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道：君子怀德与公私之间的差别

本 论

余秋雨

余秋雨（1946—），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著名文化学者、散文家。

既然君子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主要遗嘱，那么，古人心中的君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多年来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为今天的年轻读者介绍君子之道的简单轮廓。

不要看不起简单，请相信，任何祖先遗嘱都不会艰深复杂。艰深复杂了，一定不是最重要的遗嘱，也不值得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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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出的君子之道，有这样九项：

一、君子怀德；

二、君子之德风；

三、君子成人之美；

四、君子周而不比；

五、君子坦荡荡；

六、君子中庸；

七、君子有礼；

八、君子不器；

九、君子知耻。

下面我一点点解释

一、君子怀德

如果要把君子的品行简缩成一个字，那个字应该是“德”。因此，“君子怀德”，是君子之道的起点。

德是什么？说来话长，主要是指“利人、利他、利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利天下”是孟子说的，在《孟子·尽心上》中以“摩顶放踵利天下”来阐释“兼爱”，意思是只要对天下有利，不惜浑身伤残。

当然，这是太高的标准，一般人达不到，因此还是回过头去，听听孔子有关“君子怀德”的普遍性论述。

孔子说：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论语·里仁》

对这句话的注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做得最好。朱熹是这样注的：

怀，思念也，怀德，谓存其固有之善。怀土，谓溺其所处之安。怀刑，谓畏法。怀惠，谓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

按照朱熹的说法，君子、小人的差别，根子上是公、私之间的差别。以公共利益为念，便是君子；以私自利益为念，则是小人。因为这里所说的小人是指普通百姓，所以“怀土”“怀惠”也是合理的，算不上恶。但是，即使是普通百姓，如果永远地思念立足的自家乡土而不去守护天良大善，永远地思念私利恩惠而不去关顾社会法规，那也就不是君子。

孔子把“德”和“土”并列为一个对立概念。“土”，怎么会成为“德”的对立面呢？这是现代人不容易理解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一看儒家经曲《礼记·大学》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排列。在这个排列中，君子心目中的轻重关系分五个等级：第一是德，第二是人，第三是土，第四是财，第五是用。结论是，德是本，财为末。原文如下：

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大学》第十章

这段话，如果用我的语言方式来说，就会是这样：

作为君子，放在最前面的必须是道德。有了道德，才会有真正的人；有了人，才会有脚下的土地；有了土地，才会产生财物；有了财物，才能有所享用。因此，道德是本，财物是末。

原来，“土”是作为“物”的滋生者而出现的。现在国际间有人喜欢把中国那些只重物、不重德的有钱人称之为“土豪”，它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英语词汇，这中间的“土”，倒恰恰与孔子所说的“小人怀土”同一意思。

还有一种说法更彻底，不赞成把“土”“物”并列地与“德”比先后，而认为它们之间是承载和被承载的关系。那就得出了《周易》里的那句千古名言：

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象传》

“厚德载物”可以有两种解释，那就是把“厚”看成动词，还是形容词。

如果看成动词，意思就是：先要培植、加重德性，然后可以承载万物；

如果看成形容词，意思就是：只有以厚重、稳固的道德为基座，才能承载万物。

这两种意思，没有什么差别，一个“载”字，说明了“德”和“物”之间的主、属关系。

历来也有很多富豪行善，可惜他们往往是“厚物载德”，也就是厚积大量财物，然后浮现一些善行。他们的居所里，很可能也挂着“厚德载物”的牌匾，但在行动上却把主、属关系颠倒了。

颠倒还算好，更要防范的完全没有德。

那将会如何？《潜夫论》认为，“无德而贿丰，祸之胎也”。

对“德”产生侵扰的，除了物，还有力。其实，很多人追求物，目的还是在追求力。直到今天，在很多人心目中，炫耀财物比较庸俗，而炫耀力量却让人羡慕。因此，古往今来，更能消解“德”的，是“力”。应该佩服荀子，他那么及时地说了八个字：

君子以德，小人以力。

《荀子·富国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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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说立身之本。君子立身于德，小人立身于力。

即使君子拥有了力，那也要以德为归，以力弘德。总之，万物之间，德是主宰。

西方近代社会，主要着眼于力。我国当代很多人片面地模仿，又变本加厉，把德和力的关系颠倒了。他们崇尚“成功”，甚至从童年开始，就永远地弥漫着“输赢”的符咒，一直贯穿终身。他们所说的“成功”和“赢”，也就是荀子所警惕的“力”。按照儒家哲学，这是一条背离君子之道的“缺德”路。

不妨设想一下，多少年后，我们居住的城市和街道，拥挤着一个更比一个“成功”的“力士”，摩肩接踵，我们还敢继续住下去吗？我们真正企盼的，究竟是什么？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德，是一个宏大的范畴。在它的周边，还有一些邻近概念。譬如仁、义等。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德的“家庭成员”，当作“君子怀德”这一基本命题的延伸。它们都用近似的内涵说明了一个公理：良好的品德，是君子之魂，也是天下之盼。

虽然同属于“德”，但是“仁”“义”的色彩不太一样。一般说来，仁是软性之德，义是硬性之德。

孔子对“仁”的定义是“仁者爱人”。于是，以后人们说到“仁”，总是包含着爱。例如《盐铁论》所说“仁者，爱之效也”，《淮南子》所说“仁莫大于爱人”，等等。

至于“义”，孔子则斩钉截铁地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那么，什么是义？大致是指由德出发的朗朗正道。相比之下，“仁”显温和，“义”显强劲，正如《扬子法言·君子》所说：

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

《扬子法言·君子》十二

一柔一刚，合成道德，然后合成君子。

这也就是说，君子怀德，半是怀柔，半是怀刚，面对着广泛不一的对象。如此广德，便是大德。

只有大德，才能巍然屹立，与更广泛的小人行径构成系统性的对比。

对于这个问题，唐朝的魏徵作了简明的概括，他在《十渐不克终疏》中说：

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

这种划分，早在屈原的作品中就已经出现，而到了唐代这么一个诸般生命力一起勃发的朝代，对文化品性的重新裁划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因此，屈原的个人评判变成了一种社会共识。例如“好谗佞”这三个字，显然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法典中的大恶条款。把这三个字翻译成现代话，句子会长一点，就是“习惯于用谣言毁人，热衷于以媚态奉迎”。这种人，当然应该判定为缺德的小人。

与之相反，君子的本质也在对比中展现得更明确了：“蹈仁义而弘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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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有礼

君子的种种思想品德，需要形之于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这便是礼。由礼构成仪式，便是礼仪。

精神需要赋形，人格需要可感，君子需要姿态。这不仅仅是一个“从里到外”的过程，而且也能产生“从外到里”的反馈。那就是说，当外形一旦建立，长期身体力行，又可以反过来加固精神，提升人格。

对外来说，“君子之德风”，君子的品德需要传播。而在传播渠道稀少、文本教育缺乏的古代，有效传播的主要媒介，就是君子本身的行为方式。因此，君子的礼仪，具有空间和时间上的扩展使命。

正因为这样，历代君子没有不讲究礼仪的。中国也由此而被称为“礼仪之邦”。

普普通通的人，有礼上身，就显出高贵。而这种高贵是有对象的，既尊敬人，又传染人。这个意思，就是《左传》上的一段话：

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正是这段话的首尾四字，组成了这小节的标题。

也有说得更强烈的。在某些哲人看来，有没有礼，不仅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而且是人和禽兽的区别。例如：

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

《晏子春秋·内篇第一》

说得有点过分，但我明白其中意气。看了生活中太多无礼的恶相，不得不气愤地骂一句：一个人如果无礼，简直就是禽兽。

换一种语气说，更让人接受。也是《左传》里的话，虽也斩钉截铁，倒是听得入耳：

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

《左传·昭公七年》(https://www.xing528.com)

把礼比喻成一个人站立起来的躯干，这种说法很有文学性，我喜欢。扩而大之，《左传》还进一步认为，当礼变成一种集体仪式，也有可能成为一个邦国的躯干：

礼，国之干也。

《左传·僖公十一年》

这让我们联想到现在各国的国庆礼仪和大型国际性盛典的开幕仪式。即使没有重大典仪，国民之礼，也是国之躯干。

但是，这还是讲大了。君子之道中的礼，主要是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

任何行为规范，都会表达某种意向。那么，究竟是什么意向在中国人的日常礼仪中最常见、最重要呢？

一是“敬”，二是“让”。

先说“敬”。

孟子说：“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墨子说：“礼，敬也。”（《墨子·经上》）这就表明，一个有礼的君子，他的全部动作都会表达对他人的尊敬。敬，是高看他人一眼，而不是西方式的平视。

中国几千年都受控于家庭伦理和官场伦理，到今天仍然如此，所以习惯于把恭敬交付给长辈、亲友、上级、官员。但是，君子之敬，并不是家庭伦理和官场伦理的附属品，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一个君子，如果对偶然相遇的陌生人也表示出尊敬，那么，这种尊敬也就独具价值。因此，我常常在彼此陌生的公共空间发现真君子。一旦发现，就会驻足良久，凝神注视：正是他们对陌生人的尊敬，换来了我对他们的尊敬。

在这里，互敬成为一种互馈关系，双向流动。公共空间的无限魅力，也由此而生。

这种互馈关系，孟子说得最明白：

敬人者，人恒敬之。

《孟子·离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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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让”。

简单来说，那就是后退一步，让人先走；那就是让出佳位，留给旁人；那就是一旦互堵，立即退让；那就是分利不匀，率先放弃……这一切，都不是故意表演，做给人看，而是在内心就想处处谦让，由心赋形。

还是孟子说的：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孟子·公孙丑上》

所谓“礼之端”，就是礼的起点。为什么辞让能成为起点？因为世界太拥挤，欲望太密集，纷争太容易。唯有后退一步，才会给他人留出空间。敬，也从后退一步开始。

辞让，是对自己的节制。一人的节制也能做出榜样，防止他人的种种不节制。这是《礼记》说过的意思：

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

《礼记·坊记》

这个“坊”字，古时候与“防”相通。这句话用我的语气来说是这样的：

什么是礼？对人的性情加以节制，从而对民间作出防范性的示范。

说得有点绕。一切还是要回到孔子。在孔子看来，为什么要礼？为什么要敬？为什么要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和。君子之责，无非是求人和、世和、心和。他用简洁的六个字来概括：

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

那也就形成了一个逻辑程序：行为上的“敬”“让”，构成个人之“礼”，然后达成人间之“和”。

揭示了结论，我还要作一个重要补充：君子有了礼，才会有风度，才会有魅力，才会美。正是谦恭辞让之礼，使君子神采无限。这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最佳标识，也是东方人文美学的最佳归结。

现代很多人在这一点上误会了，以为人格魅力在于寸步不让，在于锐目紧逼，在于气势凌人。其实，正好相反。

为此，我很赞赏荀子把“礼”和“美”连在一起的做法。他在《礼论》里为“礼”下了一个定义，说是“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这个定义告诉我们，在设计“礼”的时候，不管是个人之礼还是集体礼仪，都必须文，必须美。

再谦恭，再辞让，如果以拉拉扯扯、推推搡搡、大呼小叫、卑躬屈膝、装腔作势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也不是我们所要的礼。君子之礼，与美同在。

九、君子知耻

有人说，君子之道也是“知耻之道”。因为，君子是最有耻感的人，而小人则没有耻感。

为此，也有人把中国的“耻感文化”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作对比，觉得“耻感文化”更倚重于个人的内心自觉，更有人格意义。

不错，孔子在《论语·子路》里说过，君子，包括“士”，必须“行己有耻”。也就是时时要以羞耻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义底线”上的反省和警惕。但我们在分寸上应该懂得，孔子在这里所说的“耻”，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可耻”“无耻”相比，范围要宽泛得多。例如，看到自己没有做好的地方，也叫“有耻”。

耻的问题，孟子讲得最深入。首先要介绍一句他的近似于绕口令的话：

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孟子·尽心上》

前半句很明确，也容易记，但后半句在讲什么？我想用现代口语做一个游戏性的解释。

这后半句的大意是：

为无耻感到羞耻，那就不再耻了。

当然，我的这种阐释与许多古注都不一样，这不要紧，我只在乎文字直觉。孟子的言语常有一种故意的“拗劲”，力之所至，打到了我。我在《中国文脉》一书中把他的文学地位排到了孔子之前，即与此有关。

孟子用一个缠转的短句表明，耻不耻的问题是人们心间的一个旋涡，幽暗而又易变，必须由自己清晰把握，拔出旋涡。

接着我们来读读孟子的另一番“耻论”：

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尽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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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译是：

羞耻，对人来说是大事。玩弄机谋的人不会羞耻，因为用不上。他们比不上别人，却不羞耻，那又怎么会赶上别人。

这就在羞耻的问题上引出了小人，而且说到了小人没有羞耻感的原因。

由此，也就从反面触及了正面，让人可以推断出君子的耻感文化。至少有三条：

一、以羞耻感陪伴人生，把它当作大事；

二、以羞耻感防范暗事，例如玩弄机谋；

三、以羞耻感作为动力，由此赶上别人。

孟子的论述，从最终底线上对君子之道进行了“反向包抄”。立足人性敏感处，由负而正，守护住了儒家道义的心理边界。

你看，他又说了：“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把羞耻当作了道义的起点。把起点设在对立面，在理论上，既奇峭，又高明。

如此说来，耻，成了一个镜面。由于它的往返观照，君子之道就会更自知、更自守。敢于接受这个镜面，是一种勇敢。

知耻近乎勇。

《礼记·中庸》

知耻，是放弃掩盖，放弃麻木，虽还未改，已靠近勇敢。如果由此再进一步，那就是勇敢的完成状态。

以上所说的羞耻感，都涉及道义大事，符合“耻之于人大矣”的原则。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常常不分大小高低，在不该羞耻处感到羞耻，在应该羞耻处却漠然无羞。

因此，并不是一切羞耻感都属于君子。君子恰恰应该帮人们分清，什么该羞耻，什么不该羞耻。

既然小人没有羞耻感，那么多数错乱地投放羞耻感的人，便是介乎君子、小人之间的可塑人群。他们经常为贫困而羞耻，为陋室而羞耻，为低位而羞耻，为失学而羞耻，为缺少某种知识而羞耻，为不得不请教他人而羞耻，为遭受诽谤而羞耻，为强加的污名而羞耻……太多太多的羞耻，使世间多少人以手遮掩，以泪洗面，不知所措。其实，这一切都不值得羞耻。

在这方面，孔子循循善诱，发布了很多令人温暖的教言。即便在最具体的知识问题上，他也说了人人都知道的四个字：

不耻下问。

《论语·公冶长》

意思很明白：即使向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请教，也不以为耻。

这么一来，在耻感的课题上，“不耻”，也成了君子的一个行为原则。因此，真正的君子极为谨慎，又极为自由。谨慎在“有耻”上，自由在“不耻”上。

“耻”和“不耻”这两个相反的概念，组成了儒家的“耻学”。

对此，具有总结性意义的，是荀子。我想比较完整地引用他的一段话，作为这个问题的归结。他说：

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

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

《荀子·非十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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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以“耻”和“不耻”为起点的论述，历久弥新。我自己在人生历程中也深有所感，经常默诵于心。因此，我要用今天的语言译释一遍：

君子之耻，耻在自己不修，不耻别人诬陷；耻在自己失信，不耻别人不信；耻在自己无能，不耻别人不用。

因此，不为荣誉所诱，不为诽谤所吓，遵循大道而行，庄严端正自己，不因外物倾倒，这才称得上真正的君子。

“耻”和“不耻”，是君子人格的封底阀门。如果这个阀门开漏，君子人格将荡然无存；如果这个阀门依然存在，哪怕锈迹斑斑，君子人格还会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