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战剧国际传播问题分析

本书认为，虽然中国商战剧在叙事方式、人物塑造和价值取向方面有很多便于国际传播之处，但是，其对中国传统和当代商业精神的提炼、表现方面还存在诸多缺陷，尤其和国外商战剧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不利于增强外国观众的认同感。

(一)部分作品的价值取向民族色彩过浓、普适性不足

中国商战剧大多将传统文化精神、商业道德和现代社会的商业意识融为一体，来展示个体发展与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的关系。这既保持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和艺术特色，又使其本土文化色彩较浓。部分作品在表现主人公家国情怀的同时民族主义倾向较浓，将传统商业文化中的很多难以被外国人理解或是负面的因素展示出来，不利于作品达到理想的国际传播效果。

如前文所述，以《向东是大海》、《大宅门》为代表的民族商战剧主要以近现代民族企业或家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为表现对象，多选清末至民国末年这一特殊历史阶段，将企业兴衰与国运兴衰紧密联系。这些作品讲述了很多民族企业家既凭借高超的经营技巧发展事业，又在特殊时期坚守民族气节不向外国势力低头的故事。如《向东是大海》中周汉良与汉奸以及外国势力在上海滩的周旋，《大宅门》中三老太爷白颖宇面对日本侵略者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然而这些作品在表达爱国情怀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了主题偏离，即淡化了商战剧本应具备的对商业竞争细节的专业化描述，转而主要表现了对外斗争，成为变相的抗战剧。本书认为，商战剧中的爱国情怀值得肯定，但剧中商人的爱国行为应当以商业竞争本身为有效的载体，而商人的民族气节应当通过与外国资本的较量以及对本国优质产品的打造上体现，韩剧《商道》，日剧《官员之夏》、《不毛地带》、《日本制造》都是采取的这种叙事策略，否则对这种民族气节的展示就会变得空洞、没有说服力。而某些民族商战剧更是简单表现对外国势力的“以牙还牙”或是沉溺于“精神胜利”似的狂欢，展示出一种排外、仇外的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极不利于中国商战剧开拓国际市场。

此外，部分作品中的传统商业文化亦难以被外国人理解。例如，和西方企业家不同，中国商人的命运总是风雨飘摇，既和国运密切联系，又依附于官员权力的沉浮，其命运往往被困在政治战车上，如《乔家大院》中，整个乔家大院的兴衰沉浮，都与当时中国的政局变化环环相扣，其事业的发展、命运的变迁都悉数湮没于时代的洪流之中，相对时代的更迭和国家的浮沉，个人以及家族的命运都显得无足挂齿，不堪一击。《百年荣宝斋》中的主人公松竹斋从咸丰年间英、法联军入侵到新中国成立近百年的兴衰史，在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见证并亲历了封建王朝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在惨绝人寰的战争和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中一同经历了中华民族的苦难。这种无力的“宿命感”源自市场的发育不全和制度的缺失，是难以被生活在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观众深刻体会的。又如中国处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如何利用政商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商人能否成功的关键，而这种“关系文化”也出现在以《青瓷》为代表的当代商战剧中，虽然反映社会现实，但过于体现了国情的特殊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商战剧在“表现传统商业伦理观念时游刃有余，而在表现在全球背景下国际竞争和企业发展时则力不从心，捉襟见肘”^[36]，正是其普适性不足的表现。

(二)缺乏对商业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展示的理念过于分散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由于历史原因，传统的社会伦理包括商业伦理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正在建立过程中，加之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就丰富驳杂，反映在影视作品中，就是很多影视剧缺乏核心观，体现出一种价值取向的过度多元性，或是理念、信仰的过度丰富性。商战剧也是如此，尤其在民族商战剧和当代商战剧之间，就出现了明显的价值断裂，在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展示方面遇到了很大阻碍。要么一味追求民族情感，甚至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要么过度凸显当代中国商业领域的特殊国情。如以《大染坊》、《向东是大海》为代表的民族商战剧强调“诚信观”、“义利观”、“家国情怀”，以《青瓷》、《大时代》为代表的当代商战剧则展示个人奋斗或是关系文化，同一国家同类题材的影视剧表现出的却是差异性过大甚至互相矛盾的价值取向，这在整体上极不利于中国商战剧的国际传播，也不利于商战剧在当代中国核心商业价值观构建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www.xing528.com)

在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与展示方面，日本与香港的商战剧值得我们学习。以《阿信》、《不毛地带》、《半泽直树》、《日本制造》为代表的日本商战剧题材各异，但大多强调国家使命感、坚韧的意志力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以《创世纪》为代表的港产商战剧则看重兄弟情义。这些作品不但传播着各自坚守的商业精神，还展现了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中国电视剧应该使各种价值观在叙事中达成某种共识，形成一种可供参照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引导社会个体以符合国家现代化要求的价值标准解决由于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引发的自我意识矛盾。这是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叙事必须完成的使命。”^[37]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应该在商战剧中塑造信仰清晰、明确且符合主流价值的人物形象，来展示中国企业家乃至全体中国人的独特魅力。这种人物形象的广泛传播，客观上形成了一种隐性的“议程设置”效应，它所展现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和精神，可以提供有效的社会价值规范，有益于国民教育和文化的建设，也有益于重建统一的国民道德与国民精神。同时，这种鲜活的人物形象才会有更为广阔的国际传播空间，来提升外国观众对中国商战剧和中国企业家的认知度。

(三)忽视设立有效的商业精神载体，表达信仰的方式过于空洞

商业精神、职场伦理属于抽象的价值体系范畴，在商战剧中，它需要生动的载体来表现，才能让观众信服，受到感染和激励。外国观众处于另一个文化的语境，对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并不了解，更谈不上认同。他们尤其需要在商战剧中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高质量的产品以及精益求精的服务等视觉载体来感知、体会中国的商业文化，过度偏离商业竞争本身的人物、空洞说教难以达成理想的国际传播效果。

在此方面，外国商战剧也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不但其人物的爱国精神与商业伦理在具体而专业的商业竞争中体现，还注重通过一个个可以凝结其商业精神的产品来展现，容易令观众信服。如表现银行业内部竞争的日剧《半泽直树》，通过容纳几代人心血的、又小、又轻、又硬的塑料螺丝钉来展现其精益求精的职业信念。《官员们的夏天》则通过展示日本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国产汽车、国产电视机制造业的团结与不懈努力，展示其和外资竞争的惨烈过程。《日本制造》则表现了中日企业在锂电池的攻防战中日本企业优势荡然无存，以此反思日本制造业优秀传统的丧失。这些商战剧中所有的商业精神都有坚实的物质载体，让观众可以切实感知到作品传达的信仰和精神。与之相比，中国商战剧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往往脱离专业化的商业竞争，并缺乏将中国优秀传统商业精神与产品、服务相融合的意识，使得很多价值理念失去了有效的载体。

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商战剧不仅要在叙事方式、人物塑造和视听技巧方面达到国际水平，更应注意文化层面，尤其是价值观层面传达一种文化的共通性。这是提升外国观众对中国商战剧认知、认同的必要途径。在构建共通价值观的过程中，舍弃某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提炼核心的价值取向，设置直观且有效的视觉载体，不仅可以提升商战剧本身的艺术价值，更可以为外国观众降低理解难度，增进情感共鸣。以此为目标，中国商战剧在国际传播中还有许多亟待改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