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2006年11月3日
崔：你的新片刚刚杀青就来打搅你，真是不好意思。是在北京拍的吗？
李：在北京拍的。9月25日开的机，11月1日关机。
崔：很辛苦啊。
李：还好，还好。
崔：你最先是在山东电视台做主持人，实际上16岁就开始主持人的生涯，然后又到中央电视台做纪录片，其中的《姐姐》《守望》等都颇有口碑，还得了一大堆奖项，为什么后来选择了拍电影这么艰难困苦的工作？
李：我那时候，哎呀，这都属于往事不堪回首。那时候是因为我理科特别不好，然后文科又异常突出。所以呢，我妈就说你将来怎么办呢？因为我小的时候父母离异嘛，所以她就不停地在为我张罗。张罗说女孩子要找一个又轻松又体面挣钱又多的工作，她是出于这种考虑。我那时候还是高中吧，刚上高中，就客串。平时上学，然后星期天没事就去那儿主持一天节目。当时他们就觉得挺好，就一直主持下去了。我真的不太喜欢那个圈子，包括主持人，尤其是中国的主持人。我小的时候16岁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尤其后来到中央电视台，在《东方时空》做场外主持人。后来我就真的特别苦恼，真是苦恼。别人看来你这个工作挺好，对我自己来说这个职业就是一个垃圾，真的是个垃圾。而且有很多让人很不快乐的一些事情，因为你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你就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那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不喜欢，所以就拍纪录片。
崔：对你来说，纪录片意味着什么？
李：其实我是一个没有远大目标的人，呵呵！就是没有很长远的计划。那么我想我喜欢影像的表达，就是喜欢表达，我也写小说，因为都是一种嘛，只是不同的方式，所以就一直在拍纪录片。纪录片真的是到现在我都特别喜欢，一种能够表达自己想要的那种东西的一种方式，一直在拍，拍得挺多的。《姐姐》那个纪录片，当时那个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美国那个纪录片大师，他们就过来看，说他想见见这个导演。当时我22岁。然后我过去之后，他说你是助理还是……我说我就是《姐姐》的那个导演，然后他们特别惊讶。现在来看，我觉得《姐姐》还有挺幼稚的地方，但是可能是那个特别真实的那个东西打动了他。他们觉得这个导演真正把摄影机当作了墙上的一个苍蝇，就像落到墙上的一个苍蝇一样。他们对于生活的注意力，你能够让他们对于生活的注意力大于对你摄影机的注意力。那个时候我其实还是懵懂的，你喜欢这种东西你是本能的喜欢，你不是把它作为职业，所以你就很快乐在其中，你就享受其中所有的这些东西。
崔：后来怎么从拍纪录片转到拍摄电影上面来？
李：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要拍电影。我拍纪录片拍多了嘛，有时候你也会发现你太深入别人的隐私了。我喜欢拍家庭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喜欢拍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各种关系，那你不可避免就会拍到比较隐私的东西。后来就自己觉得，那你就写剧本吧，因为剧本它的心理是真实的，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只是心理状态的真实。就一直在写，写了好多，拿给很多人看过。开始写剧本是24还是25岁。没有人相信你可以做导演嘛，你不是学导演，你没有进学校学这个，不是这个专业的。我在大学是学汉语言文学，古代文学，很偏门儿的一个东西。所以即使你有了纪录片的这个成绩，大家不会相信。那OK，那我就等。因为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过几次大的纪录片的总导演，片酬比较高嘛。后来我就想，实在找不到投资，那我就自己拍吧。后来就借了一部分钱，把自己的房子卖了，自己还有一点积蓄，然后就拍了那个电影——《今年夏天》，一个同性恋的题材。那个时候拍电影就跟你拍纪录片一样，没有任何目的，你拍完了你也不知道要干吗。拍完了刚26岁嘛。那个时候我只知道有个香港电影节，然后我就给香港电影节写了封信，说我拍了一个16毫米的电影，我是谁，然后我想参加你们电影节。他们那边给我来了封信，就是说报名日期已经过了，如果再接受你的电影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拍了我就小范围看看？但是我潜意识里觉得电影应该是给更多人看的。然后我就碰到一个美国人，他就跟我说，那你知不知道世界有三大电影节？我说，啊？有哪三大电影节？他就跟我说，康城、威尼斯和柏林。我说，那我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做完电影是7月份，他说，9月份是威尼斯电影节，你可以试试那个电影节。我说，那我怎么试呢？我也没有任何渠道。后来他就帮我寄了个带子过去，然后呢就一直没有消息。后来我跟他说，那可能不行了。他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啊。如果他们觉得不行，会很快给你答复，不能耽误你嘛。然后等了好像两个多礼拜，选片子那边给我打电话说已经入选，入选一个小单元。当时挺高兴的，因为你作为一个新导演，尤其前面经历了很多不信任之后，你想得到大家的一个认可嘛，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就很高兴。然后去了以后获了一个奖，当时是一个颁给女性题材，不是颁给女性导演的这么一个奖。虽然是一个小奖，但是对我来说挺宝贵的，就是你第一次拍电影得到这么一个认可。在威尼斯的时候也是受了很多挫折，胶片还丢了一本。在威尼斯当时放映的时候，是10分钟的录像带和100分钟的胶片这么放的，一共是110分钟。反正就是太传奇了，他们主席也是说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在他们的放映史上。但是没办法，就是丢了一本胶片。
崔：你与母亲在一起生活时间比较长，她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李：我觉得她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她的敏感，她在这方面是很厉害的。她有很多缺点，比如说她特别容易感到受伤害。其实女人这一点不好，就是比如两个人恋爱，如果分手了，女人一定有受伤害的感觉，是他辜负了我什么的。这种心态会让女人特别不好，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人，她一定认为是对方不对。所以其实我父亲也承担了很多，当然我父亲本身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很花的人，可能两个人是不相融的，所以两个人很早就离婚了。那我妈妈的敏感程度是非常高的，就包括我小时候有一点儿什么动向啊，她立刻就能觉察到，就是她天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这个其实我有遗传，但我的敏感在做电影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一个敏锐度，然后就是对人的这种敏感的程度，对事情敏感的程度。所以我觉得我妈妈对我影响特别大。
还有就是我妈妈的善良吧。你看我刚拍完这个电影，我觉得就像我们这个集体，大家都特别融洽，特别好，就像一家人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妈妈给我的。她就说人其实都是平等的，就是这个态度我用到做电影的态度上，我觉得是对的。包括做纪录片，全是用平等的态度来跟大家相处，不光是对人，也包括对事情。对我来说，这是对我终身受益的一个性格，我妈妈给我的。
崔：在做纪录片的时候有什么样比较深刻的经验？什么样的积累后来带到做电影中来了？
《红颜》电影剧照
李：噢，那就是家庭！其实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家庭的问题。我一直在说我不是为了知道而拍电影，我是为了不知道而拍电影，就是我有很多疑问，对人生，对人。我拍了许多家庭关系，不光是夫妻关系，还有母女关系、母子关系，他们之间的那种敌视，就是那种不相融，那种表面上一出门很亲热，回到家之后矛盾重重的那种隐藏的、非常令人担忧的东西。我不光是采访一些不好的家庭，也有一些好的家庭。有的时候你跟他们聊得越深，看到的那种东西越多，你会有很多疑问的。这种东西现在在我每个电影里都有，包括这个电影。《苹果》这个电影更是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一个富有的家庭和一个贫穷的家庭，因为一个性意外发生的一个整个失控的局面。其实家庭它就是社会。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说，纪录片这种方式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可能以后的电影也会一直坚持这种东西。即使是比如说我这个电影用的是什么明星啊，但是这个故事本身本质的东西还是一个探讨人性的。
崔：也就是说，你用电影进行探讨，拍电影的过程是一个探讨的过程。你自己掏钱拍的第一部影片《今年夏天》，保留了纪录片那种探索的眼光和方法，那是一个自己写的故事么？
李：对，那是自己写的故事。其实我原来对于同性恋特别不了解。然后就是2000年吧，突然就觉得自己身边特别多这样的人，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以前就没有发现呢？其实以前并不是少，而是2000年的时候大家突然敢承认了，你身边很多人很自然了。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就不断去了解她们。本来是也想拍一个纪录片的，后来拍着拍着就觉得还是对人家有所伤害，因为你这个还是要给别人看的，那我就想干脆把她们的事情写成一个故事，有真有假。对她们的这种关注和关照是真实的，心态是真实的。本身这两个主人公也是一对儿，然后就演了这个电影。我觉得这个电影对她们也是很好的一个纪念。现在看有很多我自己不满的地方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我很珍惜那个电影，那毕竟是我走出的第一步。
崔：从《今年夏天》到《红颜》，这一步跨得非常之大。《红颜》就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常规电影，之前的那个电影更多的像是一个个人眼光的东西。那你这一步是怎么跨出去的？是什么样的条件，使你一下子发展到那样一个比较完整的状态？
李：其实我自己没有总结过，真的。我2000年拍的《今年夏天》，2004年才拍《红颜》。那可能这四年时间我自己成熟了，我自己长大了吧，我自己的人生的这个圆，会画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自己包容的东西越来越多。还有一点可能就得益于我现在这个制片人。中国电影真是特别缺少好的制片人，而且中国导演有个误区，就是什么都不管的制片人是好的制片人。现在的导演真的是特别需要帮助力。
我的《今年夏天》是一个地下电影，当时也是上电影局黑名单的嘛，找我谈话。我在做第二个剧本的时候，原先还是所谓的那种很锐很狠的东西，结果电影局又毙掉了。那个时候我特别苦闷，真是连死的心都有了。因为你自己觉得你是很真诚地在做电影，你很诚恳，那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其实也没什么，因为写的就是一个小男孩儿和一个成年男人他们之间的那个友谊，后来发现是他的父亲，就这么一个故事。后来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后来碰到我们这个制片（人）之后，他说现在中国年轻导演有一个很大的误区，他们觉得这样的东西就一定是对的，一定是有责任感的东西，但实际上你应该站得更高一点，更包容一点宽容一点，你超越这种东西。在这个层次上你是做不了电影的，那你再往前走一步你看一看。那么我就把我所表达的东西全包住，我用一个大家能接受，就是电影局也能接受的方式来谈电影。这个故事外围看起来没什么，你把想表达的东西藏起来，再藏起来一些，再藏起来一些，那观众能看到多少就是多少。我觉得这个没关系，大家能接受这个故事就好了。就像我现在这个电影一样（指新电影《苹果》），大家能接受这个故事，然后好看，它甚至有一点商业性，然后不知不觉它能够影响到你多少就是多少。所以我觉得电影它有时候也是一个很无能的力量，它是一个没有太大作用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娱乐产品嘛。这种心态对于我的电影的作用那真是太大了。那你说你技术上的成熟，你一步一步总会到位的，你总会去熟悉电影，它拍摄的整个运作过程，它应该熟悉的那些部分。而心态的改变，整个你对电影的理解、电影观念的改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崔：你刚才说《红颜》开始的故事是一个小男孩和父亲的一个故事，现在改成这样的一个母亲与儿子的故事，从男性视角变成女性视角，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怎么变成了一个女性视角？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是你写的吧？
李：对，这个一开始是我自己创作的嘛，就是得釜山电影节那个剧本奖（最佳原创剧本奖）的那个剧本。毙掉它就一定要改嘛，你不能再去拿这个剧本去和它死磕，当然，因为那段时间特别苦闷。所以你只能是自己再想办法。然后我就在一直改一直改，就在绕来绕去地改，改了好多稿。然后那个男人的故事就一直在经历，我发现这个男人就越来越浅，越来越浅……就给改完了。原来跟他挺无关紧要的一个女孩就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突出……就走到前面来了，就是现在《红颜》的这个女主角。原来只是那个男人的一个女朋友，这个女人还欺骗了他，告他强奸，是这么一个故事。这个过程说明，其实我潜意识里还是有女人的命运放在前面的这种感觉，她一点点在往前走，那个男主角就越来越远，越来越淡化。最后就变成王峰了，就是那个骨灰盒，变成那样的一种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也不是因为电影局毙掉了就改成一个比较柔软的故事。这个故事我觉得是比那个柔软，但是它内里的东西更坚硬，就是说它是一个棉花包着的针。
《红颜》电影剧照
崔：《红颜》的那样一种少女未婚先孕，以及那样一种紧张状态，是不是跟你的童年周围的环境、气氛有关？
《红颜》电影剧照
李：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在一个县城里长大的，山东的一个小县城里。不光是那个县，中国的县城那个时候其实都是挺封闭的嘛。我成长期是90年代，那个时候少女时代基本上周围听到的都是很可怕的消息，谁谁谁怀孕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就经常听到这个。我妈就经常这样说，跟男人说话的时候得开着门儿啊，经常就受这样的教育。那天梁家辉也跟我说，你其实是一个特别反叛的人。就是你那个时候其实你也想谈恋爱，十四五岁的时候，你也想尝试性，但是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因为有很多结果在被你看到，那是一个很灾难性的结果，你又不敢。所以我觉得少女时代一直是在一种恐惧中长大。我妈妈对我其实是一种很过分的教育，她看到你跟男孩子说话，她自己会哭一天，就是这样子。她以为会发生很多事情，想象的空间很大。处在这样的环境里真是太压抑了，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大量地写小说，写一些诗歌，小说写得就很不像那个年龄的。
崔：那你的影片当中。主人公小云和母亲的关系会不会有你自己的一些体验？
李：有！我和母亲的关系永远不会太甜蜜，我也不是特别喜欢那种腻腻的关系。我很关心她，我也知道她很爱我，但是可能彼此都有不认同的地方。她觉得我比较野，我表面上有欺骗性，可能长得比较文静，但其实性子很野。因为她是一个很安静很本分的人，这个对她来说就……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她内心肯定有不认同我的地方。但是她现在这么多年了，她也做到了包容。
崔：你说自己“很野的性格”，是从哪儿来的？
李：人家都说女人对安全感看得很重吧，我没有什么安全感，我是没有安全感这种意识的人。因为从小父亲就走掉了，原来没离婚的时候他基本上也总在外面嘛，在做销售之类的工作。那你就没有任何依靠，你只有靠自己，所以养成习惯了。你现在不再有什么受伤害的感觉，这些感觉都没有，基本上你是一个很独立的人。我觉得这种东西我初中的时候就感觉出来了，比如说老师让我出去罚站，那我就把下课铃摇响，那时候下课铃还是摇的，那全校都下课了，呵呵！就是这样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后果是什么，但是你不怕这个后果。那时候的叛逆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问题少女。
崔：我看《红颜》中，其中小云和母亲的关系虽然比起和小男孩的那个关系笔墨少，但是这部分的内容特别沉重，很有力量。观看的时候令人不止一次地想起翟永明的那组长诗《母亲》，那里面表达了与母亲那样一种对手的、对抗的关系，你看过没有？
李：我没看过。我知道，但是我没看过。我不知道我自己所经历的这些，包括我上面说的，我的电影对别人的影响。我自己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包括我做纪录片的时候有很多，比如一个青岛的女作家，她从小就特别恨自己的父母，她到现在都说如果她的父亲死掉，她一滴眼泪都不会掉。就是因为小的时候父母对她的那种不公平，还有她认为的那种很深的伤害。我跟她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父母对我的爱，有时候也会觉得挺阻碍你的。我觉得成就你的一定是那些伤害，成就我的一定是别人看来的那些灾难，我现在想起来特别帮助我的是这些东西。
崔：我说的对手的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对抗，实际上还有某种竞争的关系，力量的竞争，或者输赢的竞争。矛盾还在于表面上女儿表现得很不服从母亲，不听话，但其实她是认可她的，有种深刻的认同在内。在这个认同的同时又有对抗，这就比较复杂了。有自己的自相矛盾在内。摆脱母亲也是为了摆脱自己。你看这个小云，她的精神状态、感情状态与她母亲对她的要求或者她母亲那样的身份，最终是吻合的，她没有发展成为像片子里面其他人比如去了深圳的人一样，就是说她在反叛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还是有认同在内。
李：对手！其实心理学上就这么讲嘛。有的时候你的某些地方很像母亲，但是很像母亲的这个性格呢是你不认同的，这个事情你恼火在这儿。你其实不想像她这一点，但是很不幸你像了。人的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就这样产生了。
崔：影片中与母亲的关系是准确的，特别好。我看这条线索比与小男孩的关系还要实在。
李：可能有自己的体验在里面。
崔：你怎么理解影片中这个小男孩，是她的儿子，然后又不像，怎么想出这么一个角色？
李：那天我又看了一遍《红颜》，觉得是不是她的儿子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在这个电影中这个小男孩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化身，周围这么一个残酷的世界，残酷的一个社会，她遭遇了很多的事情，唯有这个小男孩给她的一丝温暖那些美好的东西，让她觉得她还有理由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故事大概它是这样一个故事，很容易让人理解的故事，最后发现他是她亲生的。很多人也把他俩看作他们之间有爱情，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他们是不是有爱，这个爱是爱情还是友谊还是亲情，这个都不重要，就是你看到的是什么。这个电影也有它的比较大的空间，每个人能看到的理解的地方不同。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www.xing528.com)
崔：你刚才讲你的母亲是个很善良的人，我看影片时，也觉得那个小男孩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维度。好像是对于小云16岁怀孕、人生一下子被击碎的一种补偿，一个弥补。用这种方式，仿佛创作者是在替小云辩护，站在小云一边。如果说放到与母亲的关系中来，这个孩子也仿佛是与母亲对抗的战利品，是在绝望之中的一次胜利。这个胜利是她自己也做了母亲，成为与母亲对等的一个人。这一笔有出神入化的东西。
李：你觉得这个电影它有打动你的地方？
崔：这个女孩她当时恨不得死掉，她什么都没有了嘛，然后只有小男孩这一条线，这样是把曾经的作为灾难的东西加以祝福，这一点我看了很感动，非常喜欢。很多女孩子看了都会很感动。那是一个想象中的弥补，这是有同样遭遇的女孩子可能都会想到的：事情最好是这样，尽管事实上不是。
李：我们当时在点映的时候，有朋友就说老徐，就是徐静蕾在里面等你，她坐在那儿，眼睛哭得特别肿。我也很奇怪，我觉得这个电影它不至于是让别人特别痛哭的一个结尾，她那天真的哭得很厉害。我不知道，我觉得她不一定是为了故事本身，她可能联想到她自己，她可能联想到生命的这个部分，人给予和失去的这么一个关系。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还有点呼唤的那个。
崔：是在想象当中给小云一个补偿，是她在遭大难之后的一份礼物，这个关系并不实际，但是有很深的善意在内。
李：电影有魅力的地方就在这儿。它使你的心没有那么冰冷，一直在温暖。这个温暖是很多方面的。你在创作故事的时候，你给了这些人这么一个人生，其实你在左右这些人的人生。我每天翻剧本，我们这边有一个拍纪录片的他就说，你看你每天都在翻剧本，每一篇文字都变成了活生生的、呈现为影像的这么一个人，呈现在影像里的空间里，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之后，观众对于你呈现的这么一个东西又有一个反应，这整个过程都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崔：从女性视角来说——很大程度上女性是由一些特殊时刻造成的，比如怀孕和生育。面对这样的时刻，面对这样的时刻带来的麻烦，是特别女性化的视角。你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触及这个问题的？
李：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我有意识的，也可能是因为我天然的视角，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女性，躲不掉的。就像张艺谋，他一直在拿女性做主角，但是他视角不一样，你看起来还是个男性的电影，是他笼罩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我也是，我没有刻意地要表达女性的就像你说的那样一些时刻，还有它整个因为那个时刻引发的东西……你这些东西，可能是你生来就带的那些东西，就是现在做的这个电影，也是一样的。
崔：那你怎么理解小云与后来结婚又马上分手的刘万金的关系？
李：那是她的社会角色的需要，她作为女人很真实的一面。她和刘万金可能没有太走心，他们的关系可能只是她需要，这个需要也有想接受温暖的那一部分。刘万金是一个有妇之夫，在社会性方面来说她就成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所以她才会在大街上被打嘛。但是对她自己来说，她并没有觉得自己错了，这是女性社会角色的一个延伸，就是她也需要这么一个东西来释放，要不然她每天的生活太压抑。那也18李：传统男人是这样的。而且现在很多男人，尤其是三四十岁的男人，他们特别喜欢标榜自己是传统男人，他们觉得是一个褒义词。我很传统啊，我想要孩子。但这不妨碍他做那种大家觉得违背传统的事情，但是他是暗地里的。我倒喜欢现代的男孩，现代男孩一夜情什么的，他都是很坦率的。作为传统的意味是不一样的，在现在的理解中，传统男人就是这样。很多男人现在特别标榜自己是传统男人，他觉得他保持了传统，但是传统男人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啊。那是传统男人啊，他要传宗接代，他要对每个人负责任。
崔：那个叫作负责任么？也可能在传统上，男人是与这样一些东西联系在一起——比如说理性啊、规则啊、纪律啊、客观啊，被描述为一些正面的东西。
李：我曾经和一个欧洲导演也聊过，我们也是一直在争执。你说的这些是啊，但是他自己为人不知的那一面和这个是割裂的啊。当然有一些是很统一的人，但是那些统一的人里面你也会发现他们不为人知的事情。我聊过很多人，就是真是好好先生，就是特别好，你跟他相处时间久了，我会冷不丁地问他一个特别不堪的问题，因为他们了解我是这样一个人，那他们会放松这个界限和你聊。聊聊聊就会又证实我的一个猜测。我们抛开电影不说，我这样的也不好，就是你看到的东西太多，有时候你只是看到他是个传统的好男人你会很幸福。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永远可以讨论的话题，因为你翻一番它是这样，翻两番它又是那样，再翻一番它可能又是另外一面的。
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觉得男人和女人都同样美好，男人的强和女人的柔是一个彼此都不能缺少的东西。
崔：哦，将这样的男人表述为“传统”的，而且不管是谁，都有不为人所知的特别不堪的那一面，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鲜的表达。
李：因为事情永远是有很多面的，永远是这样。所谓传统只是相对的嘛。
崔：还会持续地关注女性题材么？
李：我觉得一定会的，不管在什么时候，所以我说这是个天然的东西，本能的东西，没有去有意识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是女权。我觉得男人和女人都同样美好，男人的强和女人的柔是一个彼此都不能缺少的东西。
崔：为什么人们都愿意说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
李：我说这个的意思是我没有有意识地把自己归为哪一个。就像张艺谋跟我开玩笑说，你是哪一代？我说为什么要分这些呢，为什么你要分女性主义和非女性主义？我觉得这个不要刻意去给它划分。
崔：在华语电影或外国电影里，你都喜欢哪些片子？
李：我喜欢北野武，北野武的片子我都很喜欢的，可能是因为喜欢他那个人的感觉，所以他每部电影我都挺喜欢的。华语电影，《活着》我比较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老版的《小城之春》，台湾的杨德昌的电影，侯孝贤的电影其实我只喜欢他的《童年往事》，杨德昌的《一一》《麻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些我都很喜欢。前段时间我看了许多老电影，包括《小兵张嘎》，都翻出来看了一些。因为我觉得中国电影为什么现在会是这样，我看《小兵张嘎》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当时电影观念先进的话，它是个很好的故事，很好的商业故事，它会是一个好莱坞的那种《小鬼当家》版的东西，但是它拍得很朴实，那个年代的产物，那么多人喜欢看，那么多人记住这个。现在电影你不能老怨电影局怎么怎么，导演本身其实应该多想一想。你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尤其年轻导演发展这么难，找不到投资，都在这样说。当然提供的机会是一方面。我觉得除了机会之外，如果有一天电影局说不审查了，我们全取消了，open了，中国导演做好准备了么？我觉得未必。你能拍得出像好莱坞那样非常优秀的商业片么？商业烂片我们先不讲，商业片很难拍的。
崔：那你说缺什么呢？需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李：各方面啊，包括心态。韩国现在每年都派年轻人去好莱坞学习。中国没有这样的，我们就觉得自己的东西不错很好。有些人也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你的心态一定要打开。就是类型要多一点，不要怕主流。当然主旋律和主流是不同的，不要怕主流语言。这个时代已经新到你在说边缘的时候，你已经在主流当中了。包括另类，另类现在已经变主流了，就像艺术电影，大家都在拍贾樟柯那样的电影的话，那就已经变成主流了。其实你没有必要，现在是一个自由的时代。自由表达就好了，不要去想人家喜欢什么，不要去想哪一种东西流行。现在艺术电影变成一种流行，很可怕。
崔：你觉得你在你的这几部片子里面，基本上是在自由表达么？是在说自己想说的话？
李：我觉得我对自由有不同的理解。自由，一种是你想拍什么拍什么，还有一种自由，是你可以把各种限制变成对你有利的部分。你的婆婆特别多，每个人都可以对你指指点点，因为他们投了资，他们确实要负责任，他们有不放心的地方。你要把你的这些东西变成对你有利的东西。除非他们把你说服，要不然你会变成一个很好的沟通而不是对抗。有的时候你越想对抗它越变成一种对抗，因为态度决定了一切，就是你对人的态度决定了。如果你是一个交流的态度，他们也很高兴和你沟通。这样的话就是说让他们理解你去做什么，比起你是说我就要这个，这样要好得多。他帮你而不是你去对抗他。
崔：你觉得在现在的拍片环境中，还是能够释放你的一些东西？
李：能，完全可以。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智慧，我觉得我的智慧还没有达到一个绝对是自由的程度，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崔：我们现在讨论好莱坞的经典叙事，其实那是在和当时的审查制度的讨价还价中，慢慢走成这个样子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限制不一定仅仅是消极的东西。
李：对，它刺激你更……比智慧嘛，就像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和电影局有一场对话，在对话当中大家都在了解，都在成长，因为这个社会新到就像老师和学生都是同步在接受新信息，不是谁教谁了。出来一个新东西大家一块儿去消化，每个人都是学生。而且谁也不比谁傻三分，真的是这个时代就看你自己怎么理解了。
崔：你对市场或者观众有什么样的期待？
李：作为我这样一个导演，我不知道其他，我觉得口碑就是票房。因为我不太重视前期的宣传，电影开拍了喊一嗓子，然后请一些记者。然后中间探班了又呼隆一下，等到杀青了又喊一嗓子，其实这些东西对观众来说太小儿科了。我觉得有时大家是看的电影本身。就像《疯狂的石头》，它口碑积累起很多，也已经算是票房奇迹了，对于它的投资来说。我觉得这个口碑太重要了。因为如果你电影不好，你只靠这些宣传你只能骗一轮，你再骗，你骗不下去了。大家一说这个电影怎么样，说是烂电影，那谁还去看呢？我觉得口碑真的意味着一个票房，我觉得在现在中国的这个环境下，和好莱坞的宣传是不一样的。土壤不一样，长出来的花儿不一样。
崔：你刚才说，灾难成就了你。像目前这样做电影对于你是不是一个合适的释放、一个合适的转换？
李：现在有电影有小说，有可以让我释放的地方，要不然我觉得我会成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能会成为一个很有问题的人。不是心理问题，就可能是一个过了头的愤青，过了头的愤青就会做一些有害于人民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很平和很安静，也变得很包容，可能和自己有一个释放的空间，再加上自己的这种多年的沉淀也有关系。我觉得我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有爱，这个爱是一个广义的，就是我特别怕自己的电影会没有爱。
崔：有没有想过去拍一些古装的东西？
李：不排斥，真的不排斥。我就说我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愤青了，觉得一定要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定要怎么样的。就像如果哪个演员他说他最适合，我一定不认同，没有哪个演员一定是适合这个，每个人也会有不同的东西在里面。就像我们人生的角色一样，你不一定非得扮演这个，非得扮演那个。我觉得你一定要顺应这个自然的变化。
崔：刚刚杀青的新片也是自己写剧本的么？以后会不会也拍别人写的剧本？
《红颜》电影剧照
李：对，这个是自己写的剧本。但是原点，最初的感觉是和制片人聊出来的，聊现代社会人的心灵的走失啊，发展那么快，人心已经跟不上了。这些观点是和制片人一直在讨论的，差不多是一起创作的。其实我不排斥去拍别人的东西，但是我现在找不到满意的，找不到让自己内心有反应的。
崔：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位年轻的观众朋友想知道的，《红颜》的碟上面写着“中国版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你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李：对，我觉得看了那个挺可笑的。因为卖给了中凯了嘛，中凯他们就自己做了一个宣传的封面，他们肯定觉得这样好卖。当时他们也没有跟我们商量，网上也有一些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吧。但是不要紧，我觉得这都是大家的自由，你作为一个导演，你必须要承担这些，不要那么愤怒。我觉得不要那么愤怒，轻松一点，这都是可以的，可以允许的。哪怕是你电影出来也是要准备被别人骂啊，你也不能光喜欢听夸奖的话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东西，我觉得你就一股脑儿地全接收了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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