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武
很多年前,我读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人在工地上看到三个石匠正在干活,便走过去问他们在做什么。第一个石匠擦擦汗,有点不耐烦地说:“没看到我在凿石头吗?都快把我累死了!”第二个石匠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边回答:“我在挣钱养家,这石匠活不难。”第三个石匠用手指向天空,充满豪情地说:“怎么?你看不出来吗?我在建一座教堂!”
在第三个石匠心中,充满着难得的“崇高感”。这个词如今却是一个过时的词汇,说出来往往会遭到人们嘲笑。当我在微博上偶然看到这个词时,感觉它就像一堆杂物中闪亮的光片,或是暗夜中闪烁的一颗星星,心里不免一惊,现在还有谁拿“崇高感”来说事呢?
说到它的是新东方的创始人之一徐小平。他说:“1995年底,俞敏洪来温哥华看我。当时我失业在家,俞敏洪事业有成。我问:你都这么有钱了,还追求什么?老俞沉吟半天说:还缺少崇高感!——崇高感,成为后来新东方十年的精神动力。2006年新东方上市了,我也像俞敏洪1995年那么有钱了。这时,我也开始感到极其缺乏崇高感,于是,开始了天使投资。”
我去过四十多个国家旅行,住过上百个宾馆,我有个小小的发现,这些宾馆中不是摆放着《圣经》,就是摆放着《古兰经》。在阿拉伯国家或伊斯兰国家中,宾馆住房的桌子或地板上还会画一个箭头,指着麦加的方向。而在中国的宾馆中,如今只有电话黄页、招商指南或休闲娱乐场所介绍。
在中东旅行时,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当地穆斯林在需要祷告时,无论在什么地方,会立刻停下车来,或就地跪拜,或去附近的清真寺祷告。
每天五次的礼拜,多多少少会让人们增强一点信念,获得一点崇高感。而那些随处都能看到的清真寺,总会让我在抬头仰望它们的尖顶时,感受到某种无形的力量。(www.xing528.com)
经过“走下神坛”后的中国,叛逆的“反崇高”俨然成了一种时尚,将一切行为世俗化成时髦。人们追求神圣的情感和崇高的行为,反倒成了落伍的表现。山寨文化凭借恶搞与调侃博得众人哈哈一笑,怀疑或揭丑历史似乎才算发现真实,“糗事百科”式的思维让人像打了激素一样肾上腺素急升,而《赵氏孤儿》中的忠诚和义气,就难免变成凑巧的敷衍和自私的报复。
那么,到底什么是“崇高感”呢?是某种高尚的意念,还是某种虚荣的满足?英国著名学者汉默顿在《思想的盛宴》中说“一切被视觉认为是恐惧的东西都是崇高的”,“崇高感最高的效果就是惊异,羡慕、崇拜和尊敬等等则是较低的效果”。此外,“一切有关虚无的观念都是崇高的,比如空虚、黑暗、孤独和沉寂,因为这些概念都非常可怕”。
而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则专门写过《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他认为“崇高感动人,而优美感则迷醉人;崇高必定总是伟大的,而优美却也可以是渺小的;崇高必定是纯朴的,而优美则可以是经过装扮和修饰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人们需要崇高感吗?从历史来看,人们以前有过多的崇高感似乎并不是什么好事,而今天人们没有崇高感,没心没肺地赚钱、玩乐,似乎也过得相当开心。也许,“崇高感”是一件不合时宜的奢侈品,并不需要每个人都拥有。
显然,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前面那两个石匠,不是抱怨发牢骚,就是为了糊口。而那充满崇高感的第三个石匠,却已经是凤毛麟角,成了这个社会的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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