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字产生历史悠久，绝不仅仅有现在人们常说的几千年的历史。通过岩画研究可知，自从人类进入晚期智人时代，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体系已渐渐成熟，这时人类能够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语言进行交流信息和表达感情。语言是人类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也是人类文化传承的工具。但是，语言具有时效性，不能保存。为了打破语言的局限性，人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进行着表达思想、传承文化、记录语言的种种尝试与探索了，但现今能保留下来记载人类历史档案的只有古老的岩画了。
何为文字，文字大家裘锡圭先生有一段话：“在文字定义问题上，语言文字学者分狭义和广义两派。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大致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字。”[1]这段话告诉我们，表音的符号是文字，但不表音的图画和符号只要能够传递信息也可以叫文字。这种文字就是图画文字（句意文字），可以代表句子，也可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图画文字虽然较语言用词或表词文字要粗糙、要宽泛，但人一看就懂，不必像识字一般，不认字就难懂句意。
贺兰山岩画中符号岩画约有2000个，加上图画与符号混合岩画超过3000个，这是一座文化的宝库。贺兰山岩画中不仅发现了类似文字的图画文字，并且发现了图画文字与符号相混合的古文字，即图画文字向符号文字过渡阶段的文字。这种早期岩画文字与汉字中的象形文字非常相似，属于早于甲骨文字的原始文字，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岩画文字经丽石黄衣年代测定其早期文字出现时间早于陶文出现的时间，中期文字出现时间早于甲骨文或相当于甲骨文时期。对岩画文字的形态和构架分析可知，它们是有意而作，已经由作者赋予了深刻的内涵，是有生命力的，是一种精神产品。这些符号具有中国原始文字的基本形态，在同时期的陶文和后来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形象，但其数量远多于陶文。岩画图画符号由两个以上的象形符号组成，基本上具备了象形字、会意字构成要素，呈现出复合式的基本特征，而且这种文字呈星状分布，而不是孤立分布。梁启超在《小学音韵学》中说：“最初的字，总是从实物或实象（纯客观的一定之象，如方位、数目之类）造起，渐渐到人类的动作（人类和外界发生关系，兼主客两体而成），渐渐到人类的心理，渐渐到纯抽象的名词。文字发展的次第大概如此。动作、心理等已经有大部分来不及造，用旧字假借。还有所谓‘词语’的一部分发音（发语词、接续词、感叹词、停顿词、疑问词等等），最初纯用口语或手势表现……”[2]汉字的发展的确符合以上规律。
岩画中比较多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可以说象形文字是最初的文字，易认易写，依貌画图，将口头语言转化成可视的象形符号，这种象形符号就是文字。象形字比较简约，主要创作灵感来自生活，是什么样子就画什么，展示的是具体形象，图画就代表此人、此事、此物，代表了音、义、形。这种象形字在岩画中俯拾皆是，易识、易写、易画，大体上是用线条画法或减地阴刻法，抑或两种方法并用。
在岩画中相对完整、更有逻辑的文字是表意文字（拼图文字、象意文字），贺兰山岩画中也有不少这种字。表意文字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表意文字由图画和符号组成。岩画文字是一种图画文字，也叫句意文字，由图画和符号组成语言文字中的词或词组，最后合成句子。不同于表词文字，句意文字比较粗犷，仅能使人理解句子的意思，但没有读音，也就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也算是图画文字的长处，因为句形句意是约定俗成的，大家都识得。
二是岩画拼图文字组成表意文字。岩画拼图文字是由两个以上的图画组合成一个完整的表意图画文字，或者由两个以上的符号拼对成新的表意文字，这种句意文字可构成相应的短语或句子，表示一个较完整的意思。
拼图文字的出现标志着岩画文字开始由简单的象形文字向复杂的表意文字发展，可以表达更为复杂的思想和情感。可以认为文字发展到拼图文字时，也就有了正式文字的基本框架和构造。这种拼图不是随意的（一开始可能是随意的，后来就逐渐规范了），而是按照表意的规律、按照人的思维方式和事物的逻辑进行连接、配对，使之服务于人类表达的意愿，从而构成相应的句子，表达一个简单且完整的意思。表意文字的特点是以象（形象）表意（思想），是文字的灵魂。岩画中的表意文字，是书面语言的初始视觉形式，是汉字的原始造型，为后来形声字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表意文字可以通过图画和符号的组合来表达难以表达的抽象事物，从而使人们的思想表达更深化、更完善。
岩画中这种图画与符号拼对连接的表意文字的出现，也是岩画由图画文字到抽象文字，即由句意文字向表意文字的过渡阶段，这种图画与符号相互交织、相互补充的形式符合文字发展的规律，即先有图画文字，然后才有图画与符号组合的表意文字，是由繁到略繁，再由略繁到简，最后达到实用、简约的过程。
符号文字是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号是人类认识世界、解读世界的手段和方法，符号具有工具性、可解释性的特点。卡西勒认为，人是符号化的动物，哪里存在符号，哪里就有表象世界。符号主要通过抽象化的附着于物质的视觉标志传递实在意义，它是人们交际过程中有意义的媒介，符号的运用是人类能动地认识世界的体现。
贺兰山岩画符号文字十分丰富，比陶文符号多数倍，其中有象形符号，也有许多抽象符号，还有两种混合使用的符号，多姿多彩、千变万化。贺兰山岩画符号文字的多样性，反映了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流交融。
贺兰山是中华文字的荟萃之地，发掘贺兰山岩画是我们的骄傲。
早在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水洞沟人就已在这里安营扎寨过上了定居生活，他们临水洞沟而居，四周群山环抱，美丽富饶，有鹿、北山羊、虎、狼、鸵鸟等动物。用石块做成炉灶，用石烹法吃上了熟软的食物，还会用石磨盘把草籽研磨成粉，从此告别那种茹毛饮血的苦日子，过上采集与狩猎的生活，使生活的质量大大提高。
在水洞沟的考古发掘中，曾发现了多达数以千计的具有欧洲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传统的石制品勒瓦娄哇石核，距离1万公里之外的欧洲石器技术和石器文化竟传播到了贺兰山下的水洞沟（见图1），可见，人类的迁徙和基因交流与文化交流早在几万年前就开始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考古专家就对水洞沟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上万件旧石器时代的砍砸器、刮削器、石核等工具，证明早在几万年前人类就学会使用火，并用石烹法做饭，过着定居生活。水洞沟人的智慧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和温暖。2014—2016年，又在宁夏青铜峡市蒋顶乡蒋西村西15公里的鸽子山的盆地边沿出土了多达13000件各类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钻孔器、石叶、石核、做复合工具的细石器、尖状器等，几乎是完整的石器工厂或展示厅）。并发现呈条状分布的柱洞和几十处结构性火塘，还有直径2毫米的串珠及鸵鸟蛋壳装饰品，时间距今1.2万～0.8万年。[3]
图1 水洞沟下文化层勒瓦娄哇石核
（摘自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www.xing528.com)
另外，在俄罗斯山地阿尔泰地区也出土了旧石器时代的勒瓦娄哇石核。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里也居住着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居民，他们生产陶器，制作小铜器，以狩猎为主并兼营原始农业。公元前两千年初奥库涅夫文化发展鼎盛，他们崇拜神明并制作了“假面具”神像，还雕琢类人石雕像。[4]由此看来，旧石器时代以来，人类沿着北方草原大道就开始了文化交流，而且有实物可以证明。
2013年又在贺兰山黑石峁岩画点发现了奥瑞纳文化期的手斧两柄，这种手斧在我国十分稀有，却出现在了人迹罕至的黑石峁山头的岩画旁。无疑证明贺兰山岩画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也证明了人类文化交流开始时间的久远，似乎也印证了人类喜欢探索的个性。
笔者在贺兰县工作的20年里，带领贺兰县文物普查队，从1983年开始，在贺兰山苏峪口、贺兰口岩画点以及贺兰县金山乡金山村的台地上都采集到多个十分精致的石斧、石磨盘，如今都成了贺兰县的珍贵文物存放在文化馆里。
2003年3月，笔者到西北二民院（今北方民族大学）岩画研究中心工作，带领该校学生到卫宁北山大麦地及贺兰山调查和研究岩画，经过长达9年的时间，在大麦地岩画点约2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采集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磨棒、夹砂红陶、夹砂灰陶等器物，并且发现了制作岩画的大麦地原产的原生铁矿斧形器、尖状器、砍砸器等工具。这些工具，有可能是岩画制作者的“武器”。如今这批珍贵资料成了北方民族大学展厅的镇馆之宝。
《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在水洞沟这片广阔天地里，人们群居而生，组成了一个多氏族的初级社会，并以石器为工具，在劳动之余创造；在闲暇之时，男性用鸵鸟蛋壳和石片、兽牙等做成项圈，以博取女性的欢欣和青睐。在水洞沟前的沿黄河一线的盐灵台地的块状砾石之上，也凿刻了许多描绘先民生活与思想的岩画，年代也当在石器时代，是一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上古时代的黄河之滨的水洞沟一带或者贺兰山地区，当地人已经同周边的不同人种有频繁交往。实际上，不同的人种都在贺兰山和水洞沟一带富饶之地共同生活，数万年来，这里一直是人类的家园，他们过着狩猎与采集的日子，也在山石之上，创作了万年不朽的岩画艺术。不论是贺兰山岩画、大麦地岩画或者是水洞沟二道梁一带岩画，都是早期的原始先民的伟大创作，并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贺兰山人和水洞人把山石当作创作的画板和纸张，在上面描绘和书写了自己的历史、文化、艺术，岩画成为他们表情达意的工具。
如今，人们再次看到岩画的时候，认为地处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交会点的贺兰山地区的岩画应都是古代游牧民族的作品，把汉族疏忽了。实际上，汉族是华夏族的一支，汉族不是单纯的一个民族，更是中国多民族中的一员。如今，根据最新的DNA检测，当今已没有纯种的汉族人，经过大规模血样检测，现在大多数内迁少数民族的来源及走向已经得到了确定。中国现在不存在纯种汉族与长期的大规模人种迁移有关系，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周边少数民族甚至周边国家都在不断与汉族融合。[5]
过去有一种认识和说法，认为岩画多在边陲地区，是少数民族的遗作。其实，中华民族早已融合了四周的民族。在《礼记·王制》中记载：“中国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粒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虽然“南方蛮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异种也”，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所谓中华民族，本来是由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混合而成的。先秦时的记载中，就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称……所谓‘诸夏而夷狄者则夷狄之，夷狄而诸夏者则诸夏之’，所谓夷狄，所谓诸夏，不是种族的差别，只是文化的异同。夷狄而接受诸夏文化的，则夷狄也是诸夏；诸夏而采取夷狄文化的，则诸夏也变成夷狄了。夷夏之分，本来如此。后来内部慢慢统一，就成了一个华夏大民族，一个中国统一的民族。”[6]中华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开放而不是保守，海纳百川且博大精深，因而“夷狄得礼则中华之，中华失礼则夷狄之”。更为可贵的是，中华文化“能和而不同而共存”，并且“能化它而相存”，这就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实际上，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就是古代夷、蛮、戎、狄各族融合的民族，只是居住地不同而已，无论从DNA基因测定还是文化来看都是相通的，所谓“达其志，通其言”。经过千百年的融合、交流，岩画文字、陶文、甲骨文、汉字，都是一脉相承的，最终形成了紧密的文化纽带——汉字。从岩画文字发展到汉字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大浪淘沙过程，吸纳了多民族的优秀文化，经历了图画文字—意象文字—符号文字—汉字这样一个化蛹成蝶的过程。
岩画是人类的精神产品，是人类进行自我描绘、自我回忆、自我表达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风格简洁、质朴、浑厚、粗犷，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真实记录。岩画的内涵丰富，值得今人不断探究。
【注释】
[1]裘锡圭：《文字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页。
[2]梁启超：《中国近二百年学术史》，研究出版社2020年版，第194页。
[3]乔建萍：《发现鸽子山》，《银川晚报》2017年8月21日。
[4]陈良伟：《山地阿尔泰岩画研究》，《新疆文物》1994年第3期。
[5]《DNA检测：中国已无纯种汉族人》，《新知识报》2007年3月1日。
[6]蒋梦麟：《文化的变化与进步》，载夏中义主编：《人与国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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