格的建设、家庭伦理和社会风尚的注重中进行了一些深度介入，探讨着亲情、爱情、孝道等人伦秩序，如《老大的幸福》、《媳妇的美好时代》、《婚姻保卫战》等，在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中，给人们带来欢愉、思索，同时也使人直面人生，引人向善，展示着我国传统文化中注重家庭、亲情、孝道的优良传统。不过，也有一部分影视作品，片面追求收视率，张扬偷情、暴力题材，导致脱离现实，题材雷同，误导受众，缺乏朝气与正气，有悖于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实应摒弃。
上述列举的成功案例，其共通点在于通过恰当的题材选择，生动丰满地构建了人类核心道德观念，让人们在观赏影视剧的同时，感受到心灵的涤荡与鼓舞。更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在构建核心道德观的过程中，没有以牺牲影片的艺术性与故事性为代价，而是尊重市场规律，创新艺术手法，既给人艺术享受，又于无形中引领、启发着人们对于道德的思考与感悟，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有机统一。由此可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肩负着“树立国家形象、服务经济大局、弘扬民族文化、增进国际交流”多重使命的影视作品，完全可以在保持艺术品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有效进行正面价值观的表现与建构，进而展示我国“积极进取，执着追求理想，注重亲情人伦”的民族精神与核心道德观念。
(三)影视作品中的自然观的构建(www.xing528.com)
大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条件，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被归为社会关系中的核心要素。人类的自然观，深刻地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各种社会观念。
人类应该具有怎样的自然观? 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迅速增强，往往把自己摆在自然的对立面，宣称要战胜和征服自然。事实上，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命活动应始终遵循自然规律。虽然人同其他物种相比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但是人并非生活在自然之外，更不能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否则就难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现代人为改造自然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成就并不意味着人类战胜了自然。恩格斯曾经论断：“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这一著名论断已经成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言论。近年来，各地不断发生的极端异常天气与巨大的环境、能源危机已经应验了这一论断。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人作为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同周围的环境和谐相处。诚然，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在一定范围内改造和利用自然。但是改造自然的范围、方式和程度应当有一种自我约束与范围。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不乏展现这一主题，对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反思的优秀影视作品。这些作品套用国际自然类电视节目主席帕萨·萨拉斯的话来说，就是“现今社会强调的人文精神，并不是单纯地指对人的价值、人的个性、人的尊严、人的地位、人的发展与人的自由的关怀、看护和尊重，还有我们所在的这个大自然，包括自然中的一切生命。人文精神就是一种关怀，真诚的对自然世界的一种关怀”[3]。
由英国广播公司与中国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拍摄的大型纪录片《美丽中国》，取材于我国的自然环境，但影片并未将视野局限于对自然景观、珍稀物种的展示与猎奇，而是将思考的领域从自然界扩展到人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实际上它是在借大自然中生物的生存状态观展现人类的行为，反思人类未来的命运。或者说，它不是从人类的角度看自然，而是从自然的角度解读人类，让动物的世界作为这个世界的主角，从自然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的行为，巧妙地将动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进行艺术化的对比，用暗示和警示的方法来审视人类的价值观念及许多悖论性行为方式。
同样，好莱坞电影《阿凡达》万众瞩目、所向披靡，获得了全球喝彩与高票房的双重红利，除了好看的故事情节、独一无二的宏伟场面、壮观的视野、激动人心的想像以及令人炫目的特技与3D效果，电影所反映出的环境问题和对生态的关照也是其受到普遍好评的重要原因。影片在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人类如何抉择自身发展与环境日益恶化的问题成为当务之急时上映，在潜移默化中深化了“人类抑制欲望，摒弃盲目发展工业与一味追求高科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契合了时代需求，引发了全球的强烈共鸣。与好莱坞以往的科幻片不同，它突破了英雄拯救地球从而传达出人类是世界的中心、是正义能力的化身、是自然界万物主宰的套路与核心思想，从虚构的纳威人的角度，否认了人是一切生命中最高级的生命，反对滥杀一切生命，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是一种平等的兄弟关系，从而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观和审美观，动摇了这一思潮的主导地位，提出了对现代工业和科技的批判，并提示人类：尽管积累与创造了高度的物质财富与文明，工业和科技发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然而，这柄双刃剑在带给人类巨大舒适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深刻的生态命题、好看的故事、令人炫目的特效技术，成为影视巨制的核心要素。
(四)影视作品中的群体观、社会观建构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对任何一种物种来说，群体的存在是个体生存的先决条件，群体和群体结构大于个体，群体的生存竞争能力取决于群体结构的复杂性。人是属于社会的，个人的地位是由群体赋予的。没有群体认同的个体，虽然自由，却是社会垃圾，也是社会碎片化的原因。所以，个体的自由和创造力不是在伤害群体的行为中体现的，而是体现在为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作贡献。这种群体观有一定的普适性，各种成体系的宗教观都体现了这一点。
然而，在群体观上，在当今的中国出现了重大分歧。到底是群体在先还是个人在先? 很多人直言奉献与付出不代表“人性”；而自我优先、无视他人利益与安危，倒是“人性”。像这样的“价值多元化”、个人至上的观念，无疑是有害于社会的，不会让中国的社会和谐有序。
事实表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群体价值观都不如现代发达国家稳固。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是个强化群体意识的过程。诸如日本、新加坡、韩国在亚洲率先由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都是加强和扩展了群体价值观的结果。
在社会观中，应当构建与强调的是，全民族的社会整体利益至上，不能被损害。我国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主要内容在于强调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与转型过程中的一些滞留问题，群体间的市场竞争，可能引发阶级斗争和利益集团的斗争，从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因此，对市场机制的尊重，要以尊重“社会整体利益”为前提，以服从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制性规范为前提。在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应是强化社会整体意识的核心价值符号。简单地讲，“和谐社会”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
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便是“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这也是“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并且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文艺求美，而“美是和谐”。
与此不太和谐的是，我国当下针对海外市场的影视作品(特别是电影作品)，呈现出的一大特征是历史题材多，现实题材少，特别是涉及社会、政治现实题材的更少。这一现象与业内人士一直呼吁的“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创作要求相差甚远，也不符合海外受众关注现实生活与普通人故事的接受习惯。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表示：“难道中国电影专写历史，美国电影专拍未来，这种奇妙的国际分工……真要延续到2050 年之后或更遥远的未来吗?”[4]2002 年的四川国际电视节上，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评委也表达了类似的遗憾，他们尖锐地提出：“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反映中国农村和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内容?”回顾我国在国际获奖的影片，表现社会现实生活的题材作品所占比例偏小，而且为数不多的现实题材作品所呈现的也并非“和谐社会”的景象。如从较早期的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一个也不能少》到近年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取材较多为低层的、失意的中国人，其背景大多为偏僻的山村与乡镇，无可争议的是一番“第三世界”的景象。这种景象既符合西方电影节对贫困百姓所抱有的人道主义关怀，又在关怀背后实现了对西方生活的自我肯定，从而成为西方电影节所偏好的题材。然而，诸如此类的题材选择并不能真实客观地展现我国的社会全景与和谐社会构建的伟大进程，甚至与真实的中国场景有着较大出入，久而久之便容易形成一种规模效应与刻板成见，向世界观众呈现出的竟是一个愚昧、落后、扭曲、畸形的中国形象。因此，在我国“走出去”的影视作品中，题材策略的选择与创新亟待改进，那些展示我国当代成就与文明风尚，弘扬积极群体观、社会观的题材极有必要发扬光大。也许我国的现实情况还并不完美，但透露着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完善自身的努力与探索；也许此类题材也并不合乎西方电影节对中国影视特有的爱好：贫困的乡村，华丽的古装，禁演的电影，难以赢得西方影视圈的关注与褒奖，但却对于向世界展示我国真实的社会景象、再现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有着深刻意义。当然，类似的题材创作，应避免以往生硬刻板的宣传手段，注重以故事性、人情味、精湛的艺术手法自然生动地予以构建与展现。
与这一现状相对应的是国外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中无所不在的社会观的融入与渗透。2011 年，热映的好莱坞大片《阿凡达》在3D、特效、英雄主义、环保主义等众多元素背后，仍能使观众感受到美式的社会观。影片虽然将地球人入侵潘多拉星球描述为一次公司化行为，以此回避了入侵者来自地球上的政府行为。但无论是贪婪冷血的开发公司老板，还是嗜血成性的雇佣军上校，都代表着商业利益集团，卡梅隆借谴责地球人之名，表达、构建了“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观念。繁华热闹的表象背后，影片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社会问题的认真反思与严肃回应。
(五)影视作品中的政治观的建构
中国因拥有自己独特的核心政治价值观而拥有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从而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核心政治价值?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价值理念，包括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权利、责任、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等。我国的核心政治观源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扬弃了西方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以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为轴心，以互利互惠为前提，以公平和公正为杆杠，以功利原则为动力，以奉献精神为导向。在这所有的要素中，“公平正义”是我国核心政治价值观的精髓。因为公平正义既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标志。2008 年“两会”期间，温家宝答记者问时讲道：“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再次强调公平正义是我国国家制度的重要价值。
在为数不多的当下政治题材作品中，电视剧《国家公诉》就是一部较为成功的政治题材作品。它以层层推进的众多戏剧冲突与故事，刻画了社会转型期的诸多矛盾冲突，揭示了我国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公平正义的坚定决心与艰难进程。作品中的市委书记唐朝阳勇于承担责任，在巨大的压力下坚守着良知和法律的底线，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样做，无异于自己把自己赶下台。唐朝阳在法律和个人的前途之间做了大义凛然的选择。《国家公诉》以厚重的笔力，直面社会矛盾，展现了一场关系着国家命运前途的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尽管艰难，却让世人看到了“公平正义”的光芒与我国独特的政治制度、政治文明所蕴含的核心价值。
与我国影视创作中多少回避现实政治题材不同，国外许多成功的影视作品并不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即使是主打灾难与特效制作的大片《2012》，在影片的情节发展中也处处渗透与诠释着美式的政治观。比如，片中当灾难来临之时，政府为了“国家利益”，向公众隐瞒事实真相；在选择哪些人登船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仍然是那些政客和有钱人，而置“人人平等”与“民主”的精神于不顾；在登船之初，为了保全船上的重要人物，不允许其他人登船……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美国总统最终选择留下，放弃登船，并说出登船人员的选择方式错误，人人都应该平等地拥有登船的权利；地质学家在方舟上劝说大家打开舱门，拯救即将无辜死去的难民。电影真实地再现了人性与社会中所存在的种种丑恶与不公，最终通过人性的力量，通过历史人物的崇高理想与正义感召，克服了人类深处的自私与贪婪，使故事的“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的主题得以升华，这些政治观念的光辉与力量深深感染着观众。再如片中的美国总统、意大利总理放弃登船与国民共赴国难等情节，阐释着“每一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珍视的”的民主政治观。
在以政治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中，2009 年的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堪称精品。它以20 世纪40 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为背景，再现了国共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从协商到建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重庆谈判、双十协定、校场口事件、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定都北平等依次展开。影片摆脱了过去“红色情结”支配下简单、截然对立的审美审视和判断，赋予历史人物形象更为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成功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事件以及国家、人民对政治制度的历史选择。尽管选材为严肃的政治事件，影片却仍然保持着客观、轻松与乐观的格调。片中没有完全反面的人物，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走下了神坛，去掉了脸谱式的政治标签，还原为更为人性化、情感丰富的普通人。不论是高层人物进场的党代会议，还是甄选国歌、国旗的过程，都彰显一幅温情画面。在轻松温馨的基调与故事化、情节化的再现中，诉说着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的独特内核与历史演进。这种客观、轻松的历史基调，高度艺术化的表现手法，成功展现了我国政治事件、政治观念的核心诉求，在题材创新与艺术创新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六)影视作品中的民族观(国家观念)、国际观构建
不管什么样的个人、群体、社会，都存在于民族、国家之中。世界范围的竞争，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过去是，现在更是。当代国家是以“现代民族”为基础的国家。“现代民族”是个政治概念，指的是国家行政疆界内的所有人民。比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等。中华民族在20 世纪靠浴血奋战才建立起了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成了中华民族终极的安全保障。所以，我国的民族观(国家观念)与国际观的核心就是：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里，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至上。只要自认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爱国主义就是天经地义的核心价值观，这一点毋庸置疑。
爱国主义这一民族观、国家观在世界各国的影视作品里大量涌现。即使是好莱坞的影片，也非常注重民族大义与爱国情怀，如《勇敢的心》、《国家宝藏》，甚至翻拍的我国古代题材的影片《花木兰》，其塑造的英雄形象都不遗余力地保护着民族与国家的利益。
我国的影视作品在这一层面的价值观表现与建构中，多有上乘之作。以近些年的国产大片为例，电影《梅兰芳》不仅展示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一生，打动人心的除了他精湛的京剧艺术，更有他不畏强权和维护民族大义的精神。《叶问》则用一个简单紧凑的故事成功地满足了观众的两大需求——视觉冲击和精神振奋，可谓文戏精彩，武戏过硬，由然让人生起一种对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爱国情操。《十月围城》，则少了“假大空”的旁白和爱国主义包装，但实实在在地告诉观众，非常时代人人爱国。它用故事告诉人们牺牲并不是振臂高呼口号，而是江湖儿女投身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以一己之力为国尽力，投入时代洪流。较早的电影如《东京审判》，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审判战犯的艰难历史，再现了中国法官梅汝璈的拳拳爱国之心。作品对日本人的刻画遵循了客观、人性化的描写，没有顺着偏激的民族主义的观念走向一味泄愤的地步，使得观众在历史的厚重感背后升华了爱国情操。电视剧作品《人间正道是沧桑》，全景式地再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展现了以杨立青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成长历程。在宏大的革命历史背景中，融入对个体生命和生存价值的关注，将民族大义与个人命运巧妙地有机结合，以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见证了历史的进程，以政党之间的殊死较量决定了历史的选择，以血浓于水的家庭情感、民族统一推进了历史的发展。在饱含着故事与人情味中，再现了那段峥嵘岁月。这些影视作品，都以积极的题材选择与创新的艺术手法，获得了高收视业绩和高专业评价的双向成功，让观众在获得艺术享受的同时升华了爱国情操与国际观。
我国影视作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身负历史使命，因此，需重点围绕上述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与表达，精心遴选题材，同时，注重以故事性、人情味、艺术性的手法，自然生动地建构、引领核心价值观，切忌生硬简单地灌输与宣传，实现“走出去”影视作品的题材与艺术策略创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