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直觉体悟与逻辑推理的差异

直觉体悟是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较为推崇的思维方式，它是对世界的一种心领神会的感知方式。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直觉思维，中国的文学家、哲学家提出的“顿悟”、“明心见性”等都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对直觉的推崇。直觉体悟给人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主义感觉，它看上去是一种忽然彻底觉悟的思维过程，是一种具有高度创造力的思维方法。中国的传统诗歌、绘画、散文都讲究在仔细品味之后瞬间悟道，而不将作者的思想直白地表达出来，也不做严谨的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直觉体悟，而西方文化则重视逻辑推理。西方自古以来崇尚理性思维，理性思维是西方文化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思维方式。逻辑推理是和现实世界相脱离的、独立的思维方法，这实际是受其缺乏立体感的拼音文字的影响。“西方拼音文字是通过没有意义的字母的线形连接构成有意义的最小语言单位——单词，再通过单词的线性排列构成短语、句子和篇章，走的是‘点—线—面’的路子，缺乏立体感，更没有任何象形会意的功能，因而无法诱发人们的形象思维，久而久之，使人们逐渐形成了脱离现实世界物象、纯粹借助文字符号及其语意联系的抽象思维。”^[20]这种重逻辑、重抽象、重分析的特征贯穿于西方文化的各个层面。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非常看重“静观”、“体悟”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的作用。文艺作品的创作者强调一种物我两忘的精神，在对客观对象静静观照以后，对其进行整体的、见其大意似的描述，从而达到一种空灵的境界。中国古代的诗词大多整体把握客观景物或人的情感，从而对其进行全景的、综合的描述。中国的山水画也讲究“淡远”、“深远”、“旷远”，在仓寒悠远中表达画家一种朦胧的情感。欣赏中国的诗歌、绘画，也不是依靠细致的分析，而是瞬间的领悟。西方传统价值观则非常看重逻辑推理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的作用。文艺创作和欣赏都类似科学一样逻辑严密、注重具体实物。西方逻辑学发达，注重叙事的小说艺术达到很高的水平，而绘画也重形似、明暗，有利于受众细致观察、严谨分析。

在中外纪录片的创作中，这种思维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的差异也很明显。这种重视直觉体悟与重视逻辑推理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了影像、叙事和精神品格上。在影像方面，很多国产纪录片有一种追求体验式感性认知的影像语言的倾向，也就是希望通过有限的画面，让观众体悟到更多的意味、更深的意境。这种意义的获得，是观众从丰富多意的画面中悟到的，而不是通过内在逻辑严谨的画面中直接观看到的。如孙增田拍摄的《神鹿啊，我们的神鹿》，全篇结尾是一个人、一只狗、一棵树和林组合在一起的长镜头使人感觉到一种文化即将消失的凄凉，和人目睹这一切的彷徨无措。像《藏北人家》、《龙脊》这样的作品，通过群山、白雪、草原、湖水、野鸭等的构成，给人一种中国山水画的意境，让观众在欣赏完自然景物后，体悟出导演的内在情感。与之不同的是，西方纪录片在影像方面多追求清晰性和逻辑性，在画面有逻辑的组合中衍生出创作者真正的意图。如迈克·摩尔的《华氏911》中，在美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安全危机的情况下，导演通过布什总统在德克萨斯州度假的一系列快节奏、幽默的画面中，密不透风地将布什的无能和其对布什的嘲弄表达出来，尤其是通过布什充满孩童气的伐木、遛狗、做鬼脸的画面，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极具逻辑性和说服力。(www.xing528.com)

在叙事方面，很多国产纪录片，尤其是专题片，都是主题先行，以某种主题作为统领全片的主旨，它们的讲述方式是整体性和感悟性的，没有很强的情节性，叙事的动机是一种潜在的内涵，观众在收看的过程中不断领悟创作者的意图，并产生自己的理解。西方的纪录片多推崇故事性的讲述方式，即便是科教片，也强调事件性、戏剧性、逻辑性，在完整的起、承、转、合中具有说服力地将创作者的意图归纳出来，而不是通过画面加解说词直白表达。在迈克·摩尔荣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科伦拜恩的保龄》中，导演试图追寻美国枪械泛滥的根本原因。现时超过两亿的枪械流通于美国家庭，而且大部分落入白人手上，他们藏械的理由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但可能身藏攻击性武器反而引起他们的忧虑不安，有些人要将点四四口径的手枪放在枕头下方能入睡。最极端的例子是，他们往往为了保护自己而先发制人，造成不少枪杀案件。伦常惨案、学园枪击案等报道皆屡见不鲜。谁将为所发生的那些悲剧负责? 究竟又是什么导致了不断发生的流血冲突和无人性的屠杀? 难道是美国人天生倾向于暴力? 影片把俄克拉荷马爆炸案和科伦拜恩高中屠杀案中涉及的有关人员的采访片段与新闻报道、演讲，以及一个16岁男孩买走一家商店中所有弹药的种种和流血暴力事件有关的片段交织剪辑在一起，逻辑严密地显示出枪支泛滥的根源——恐惧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美国人的精神中。

在精神品格方面，我国部分纪录片强调一种诗化的艺术境界，以艺术化的思维去诠释生活的魅力。“妙观逸想”、“物我合一”是这些国产纪录片的一种精神追求。“我们看《沙与海》中的沙漠、枯树，《龙脊》中远山上的孤树和民歌等，都在想象中进行了提炼和概括，创作出比现实更集中，意蕴更深刻的生动形象。”^[21]这种“妙观逸想”、“物我合一”的艺术效果，体现出创作者对于直觉体悟思维的重视。而西方的纪录片多追求一种认知快感，以追求自然、社会、人物的真相为终极目标。无论是人文、社会题材的作品，还是自然领域题材的作品，都注重对真相的挖掘。揭示真相的过程，是纪录片一步步进行逻辑推理的过程。在科教纪录片《人类消失后的地球中》，创作者合理推断出人类消失后地球的种种变化，最终揭示出“我们只是地球的过客”这样无奈却真实的结论，让观众重新进行了人类自我价值的认知。

重直觉体悟和重逻辑推理都是纪录片创作和欣赏中的价值观，在这个两种观念的引导下都产生了优秀的作品。但是，重直觉体悟的审美价值观给中国纪录片带来了理解难度，很多外国观众在自身文化水平有限或不了解中国文化背景的情况下，很难对作品的主旨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或者认为我们强调的主题没有说服力。逻辑严密的纪录片却大多叙事方法清晰，内容通俗易懂。中国观众在收看西方尤其是美国纪录片的时候大多能准确理解作品主题。在海外传播的环境下，中国纪录片的创作者要重视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提倡多以西方人熟悉的逻辑分析的方式进行叙事，适当地调整我国纪录片的影像风格，使纪录片明晰化、确定化，在作品精神追求方面尽量有普适性，能和西方观众产生共鸣，这样才能让作品被更多的外国观众了解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