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本位与多元并重的差异

国产动画片海外传播面临的一个障碍是过度重视教育意义。这和美日动画片重视“教育”、“审美”和“娱乐”的综合的创作观念有很大的差异。“教化本位”和“多元并重”的差异也来自传统的审美价值观的差异。在中国儒家的价值体系中，文艺作品的娱乐性、审美性相对来说居于次要的地位，而“教化”则被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中唐诗人白居易认为：诗歌创作要“为时”、“为事”而作。白居易诗歌理论的中心是强调创作要有为而作，不为艺术而艺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过：“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对诗歌的审美、娱乐实质是有深入意识的，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他强调的重点是“义”，有强烈的现实教化作用。“以教化”为主导的创作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存在。当然，在西方的价值体系中，文艺作品的教育意义也被重视，苏格拉底就认为“美在于有用”，但对于审美本身并持有强烈的排斥态度，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价值的“净化”说，但这种“净化”有“宣泄”、“陶冶”等多种含义，综合了艺术的各种功效。西方在19 世纪出现了唯美主义思潮，唯美主义运动中的作家和艺术家认为：艺术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感观上的愉悦，而非传递某种道德或情感上的信息。因此，唯美主义者们拒绝接受约翰·罗斯金和马修·阿诺德提出的“艺术是承载道德的实用之物”的功利主义观点。相反，唯美主义者认为艺术不应具有任何说教的因素，而是追求单纯的美感。他们如痴如醉地追求艺术的“美”，认为“美”才是艺术的本质，并且主张生活应该模仿艺术。可见，从苏格拉底的“美在于有用”到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直到19 世纪的唯美主义，西方审美价值体系中“审美”、“净化”、“教化”是多元并重的，“教化”并不是第一位的。

在动画片的创作中，这种“教化本位”和“多元并重”的差异比较明显。中国动画片多强调教育青少年观众，而美日动画片则重视“娱乐”、“教化”等多种功能的并重，并突出“娱乐”的功能。在美国、日本的动画片里不仅能够看到诙谐幽默的镜头和色彩鲜明的动画场面，更能体会出那种全身心的投入和摆脱现实生活中的压力的感觉。当收看美日动画片时，观众就会觉得更放松，更有情趣，能把现实生活中的烦恼忘掉。中国的动画片往往蕴含深刻、沉重的教育意义，忽视对青少年观众心理的把握。在美日动画片风靡世界的背景下，海外青少年观众比较难接受教育意义过重的中国动画片。

具体来说，“从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诞生起，中国动画就始终将教化性作为重点，几乎所有的动画片制作都本着寓教于乐的方针，具有强烈的教化目的，将道德标准和教育手段用动画片直接、通俗地表现出来。在中国长期的动画创作中，动画片的创作生产常伴有明显的政治意图”^[13]。作为教育青少年观众的重要媒介，动画片在引领观众继承各种传统道德方面肩负了重要责任。当然，发挥动画片的教育功能本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种教育意图、政治意图过强的作品在引领青少年道德观念方面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过度宣传政治观、道德观会让节目显得生硬，影响作品的感染力。当手段过度生硬时，部分作品内容趣味性差、说教意味浓厚。与美日注重娱乐性的动画片相比，感染力相对较弱。动画片只有感动青年观众时，其承载的教育意义才有实现的可能。美国动画片也重视对青少年观众正确价值观、人生观的树立，也在传播着“爱”、“善良”和“勇敢”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但是这些都是通过《狮子王》、《花木兰》、《机器人总动员》中精彩的故事和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传播的。日本动画片中的“坚韧”、“忠诚”、“团队精神”也是通过《圣斗士星矢》、《足球小将》中精彩的故事和人物传达的。美日动画片并没有把“教化”功能凌驾于其他功能之上，而是教育、娱乐、审美并重。在“多元并重”的审美观念指导下，观众能够愉快地接受作品，作品才能实现潜在的教育意义。(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重写意和重写实、“教化本位”和“多元并重”等创作观念的差异来源于文化的差异。国产动画片在艺术水平上曾经与日本和欧美的动画片差距不大，并且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但在海外传播的环境中，我们需要保持自身独有的特色，也需要按照国外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进行调整，更需要借鉴动画产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于国产动画片来说，国际化要以本土化为依托，但本土化最终目的是国际化。如果国产动画片的价值观、审美观、功能观难以和海外观众融合，其海外传播的效果一定是难以令人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