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养制度源远流长，它是亲属法律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追根溯源，收养制度远在原始社会就为父系氏族社会的习惯所确认。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氏族的另一个奇特的权利就是收养外人为本氏族的新成员。从战争中捉来的俘虏或者被杀死，或者被某个氏族收养。被俘获的妇女和小孩通常都是得到被收养这种宽大待遇的。收养外人不仅赐以氏族成员的权利，而且还赐以本部落的部籍。一个人如果收养了一个俘虏，就把这个俘虏视为自己的兄弟或姊妹；如果一个母亲收养了一个外人，就把他或她视为自己的子女。”[1]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一步强调：“某些特殊情形而人丁不旺的氏族常常由于大批收养另一氏族（得到它的同意）的人入族而重新兴旺起来。”[2]
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收养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必然受到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世界范围来看，设立收养制度的目的，依时代、国家而不同，先后大约经历了“为家的收养”、“为亲的收养”阶段，最终确立了“为子女的收养”三个阶段。最初，收养制度基于家族法上的血统继承原理而发生，罗马法率先创设了收养制度，惟家长有收养权，即“为家的收养”。其后，父权的家族制度衰微，于是，以安慰晚年父母或增加家庭劳力和私有财产继承为目的而收养子女，此时即“为亲的收养”。如1804年《法国民法典》、1896年《德国民法典》，均设立了严格的收养要件。再后，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契机，出现了为救济战争孤儿、非婚生子女，以给予这类不幸儿童以家庭温暖为目的的“为子女的收养”。法国、英国、德国、十月革命后的前苏联，相继制定或修改了收养法，其宗旨均是从儿童福利的观点出发的。中国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收养制度也有着相应的发展变化。
（一）我国古代与近代社会的收养制度
在我国古代宗法制度下，实行以男性为中心的宗祧制度。其收养制度亦分为“立嗣”和“乞养”两类。
1.立嗣的概念、特征及其与收养的区别
立嗣即立后，指男子无子，许立同宗辈分相当的他人之子为嗣子。立嗣又称“过继”或“过房”。它是我国封建宗法社会里的一种主要的和特殊的收养形式。其特点为：
（1）立嗣的目的是继承宗祧，因此，只有男子没有儿子才能立嗣。
（2）只能立同宗辈分相当的男性成员（一般为侄子）为嗣子。
（3）可以“兼祧”，可以“继绝”。所谓“兼祧”，按《清律》规定，如果被立为嗣子的人是独子，又排在立嗣顺序的最前面，只要两家同意，可以同时作为两家的继承人。两家可各为其娶妻，以传宗接代。所谓“继绝”，是无子的男子生前未立嗣的，死后可由其妻子或其父母等长辈代其立嗣。嗣子与嗣父母之间发生亲子关系。虽称继嗣是继承死者的祭祀权，实际上是继承死者财产，故为后世所不取。
由于古代的立嗣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宗祧继承的必然产物，所以，它与近现代的收养有着严格的界限，其主要的区别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两者的目的不同。立嗣以宗桃继承为目的，为的是传宗接代，“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保证父系、父权、父治的家族永世不绝，因此，只有男子无后才能立嗣，所立者也仅限于男子。在宗祧继承中，女子一般是不具备主体资格的。收养主要是为了维护被收养人的利益和保护收养人的合法权益，且被收养人不受男女之限。
第二，嗣子（或称过继子）与养子女的地位不同。由于嗣子为嗣父之继体或宗族延续的依托，其地位同于亲生子，甚至高于其他被收养的养子女。
第三，立嗣与收养在时间上有所差别。立嗣可由需立嗣者生前进行，亦可在其死后，由配偶或家族中尊长代为择立。例如，按照《大清律例·户律》的规定：“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说明如果立异姓男为嗣，则为礼、法所不许。而收养一般在收养人生前进行（遗嘱收养除外）。
2.乞养的概念和效果(www.xing528.com)
古代的乞养为非亲属间收养。中国早期封建法律严禁收养异姓男子。《唐律疏议·户律》中始为规定：“其遗弃小儿、年3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乞养主要基于怜悯之心，无论同姓异姓，不分男女，均可收养。乞养的对象，法律规定为3岁以下的弃儿，实际则不受此限。收养人为义父母，被收养人为义子女。义子与义父之间不发生宗祧继承财产的关系，也不得以无子为由将义子立为嗣子。可见，立嗣的效力高于乞养，嗣子的地位是高于义子女的。
中国封建宗法的立嗣制度历经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延续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因而，它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影响十分深远。
1930年的国民党政府民法亲属编，在法律形式上实现了收养制度的近代化。但是，在有关规定中仍有歧视养子女的内容。养子女的继承顺序虽然与婚生子女相同，但应继份仅为婚生子女的一半。
（二）我国现代社会的收养制度
我国建国后，现代收养制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以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为其基本目的和职能；第二，收养的实质要件向有利于孤儿、弃儿、残疾儿、非婚生子女方向发展，使其得到家庭温暖；第三，从其成立方法上看，国家采取了监督和干预的政策，以保证收养目的的实现。这种法律变迁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建国初期阶段至20世纪70年代初，收养制度处于萌芽状态。
我国1950年《婚姻法》第13条，即规定了养父母与养子女相互间的关系适用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说明当时已承认和保护了合法的收养关系。但是，它对收养关系的成立、效力、终止等问题缺乏具体的规定。
2.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处于收养法规政策逐步完善阶段。
1979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规定了收养的条件、程序；规定了因养父母或生父母一方反悔、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而要求解除收养的处理原则。1980年《婚姻法》第20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收养成立的效力。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上述1979年《意见》进行了修订，并增加了下列新内容：承认事实收养和养祖孙关系；补充规定了解除收养的条件及其经济、人身方面的法律后果。此外，地方性法规也对收养条件作了相应规定。
3.20世纪9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颁布施行，收养制度开始进入较系统、完备的阶段。
1991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颁布了建国以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该法自1992年4月1日起施行。该法对于规范收养行为，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4.20世纪9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修正案）》颁布实施。
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修正案），修改后的收养法自1999年4月1日起施行。这次对收养法的修正，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放宽收养条件，从而改变事实收养增多的现象；二是进一步完善收养程序：国内与涉外收养关系统一由民政部门登记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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