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浪漫人文阶段：唐代茶文化的兴起

1981年的8月，夏日连绵的阴雨让历经了400多年风雨的法门寺半壁砖塔轰然坍塌。法门寺这座最富传奇色彩的寺院，是久负盛名的中国佛教圣地，被誉为“关中塔庙之祖”。随着法门寺的意外坍塌，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对法门寺的拆除、清理、重建工作，使神秘的法门寺地宫突然洞开，几千件奇珍异宝光芒四射，为世人揭开了一个埋藏了千年、辉煌灿烂的大唐世界。震惊世界的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重现凡尘，另有一组巧夺天工的鎏金茶具吸引了世人的目光。整套器具工艺之精湛可谓登峰造极，既与现代使用的茶具有极大的不同，而且也不像唐之前所描述的煮茶用器，它更为精致、繁复，且极致奢华，透露着那个时代的恢宏气度。

“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地宫门口的两块“物账碑”和“志文碑”道出了这套茶具的用途及故事：公元873年（唐咸通十四年）农历四月八日佛诞日，唐懿宗将佛骨舍利从法门寺迎到京城长安。京城到法门寺三百里的道路上车马昼夜不绝，长安街头张灯结彩，音乐声此起彼伏，欢迎的人群挤满楼口。皇帝及其他皇室成员竞相赐施，并精选出千余件珍宝送往法门寺，随身供养。

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龟形茶盒

碾茶用的鎏金壶门座茶碾子，通体呈长方形，如意、鸿雁、天马、流云纹饰镶嵌其中，并饰有20朵团花。筛茶用的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茶罗子工艺复杂，盖顶与罗架套框子母口开合，上錾刻两个飞天翔游于流云间，两侧刻有仙人乘鹤流云纹，端面为山纹、云纹。储放茶叶用的鎏金银龟，以背甲为盖，龟状昂首曲尾，四足内缩，形态逼真。盛放盐的鎏金摩羯纹银盐台、取茶用的鎏金飞鸿纹银匙、饮茶用的素面淡黄色琉璃茶盏和茶托，无不精巧绝伦，巧夺天工。这些器具涵盖茶叶的贮存、烘烤、研磨、罗筛、烹煮等全部工序，以金丝和银丝编结而成，制作精巧细腻，玲珑剔透，为现代人侧写出一段唐代最高规格的茶事：这是一场唐代的清明茶会，每年清明时节那天，皇宫都会举行这样规模盛大的茶宴，邀请群臣及其家室一同赴宴，皇上将江南明前一等的新茶与群臣煮饮共享。“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李郢的《茶山贡焙歌》描绘了赶运当时清明贡茶的情景。公元873年，这一年因佛骨舍利的到来显得更为隆重。一整套鎏金茶具被反复擦拭得闪闪发光，摆成一排，茶饼在茶笼中进行焙炙，去除表面湿气杂质，待干燥用后茶碾碾碎，再通过筛罗筛出大小匀整的茶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待茶叶备好，便开始烧水煮茶，选用上好的山泉水，待到水沸时加入盐等调味品，盛入群臣的瓷碗中细细品饮……

法门寺出土的鎏金茶筛

隋代结束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以来近3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继秦朝之后再次完成了中原帝国的统一。在短暂而繁盛的隋代历史中，各民族得以相互融合和谐发展，新与旧、南方与北方，乃至中原与异域的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学习，多元化发展。在和平的土壤之上，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人口迅速增长，呈现出一幕空前繁荣的景象。大唐王朝接过隋朝的接力棒，也以前所未有的阳刚之气，蓬勃向上的精神气质，雍容华贵的全新姿态，用更加博大宽宏、包容开放的大国胸怀，开启了新一页的盛世辉煌。纵观过往五千年，唐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流光溢彩的篇章。

唐太宗、唐玄宗继承了先帝创建的大唐基业，开创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唐朝俨然成为同时期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此时的大唐人口高达七千万，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每70个大唐子民中就有一个居住在繁华的都城——长安。当时的长安是世界第一的国际化大城市，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都城。长安城主街道宽度逾百米，全城中轴线朱雀大街宽度可达155米，整座城市规划严整，处处彰显宏博的气势。它是汉代长安城的2.4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比同一时期的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大7倍，古罗马城也只有它的1/5。每个大唐子民都以长安为荣，各国前来朝觐的使节行走在长安城中，无不感受到巨大的心灵震撼。“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唐代诗人王维的诗中描绘着这样的画面：层层叠叠犹如九重天门的长安宫殿大门迤逦打开，深邃伟丽，城中身着唐装的鸿胪寺官员、侍女，引导着各国使节步入城门朝见天子，气势威武庄严。长安城的东西两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文化交流中心、时尚娱乐中心。各国商贾把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纸张等从这里带到中亚及欧洲。开放包容的大唐帝国，支撑着整个丝绸之路的贸易体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

繁盛的李唐，实行了一系列农业均田、减赋等措施，迎来了社会的持续稳定，农业生产发展迅速，粮仓满满，人民安居乐业。运河的开凿也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使茶的生产、贸易和消费高速发展。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天的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14个省区，地域覆盖大半个中国，与中国近代茶区相差无几。“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琵琶行》），“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颇多”（《封氏闻见记》）都从侧面反映了那个年代繁荣的茶叶商贸景象。

茶叶煮饮的食用方式在延续千年后，在唐代被重新定义。大唐盛世，国泰民安，人民身健力壮，不再担忧食物的来源、粮食的收成。同时，逐渐形成健全体系的中医药理论也让茶逐渐退出药用舞台。以陆羽为首的爱茶人士，第一次重新审视茶叶除食用、药用以外的审美价值。俗语乱世饮酒，盛世饮茶，恰恰印证了这样的说法。自陆羽的《茶经》推出之后，大唐开始流行起在茶汤中不加任何“佐料”的清汤。唐末刘贞亮提出了以茶散郁气、驱睡意、养生气、除病气、利礼仁、表敬意、赏味、修身、雅心、行道的茶十德。茶文化、茶道、茶德的出现，足见茶在唐代早已不仅是救病提神的药草，更是唐代文人骚客的精神寄托和修行艺术。茶作为食物、药物的功能自晚唐开始逐渐减弱，而是步入了艺术审美的时代。

中国是书法的摇篮，是诗的国度，也是茶的故乡。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昭示着人类对自然的记录，表现了作者所崇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一种感官的审美，源于生存的本能，但又不止于本能。3 000年前的《诗经》埋下了中华诗歌的浪漫种子。东晋王羲之与谢安等四十多位文人雅士置身于会稽山的群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流觞曲水，一觞一咏，王羲之乘着酒意泼墨挥毫，著成《兰亭集序》，324字中所描绘的隽永雅逸、欢乐畅快和恬静悠然成为后世文人所追崇的生活方式。同时代的陶渊明所创之诗自成一派，表现了超然物外、物我两忘的达观境界。到了唐代，统治者将诗歌加入科举考试，形成了诗歌自上而下的流行。诗词也随着国家的兴盛荣辱，不断变化着曲调节奏。唐朝诗歌以李白与杜甫为代表，充满激情地歌颂着唐朝的大好山河，波澜壮阔，旷莽浑厚，雄阔宏伟，纵横四海。到了宋代，由五言七言诗发展出讲求韵律灵动的宋词，将诗中的山水情境与音律变化相结合，开启了宋词新领域。然而随着靖康之乱，金人入侵，国破家亡，众多文人南迁，诗歌也开始了流浪，词中蕴杂了更多温厚蕴藉，精微深细，婉约或豪放中时有爱国之情。

唐代冯承素摹本《兰亭集序》

自魏晋来，茶，随着文人内心主观意识的逐渐形成，不再仅是杯中的饮品，有了更多的含义。茶，拆字可为：人在草木间，有人说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处世之道，有人认为是茶精行俭德的精神体现，有人认为是和敬清寂的茶道精神。每个人品尝出茶的意境各不相同，其中茶“味”唯有饮者自知。历朝历代文人都在探知人与自然的关系，抒发自己的心境与信仰。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诗、歌、书、画中所描绘的主旨往往都不只浮于山水之间。茶，也常被文人作为各种艺术表达的座上宾，文人借茶以抒发对自然、对万物的信仰。

“天才英博，亮拔不群”的西晋文学家孙楚的《出歌》是历史上最早描写茶的诗，它记录了茶叶及茱萸、鲤鱼、白盐等各种食材、美味特产的出产地。

茱萸出芳树颠，

鲤鱼出洛水泉。

白盐出河东，

美豉出鲁渊。

姜桂茶荈出巴蜀，

椒橘木兰出高山。

蓼苏出沟渠，

精稗出中田。

著名文人左思曾在自己的《娇女诗》一诗中让家中两位天真稚气、活泼可爱的小女儿形象跃然纸上，写字、执卷、奏乐调弦、从容跳舞。然而亭亭玉立的姑娘也有活泼的一面：“止为荼菽剧，吹嘘对鼎铄”，心中急着要品一口香茶，用嘴对着烧水的鼎吹气，希望让炉火更旺一些。此时茶已不再是统治阶层专属的贡品神物，更多的文人之流养成了饮茶习惯。西晋的杜育著成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文学作品《荈赋》，描述了茶树生长、采茶烹茶及饮用的过程，也激发了唐代陆羽创作《茶经》的灵感，并在“之器”“之煮”“之事”三个章节中提及此作品，可见对其影响非凡。

在魏晋，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动乱的时代，精神却达到了高度自由和解放，各种意识形态、智慧表达、自我觉醒开始孕育。在之后的百年时间，经历了十六国、南北朝的颠沛流离，分裂割据，越来越多的文人在传统社会之外探寻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希望为自己漂泊的灵魂寻找精神的家园。隐逸田园，归隐山居，寄情山水，饮酒作诗，煮茶品茗，琴书为伴，成为一代代文人向往的生活。

唐以后，各种以茶为主题的雅集成为文人间不可缺少的活动，钱起的《与赵莒茶宴》、《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刘长卿的《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王昌龄的《洛阳尉刘晏与府掾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李嘉祐的《秋晓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武元衡的《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鲍君徽的《东亭茶宴》等描绘了一个个茶香与诗乐融合、文人雅士间思想自由碰撞的茶雅集。

茶

元稹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醉后岂堪夸。

颜真卿书法

元稹的这首诗只是唐代大量茶诗中的“一粟”。自古诗中茶意浓，文人常尚茶好酒，自唐代始有大量的茶诗出世，无论是李白为答谢友人赠送仙人掌茶，著诗表达对茶的颂扬⁽⁴⁾，白居易听闻友人在茶山举办雅集，作诗流露出的羡慕之情⁽⁵⁾，还是皎然和尚所表达的涤烦、益思、清神、得道的“茶道全尔真”的境界⁽⁶⁾，抑或是卢仝的可以通过饮茶通仙灵、羽化成仙的茶道天人合一的精神描述⁽⁷⁾，显然茶已脱胎于前朝单纯物质化的茶羹饮，被寄予更多的精神含义和超脱意义。梅兰竹菊茶酒风月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既是触动文人文思舞动的媒介，也是借以抒情表达心境抱负的载体。

颜真卿是唐代的书法大家，他的作品自古以钟鼎坐堂、正大光明、丰厚雄浑、气势宏大著称，他的为人处世也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安家立命的典范。除了高超的书法造诣，颜真卿也是个爱茶爱诗之人。颜真卿常与茶圣陆羽、诗僧皎然、隐士张志和几位挚友相约月夜啜茶、吟诗，借着美景和茶香联句成诗，《五言夜集联句》《七言小言联句》《七言乐语联句》《竹山堂连句》《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人各一句直抒胸臆，三五七人著成一首首联句小诗，记录他们最为闲情雅致的时光。他们或吟诵茶香，或饮酒赏灯，寄情于山水，远离喧嚣俗韵。

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陆士修

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张荐

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李崿

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崔万

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颜真卿

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皎然

素瓷传静夜，芳气清闲轩。——陆士修

《五言月夜啜茶联句》记录了一场以茶为主题的雅集，书法家、僧人、世人、文官、茶者于竹山堂吟诗品茶。诗作中各位诗人分别以自己对茶的理解，用“代饮”“华席”“流华”“绿菽”“芳气”以喻茶的气节和品格。公元773年，癸丑年、癸卯月、癸亥日，颜真卿为好友陆羽在幽绝的杼山寻找到一处佳境，背对巍峨山峦，面临河边古渡，云雾缭绕，鸟语花香。他在那里建造“三癸亭”以表达对陆羽的欣赏，及对茶的喜爱。⁽⁸⁾

到了宋代，诞生了众多茶学著作及茶诗作品，茶文化在历史上达到了空前高度，文人雅士纷纷借助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等形式表达自己对茶的喜爱，宋代许多著名的诗词大家，苏轼、黄庭坚、辛弃疾、李清照等，皆乐此不疲地吟诵以茶为题的诗词。不仅如此，统治阶级也钟情于茶。宋太祖赵光义在建安北苑设置监制贡茶机构，“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专供皇茶御用。他还挥墨在多篇诗作中颂扬了茶的品格，称赞“茶香胜酒”⁽⁹⁾，茶中有真味，茶的精神价值被统治阶层推上了历史新高度。

书法家中爱茶之人不在少数，流露真性情的毫飞墨舞中体现着他们对茶的挚爱。世称“狂草名世”的书法家怀素在《苦笋贴》中表达了他对苦笋与茶的喜爱之情。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襄是一个茶痴，身为福建转运使的他喜好喝福建茶，专门著写《茶录》弥补了之前陆羽《茶经》未曾提及的建安茶（今建瓯地区）的制作工艺、品质特征和烹煮方法等，创制了小龙团，更挥墨著成《精茶帖》《思咏帖》《北苑十咏》《即惠山泉煮茶》，在诗词书法中表达自己对茶的独到理解。

北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同样爱茶。苏轼一生仕途不顺，二十余年的贬官生涯，将他历练成道，他将旁人眼中的苟且活成自己生命中鲜活的诗歌。他一生创作的诗歌既有21岁便中进士，少年的意气风发，又有中年仕途不利的愈挫愈勇，也有晚年的达观淡泊。既有“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乐观，又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轻灵飘逸。苏轼好饮茶，自幼跟着父亲和叔叔饮茶，茶伴随着苏轼的颠沛流离的仕途之路，给予其心灵的慰藉，有“浓茗洗积昏，妙香净浮虑”⁽¹⁰⁾涤除尘烦的饮茶之时，有“雪沫乳花浮午盏，人间有味是清欢”⁽¹¹⁾的淡薄，也有“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的超然。⁽¹²⁾苏轼一生写有八十多首茶诗，更是为茶专著《叶嘉传》，刻画了一个胸怀大志、威武不屈、敢于谏言、忠心报国的济世之才“叶嘉”的形象。但他仕途坎坷，最终选择出淤泥而不染，淡泊名利，飘然一身。苏轼著此文，明在描述“叶嘉”的高尚品格，实为以茶喻人，暗喻自己与茶有一样高洁的品质。

其之后的南宋诗人陆游，以其爱国诗篇为后人铭记。而陆游同时也是一个茶诗人。他一生嗜好饮茶且精于茶艺，希望继承唐代茶圣陆羽的衣钵做一位宋代茶神。他一生创作茶诗三百余首，很多人只以为他嗜好饮茶，其实他的茶诗更是寄托了内心的志向和抱负。出生于北宋大臣之家，幼年便经历了靖康之变，全家老小与当时的平民百姓、朝廷贵族，一起开始了南迁的逃亡之路，儿时目睹国家的山河破碎，深刻影响了陆游的人生抱负。建功立业、北定中原成了陆游86年人生中的最大愿望。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陆游广为传颂的《临安春雨初霁》一篇中描绘了一个闲适的情境：听着绵绵的春雨，巷子中传来卖杏花的声音；闲坐在窗前写写行书，分分茶⁽¹³⁾。看似恬淡闲适的生活却掩盖不了年过花甲的陆游心中的满腔抱负，即便身着一身素衣不再为官，心中仍渴望着有一天可以九州统一，收复失地。

午枕初回梦蝶床，红丝小硙破旗枪。

正须山石龙头鼎，一试风炉蟹眼汤。

岩电已能开倦眼，春雷不许殷枯肠。

饭囊酒瓮纷纷是，谁赏蒙山紫笋香？

《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描绘了陆游在梦中披上战袍，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与敌人殊死拼搏的场景。现实中的南宋朝廷被醉心于声色犬马、莺歌燕舞的酒囊饭袋所掌控，自己却具有蒙顶山茶、紫笋茶这样高洁的品质却不为所用。

陆游自幼怀有强烈的爱国抱负，渴望着有一天能弃笔从戎，报效祖国。可现实是他无数次被朝廷残酷地打击，被迫退而旁观国家的衰退。晚年隐居山阴长达二十年，抱负始终难以施展。直到去世前，陆游仍惦念着中原的收复和祖国的统一。陆游的情怀是一种心底的诉说，这位迟暮英雄的一腔报国热血无人能懂，只能通过诗词来排遣“茶香铜碾破苍龙”“壮心自笑老犹在”，浅淡的情感中虽无浓墨重彩的渲染或疾呼，却仍能如茶香一般沁入心脾。从诗作中以茶自喻，透出他超脱、达观的人生态度。范成大、朱熹、辛弃疾等都是与陆游交往颇多的友人，饮茶是他们共同的爱好，他们常烹茶吟诗，书写天下英雄共同的胸臆，将政治上的理想与抱负、精神上的向往与追求寄托在茶汤与诗词中，交汇升华。

茶是唐宋文人的精神伴侣，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和宋室南迁时期，仕途的坎坷加上国破家亡的悲痛，茶成了众多有志之士的心灵寄托。据统计，《全唐诗》中仅“茶”与“茗”两字共出现1 227次，宋朝茶诗759首，金、元茶诗共132首，明朝茶诗共242首，清朝茶诗共510首。对历朝历代咏茶的文人来说，不同人饮不同茶，品尝到的滋味各不相同；不同人写不同茶，讴歌的心境也各不相同。有些人流露的是苦味过后淡淡的甘甜，有些人追崇饮后如一缕清风袭肤而来的清爽，还有些人表达的是淡然若茶的处世态度。

就绘画而言，西方讲求写实，东方讲求写意。西方人的绘画从物出发，忠于被绘物体，讲求技巧、光线、色调、透视等表现形式。而中国绘画从心出发，讲求气韵生动，重写意，表达心中之情，观者如置身画中，可游可居。如《溪山行旅图》中范宽将我们引入巨峰壁立、气势恢宏之境，山头杂树茂密，飞瀑从山腰间直流而下，山脚下巨石纵横，忽而山路上出现一支商旅队伍，沿着潺潺的溪水前行。我们仿若置身于这山林之间，如临其境，如闻其声。(www.xing528.com)

范宽《溪山行旅图》

茶画是随着唐宋茶文化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艺术形式，大量描绘茶事活动，茶会雅集。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唐代《宫乐图》即是一幅生动的茶画。图中，诸位宫女围坐长桌饮茶作乐的图景，她们姿态各异，体态丰腴，或吹弹乐器，或执扇听曲，或端盏啜茶，闲适悠然。人们与茶的美好时光在另一幅画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描绘了整个韩府夜宴的过程：听乐、独舞、小憩、合曲、欢送的五段场景。人物刻画生动，故事情节丰富。在第一场听乐的场景中，执壶、茶盏及各色茶点列满案头，众人听曲饮茶，沉浸在琵琶演奏的优美旋律之中，姿态怡然。茶是当时宴会不可或缺的“座上宾”。

唐朝《宫乐图》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在五米余长的画卷中，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风貌，画中800余人、牲畜、房屋、船只、树木无一不精。它算不上茶画，但从画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茶楼在北宋生活图景中所处的突出位置。画面由右及左，从郊外经汴河两岸到中心的虹桥，再到城内外市景。茶楼、坊间茶肆、茶铺人头攒动，捧茶的女仆、歇脚喝茶的赶路人、闲聊的茶客，叫卖的小贩、化缘的和尚、说书的艺人……茶楼是歇脚的小站，是人们休闲的去处，也是宋朝市民文化得以“野蛮生长”、繁盛起来的肥沃土壤。茶楼与酒馆、药铺、城门、肉店等共同勾勒出那个经济高度繁盛、人民物质生活极为丰盛的北宋帝国。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1107年（大观元年）徽宗著成《茶论》，他用精简扼要又细腻丰富的语言将茶叶的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罗碾、盏、点、味等各方面描述得恰到好处。书中徽宗向世人揭开了一个文人眼中的茶世界，“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成造其极”。一届帝王宋徽宗对茶的崇尚，引领了一个朝代的茶事繁荣，宋代皇室贵族及文武百官皆醉心于茶事，崇尚点茶、斗茶，街头巷尾文人百姓无不效仿，饮茶之风盛行天下。大量描绘点茶、斗茶的茶画也在宋代出现。

宋徽宗的《文会图》便是描绘茶宴的杰作。在垂柳修竹，幽静雅致的宫廷庭园中，正进行着一场茶会雅集。画中赵佶褪去了皇帝的衣装，着一身素衣，与文人雅士围坐案边，“吟咏飞毫醒醉”，吟诗答对，挥毫泼墨，推杯换盏，羽扇纶巾，闲然自得。茶瓶、茶盏、茶托，各色茶点水果摆满案头，几位茶童侍者细心地摆弄着茶勺茶盏，为文人侯汤点茶、分茶。我们仿佛也能感受到摇曳的树枝，徐徐的微风，淡淡的茶香。

宋徽宗《文会图》

刘松年《撵茶图》

在唐宋诸多画师之中，作品中茶元素出现频率最高的要算刘松年。不论是以茶为主题的《撵茶图》《斗茶图》《茗园赌市图》《卢仝煎茶图》，还是其他主旨的《博古图》《补衲图》《四景山水图》《围炉博古图》，都可以在画卷的角角落落寻到茶的痕迹。《撵茶图》画面右侧描绘的是两位士人坐在案旁，专注观赏着书圣怀素执笔作书，画面左侧描绘了一人坐于长凳，一手扶磨盘，一手缓慢转动石磨磨制茶粉，另一人伫立桌边，右手执汤瓶，左手执盏，欲待点茶。案头整齐排列着各色点茶工具，似是只待书圣完成创作后共饮一盏香茗。《斗茶图》描绘了松下的四位茶者相约斗茶的场景，他们精心准备了斗茶器具，各种茶盏、茶罐、烹茶器具摆满了茶架，其中一人正在点茶，神情专注，其他三人也迫切等待着与他分茶一比高下。画面丰富生动，耐人寻味。《补衲图》中潜心补衣的僧人身后，两人正在捣茶，准备茶具，神态鲜活自然。无处不在的茶场景足见刘松年对茶情有独钟，而他对茶的钟爱也部分反映了那个年代人们对茶的追崇。

刘松年《斗茶图》

由唐至宋，以茶为主题的画作越来越多，描绘斗茶、烹茶场景的作品也屡见不鲜，然而文人并不满足于仅仅用画作描绘向往的点茶、饮茶的场景，唐宋时期文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更为极致的艺术载体来表达爱茶之情——茶百戏。

茶百戏，也称分茶、水丹青、汤戏、茶戏，它不是与茶有关的戏曲，而是指能使茶汤纹脉形成物象的方法，简而言之，便是在茶汤上作画。在清如寡水的茶汤上作画，在现代是所无法想象的，然而宋代的茶百戏建立点茶基础之上，乳化后的茶汤给了更多茶百戏创作的可能。由于茶汤是茶与水的交融，茶汤上的画面极不稳定，只能保存片刻的时间，更不可能流传至今，也有人称其为瞬时艺术。

正因如此，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多关于茶百戏的笔墨，但我们可以在宋代的诗词古籍中寻到一些踪迹：“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¹⁴⁾“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禅弄泉手，隆兴元春新玉爪。二者相遭兔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不须更师屋漏法，只问此瓶当响答。紫微仙人乌角巾，唤我起看清风生。”⁽¹⁵⁾“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¹⁶⁾这些诗词文字描述了在茶汤之上绘出花鸟鱼兽，山水日月，虚幻缥缈又变幻莫测的茶汤百戏。而此技艺失传了千年之久，近年才被人所恢复重现。

唐之前流行煮茶法，即将茶饼捣碎、研磨、过筛后放在锅中长时间烹煮，并加入盐、梅、茱萸等进行调味，接近于现代的粥或羹。陆羽著《茶经》后全国上下开始大范围推广不加调味料的清茶饮法，没有了调味料掩去茶汤的苦涩口感，茶变得很难入口。智慧的茶人们创造出了点茶法，类似现代打鸡蛋、打奶油的方法。快速击打茶汤，使茶汤中融入大量空气，产生丰富泡沫，以增加茶汤的鲜爽口感。宋徽宗的《茶论》中就详细记录着点茶的方法：

点茶不一，而调膏继刻。以汤注之，手重筅轻，无粟文蟹眼者，谓之静面点。盖击拂无力，茶不发立，水乳未浃，又复伤汤，色泽不尽，英华沦散，茶无立作矣……如酵蘖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七汤以分轻清重浊，相稀稠得中，可欲则止。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咬盏，宜均其轻清浮合者饮之。

从第一汤到第七汤，随着不断的击打，茶汤中的泡沫从蟹眼大小，越来越丰富细腻，如疏星皎月，结霭凝雪，最终充分乳化，形成咬盏。

充分乳化形成“咬盏”的茶汤

在宋徽宗的带动下，点茶风行于世，“碧玉瓯中翠涛起”⁽¹⁷⁾，“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¹⁸⁾，“捧碗纤纤春笋瘦，乳雾泛冰瓷”⁽¹⁹⁾，乳花、翠涛、白云各种形容茶汤在反复击打后呈现的绿白色泡沫的辞藻，成了宋代诗词中的“网红”。茶汤的泡沫越细腻、越丰富、越持久，则意味着茶的品质越佳，茶人点茶的技艺越高超。斗茶之风兴起，诗词绘画中也出现了大量描写斗茶的内容。这样的饮茶方式后来被善学中国文化的日本人保留了下来，他们将宋代的点茶法发展演化，将加工茶饼、捣碎、研磨等工序简化，直接用抹茶粉（末茶）进行点茶。茶器具、行茶流程也逐渐本土化，形成了日本独有的抹茶道。

日本抹茶

随着茶汤越打越白，越来越醇，越来越持久，文人们偶然发现茶汤上可以作画的妙处，“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用水注入茶汤所形成的自然图案，变成了文人所追捧的水上丹青，茶汤上或出现禽兽虫鱼，或显出松竹兰菊，影落寒江，画面又会随着时间及泡沫的变化而变化，这样的茶百戏、水丹青成了文人雅士的新玩物，以茶为纸，以水为笔，人们勾勒心中的日月，以表达心中最为玄妙的境界。

“融画在胸中，留画于茶汤”，茶汤的无穷幻化，正如世事变幻之无常。用抽象的点划体现事物万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些曾在茶百戏中描绘的“东方夜放花千树”“明月别枝惊鹊”的美好景致，都与那些文人一同永远留在了那个时代。

在茶汤上作画

万年前，一块泥巴和一片叶子在先祖勤劳智慧的双手改造下，经历一场火的洗礼后最终成为最初的陶与茶。陶和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两种最早被中华民族所掌握的技艺，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陶器的发展史与茶的发展史惊人的相似，它们出现于万年前的一次人与自然的偶然相遇，随着国家的繁盛而蓬勃发展，随着国家的衰亡而颠沛流离，在历史的进程中映射着文明的光芒，也代表着世界的财富。全球化有一半功劳归于茶与陶，世界的格局也因它们而改变。掌握了制造陶的方法、种植茶的秘籍，就掌握了国家经济的命脉。茶归根结底是一种植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回归自然，而陶瓷埋在土中万年不腐，成了见证华夏民族各个时代文明的活化石，也为我们侧写出那个曾经辉煌的茶之国度。

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祖逐渐掌握水稻栽培技术，由采集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陶器在熄灭的篝火中偶然获得，用以储存维系生命的粮食和水，烹煮族人在田间树林里一天的所获。大自然中哺育生命的水和泥土，这两大随处可得的元素，在先祖们灵巧的双手中捏制塑形，在烈火中涅槃，完成从土到陶的历练。

傍晚时分，辛勤劳作了一天的族人们从森林、田间、海边回到部落，燃起篝火，将动物的骨髓、植物的根茎、贝类、鱼类，采摘来的茶叶、蔬菜，加上刚收获的水稻放入大陶器中一同烹煮制成羹食，补给一天的能量消耗。陶器开始被制成简单的陶网坠用于捕鱼，制成陶纺轮用于纺纱，烧制出盛水器方便取水，林林总总的陶制器具捏塑成型，便利着先祖的生活。以仙人洞文化为代表，距今约20 000年的刻有粗绳纹的粗制红陶，以磁山文化为代表的距今约8 000年的夹砂褐陶，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距今约7 000年的夹炭黑陶器，以及其他在中原各地出土的诸多粗制陶器以其质朴的工艺、原始的图腾，为我们描绘了中华民族最初所孕育的智慧。先祖们不断完善着制陶技术，改进不同泥料比例和配方，发明各种样式的窑炉以提高烧制温度，各种不同质地的釉料也一再被创造出来。到东汉时期，由高岭土、瓷石等复合材料制成的瓷器真正意义上被烧制出来，标志着陶器向瓷器迈进。瓷器由1 200～1 300℃的高温烧制而成，胎体更为坚硬致密，细薄且不吸水。外观也更光洁顺滑，不易脱落剥离。东汉时期饮茶之风已从四川地区传至长江中下游，江南各地开始大量种植茶树，饮茶成为统治阶层、贵族阶级追捧的贵族活动，达官贵人饮茶以标榜权势富贵，僧道饮茶以修身养性，文人墨客饮茶以附庸风雅，由饮茶之风而催生的茶器需求也急剧增长。

马家窑彩陶漩涡纹双耳罐（公元前2650—2350年）

隋唐时代，瓷器制作走向成熟，到达陶与瓷的分水岭。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及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唐代瓷器格局。越窑青瓷明澈如冰，晶莹温润，质地如玉，色泽青中带绿。邢窑土质细润，器壁坚而薄，器型稳厚，线条流畅。更具大唐特色的唐三彩色泽艳丽，将本土的黄釉、绿釉融合从丝绸之路带来的西域钴蓝釉，烧制后黄绿青釉在胚体上相互叠加融合，形成变幻无穷、色彩斑斓的各色图形，一显大唐的恢宏气势及强大的文化包容。

唐朝　唐三彩骑马俑

唐朝饮茶习俗的风靡和制瓷业的发达也促进了陶瓷茶具的发展。陆羽《茶经》中专门有关于茶具的论述，其中“四之器”卷记录了宫廷中品茶所用的二十五种器具，缺少任一件就无法顺利进行茶事活动。“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陆羽对越窑、邢窑、鼎州窑、婺州窑、越州窑、寿州窑、洪州窑各产区的茶碗茶器做了一一点评。足见当时对茶器的讲究已不亚于对茶的重视。

到了宋代，因人们饮茶方式的变化，点茶替代煮茶成为茶事主流。茶盏、茶瓶应运而生，相比唐代器型较浅、便于散热的茶碗，宋代的茶盏形状多为束口深腹，便于点茶，防止茶汤外溢。壁厚增加，便于保持茶汤的温度。茶瓶相比唐代的茶壶，形状也更为修长，壶嘴的设计能更好地控制水量，使水流更流畅，落水更准确，一切只为点茶时能更好保护茶汤上的乳花，维持更久的点茶时间。同时宋代饮茶崇尚以白为美，强调茶汤击打出来的泡沫越白洁、越细腻、越持久者为好茶，为更好显示茶沫的色白，黑色釉盏便应运而生。“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文人雅士多爱好斗茶，在茶文化的推波助澜下，建盏成了宋代皇族、士大夫不惜重金追寻的宝物，亦是文坛巨匠畅怀讴歌的极品。徽宗在《大观茶论》里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上”，并著诗云“兔毫连盏烹云液，能解红颜入醉乡。”黄庭坚赋诗曰：“兔盏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杨万里写道：“鹰爪新茶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细参六一泉中味，故有涪翁句子香。”

藤田美术馆收藏的宋代曜变天目茶碗，产于福建建窑

建盏在一盏黑釉中形成变幻莫测的釉彩，如夜空中耀眼的星辰散发着神秘的光芒。由于建盏的独特釉料，在烧制过程中能产生迥然不同的花纹与色彩，烧制出的茶盏釉面可呈兔毫状、鹧鸪斑状、曜变状等各种纹彩，温润晶莹、瑰丽悦目。建盏釉面纹彩为窑中烧制时自然形成，无法人为控制且废品率极高，往往烧制几十万件才能偶然得到一件类似曜变盏这般的极品之物。建盏中最为珍贵的一类是曜变建盏，其次是油滴建盏。仅存于世的四件曜变建盏与南宋油滴天目碗被收藏于日本博物馆，其中三件曜变建盏与油滴天目碗被评为国宝级文物，它们也被视为陶瓷艺术不可超越的巅峰。日本的史册中记载：“曜变斑建盏乃无上神品，值万匹绢；油滴斑建盏是第二重宝，值五千匹绢；兔毫盏值三千匹绢。”建盏和点茶随着宋茶文化的没落、元帝国的崛起，逐渐在中国消失，却阴差阳错地被日本保留至今，并不断发展，形成了有日本特色的抹茶道及茶碗。

除建盏外，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五大名窑，同样代表着宋代在中国陶瓷史上不可撼动的丰碑。与唐代相比，宋代的陶瓷制作更为细腻，线条更为流畅，胎质更为坚细，釉色或温润柔和如羊脂之玉，或颜色晶莹剔透、华丽夺目。浮雕、刻花、印花等各式装饰手法，将陶瓷从实用功能的生活品升级成了兼具极大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宋徽宗更是将梦中所见的天青色应用到汝窑茶器，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极简的瓷艺美学。汝窑、《茶论》、瘦金体和《听琴图》也成为宋徽宗在瓷器、茶学、书法、绘画等方面艺术造诣的代名词。

北宋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

2005年，“鬼谷下山”这一元代青花人物故事瓷，以1 400万英镑，折合2.3亿人民币的价格落槌成交，创下了当时亚洲艺术品拍卖的最高纪录。青花瓷凭借其洁白透亮的瓷胎，清丽的钴蓝色花纹及精湛的工艺深受外国人的喜爱。十七、十八世纪，葡萄牙、法国、英国各个皇宫府邸中都深藏着来自神秘中国精美绝伦的瓷器。西方人对青花瓷器乃至青花图案的追捧，远超中国。究其原因，青花原本就是欧亚大陆文化融合的产物。

欧洲中世纪贵族家庭收藏的中国青花瓷（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蒙古草原的牧民崇蓝尚白，白色代表纯洁，蓝色代表上天，天是崇高的万物主宰，其苍苍之色是神圣的颜色。草原帝国统治下的元朝并不对茶与陶瓷有过多的喜好，然而统治阶级却深谙茶与瓷器巨大的经济价值。随着蒙古远征军的征战，中西文化的沟通要道被打开，巨大的贸易需求也由此开始。“元人尚白，波斯尚蓝”，在一件小小的瓷器上，中国娴熟的工匠用西域运来的苏麻离青釉绘制在洁白如玉的瓷坯上，将这象征东方文化的白瓷与象征西方文化的花纹图饰巧妙结合，制作成了妙手燔功的元青花。

元代　景德镇青花盘

元青花融合北方游牧民族的审美喜好，一改宋时素雅含蓄的风格，视觉效果清新艳丽，豪迈又不失典雅。更大的器形，更丰富的题材，花鸟鱼虫、飞禽走兽乃至各种故事题材，都被融入了这白底蓝釉瓷胎之中，将马背上的民族豪放不羁、君临天下的风格发挥到淋漓尽致。丝绸之路上往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将西域对繁缛纹饰及尚蓝尚白的喜好带到了中华大地，而后大量绘有异域风情的青花制品被元统治者作为贸易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出中国，运抵西亚、东南亚、南非、欧洲等地。统治者更是在景德镇设立了全国唯一一所管理陶瓷产业的机构——“浮梁瓷局”。凭着巨大的出口量及精湛的制作工艺，景德镇获得了“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美誉，而元青花也成了汉族文化、西域波斯文化、蒙古文化的结晶，并传世至今。

有人说中国的英文China源自一个地方——昌南。昌南即昌江之南，也就是现今瓷都景德镇的所在。昌南位于黄山余脉，东北及西部群山林立，东南部为丘陵，发源于安徽省祁门县境内的昌江，穿过小城注入鄱阳湖，瓷土、柴木资源丰富，水运便利。景德镇瓷器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独特风格享誉海内外，因此镇古称“昌南”，西方人便称中国瓷器为“china”，因景德镇制作瓷器的瓷土出自镇东的高岭村，西方人也为此创造了新的英文单词“kaolin”，意为高岭土。

景德镇自汉代便开始陶器制作，唐代时当地的陶器已经作为贡品，可与“玉”媲美。到了宋代，因其出产的青白瓷瓷质细腻，色如天青，釉薄处泛白，有素肌玉骨之象，宋真宗对这种瓷器爱不释手，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予小镇，并命其专制御瓷，这可谓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从此景德镇名扬天下。到了元代，忽必烈更设置了元王朝唯一一所为皇室服务的瓷局。明代宣统至整个清朝的六百年间，各代帝王都在这片土地设立自己的御窑厂。“昼间白烟掩空，夜间红焰烧天”，当1712年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来到景德镇，不禁为这里多达100万的人口，3 000座连绵的窑头瓷厂的繁荣景象所惊叹。一千多年中一个产业繁荣了一个城镇，景德镇也因瓷业成为全球制瓷人心中的朝圣之地，中国的瓷器成了全世界财富的象征，各国的皇宫贵族视其如珍宝，竞相收藏。

我国的陶瓷业和茶产业在明代双双发展到了新的高度，随着明代“废团改散”的茶叶御诏，原本单一形式的团饼茶终于解开束缚。散茶极大程度地扩展了制茶人的想象空间，炒青、烘青、闷黄、作青、揉捻，六大茶类各大工艺都在明清时期百花齐发，迎来了茶史上前所未有的技艺巅峰时代。同时，明代瓷器融合了历代白瓷、青瓷、青花瓷、丰富的绘画图案、精湛的制瓷工艺，跨进了历史的新篇章。明代之后瓷胎也趋向更薄、更细、更白，万历年间的五彩、斗彩，各种着色元素为瓷器添上红色、黄色、绿色、紫色等颜色，将之前素白的瓷器，蓝白的青花拓展出了明清五彩斑斓的瓷器世界，融合东方制瓷技艺和西方珐琅彩绘画技法的珐琅彩瓷器更是孕育了瓷界新贵。制作技艺之高超，装饰之精妙华美，画工之巧夺天工，让明清陶瓷成为中国陶瓷史上最璀璨的一代。

同时，随着明代饮茶方式的改变——由煮茶、点茶演变为撮泡（也就是延续至今的沸水冲泡茶叶，只饮用其茶汤的方法），紫砂壶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紫砂壶泡茶因其“盖既不夺香，又无热汤气”，能突显茶汤的隽永醇厚而闻名遐迩。加上陶质的紫砂壶无釉无彩，正适合文人雅士回归自然的审美情趣，从此便风行天下，制壶高手们也应运而生。之后的五百年中，紫砂名家辈出，花色品种不断创新，工艺愈加精美，成为享誉海内外的陶瓷名品。

然而，在中国的版图之外，茶与陶瓷又是另一番景象。自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了如水晶般质地的瓷器，整个欧洲开始为此而着迷。丝绸、茶叶、瓷器、金碧辉煌的中国皇宫、繁华的街道，这一切都让欧洲人心生向往。17世纪初，来自中国的商船抵达阿姆斯特丹，一船瓷器以500万盾的销售利润，吸引了所有欧洲人的目光。1717年，奥古斯特和普鲁士国王更是用600名全副武装的龙骑兵交换了仅151件中国瓷器，一件中国瓷器用以交换四位欧洲龙骑兵，其高昂的价值为欧洲人所惊叹。海洋版图上欧洲各国的商船熙来攘往，运输着来自中国的陶瓷、茶叶及丝织品，而大量白银则流向中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大。为遏制白银东流，也为更好更多地获取经济利益，欧洲各国开始争相仿制中国瓷器。英国人用贝壳、鱼肉、蛋壳等各种材质，试图烧制出那温润如玉的中国瓷器，法国更是派出了传教士到瓷业中心景德镇常驻二十余年，学习瓷器制作技术。整个世界版图上刮起了一阵瓷器仿制风潮。

在远东同样开展着一场轰轰烈烈的仿瓷革命。公元1513年（明正德八年），由于对中国陶瓷的渴望，以及荣西禅师所著的《吃茶养身记》的影响，日本茶文化开始盛行，日本陶艺家伊藤五郎大夫随僧人自宁波四明登陆中国，长途跋涉抵达景德镇，并取中文名“吴祥瑞”。在景德镇学习烧制了上万件次瓷器后，这位陶艺家带着大量中国瓷土、釉料及丰富的制瓷经验安然归国，在日本伊万里筑窑，开创了日本青花瓷器制作的先河，被日本人民尊称为“瓷圣”。伊藤五郎大夫所开创的伊万里烧也成为日本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瓷窑之一，至今仍在世界上享有较高声誉。

鸦片战争（1840年—1842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统治阶层的日益腐朽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步步入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国传统手工业的代表——茶业和制瓷业深受西方工业化的冲击，双双走向衰落。

景德镇手绘师傅正在瓷器表面绘制山水画

英国成功试制茶叶，在殖民地印度、斯里兰卡、爪哇等国大批量种植茶树，并利用工业化将其所产之茶推广为全球化商品。瓷器的命运与茶叶几近相似，1709年德国炼金术士通过3万次的试验成功制作出了硬质瓷，并准确计算出瓷器适合的瓷土、黏土的比例。英国人发明了添加牛羊骨粉的骨瓷，成功替代了中国瓷器，成为现代高端瓷器的代名词。到19世纪，工业革命成果也助推了欧洲制瓷业的全球化发展。蒸汽机的使用，将黏土的研磨及制坯环节用机器替代，移印花纸的诞生进一步推动瓷器生产及装饰工艺的工业化，大幅降低了制瓷的人工成本。与此同时，制茶机械中的揉捻机、切茶机等的诞生也加速了茶叶的工业生产。茶叶与瓷器几乎同时成为最早的全球化商品。

工业化程度高的西方瓷器很快占领了市场。为保护欧洲本土瓷器的销量，欧洲政府纷纷开始对中国瓷器征收高额的关税，使得中国瓷器的出口量一落千丈。一直到1949年以后中国陶瓷业和茶产业才开始逐渐复兴，大量学者陆续赴西方先进国家访问学习，西方机械被大量引进，各地区的陶瓷研究所随之建立，并不断改良着中国窑炉的烧制温度、釉的配方及制瓷工艺，以提高瓷的产能、品质及成品率，茶文化与瓷文化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千余年来，茶叶与陶瓷曾同为中华民族全球独特的智慧文明，陶瓷文明与茶叶文明随着中华民族的兴盛而繁荣，随着国家的衰败而显出颓势。近些年来，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及传统文化复兴之势，中国的传统手工业也开始了势不可挡的崛起之路，而茶与瓷的复兴，也已经在路上！

1737年—1742年制作的德国美森（Meissen）天鹅盘⁽²⁰⁾

有人说，要看唐代的长安，请来日本的奈良。很多人会不解，奈良与大唐王朝有着怎么样的关联，为何会将距今一千多年的异国文化保留至今。故事缘起那个繁荣兴盛的大唐王朝。公元600年，出于对中国空前发达的隋唐帝国的仰慕，日本天皇派出了第一支遣唐使者团。当时，遣唐使乘坐的渡海船远不及现代船只发达，从奈良出发的航船经历三四个月的海上颠簸后才能抵达中国宁波地区，出发时三四艘船，最后往往只有一船人能平安上岸。当时的长安犹如今天的纽约，东西方文明、各国文化经济在这里融汇碰撞，那一时期各国人不惜牺牲生命都要抵达这个世界第一的大都市。日本的僧人、留学生、使者们一批接着一批，乘风破浪，远航千里来到唐朝都城长安，目睹这片神奇的土地，感受它的威仪，并将中国的许多律令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及风俗习惯等带回日本，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日本从奈良时期开始盛行“唐风”，当时日本的都城平城京完全模仿同一时期的长安城，只是长安城的面积比平城京大四倍，方形的城郭、商市，里坊的棋盘式格局也完全按照长安城的规划。唐朝著名作家们的诗文集、音乐、绘画、书法等相继传入日本。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茶也在奈良时期一同传入日本。公元805年，日本高僧最澄禅师结束了三年在中国求法的历程，离开时他将三件东西带上了归国的航船。第一件是佛经，第二件是书法碑帖，第三件就是天台山的茶种。带回的茶种被种植在日本京都滋贺县的比睿山，自此茶及茶文化便开始在日本的土地上生长，至今仍完好保留。当时茶并非民众可及的消渴之物，由于它与中国的书法、绘画等艺术一同被带回日本，所以茶叶被寄托的更多是唐代文人的情怀：茶可以是清心的一叶嘉木，是能够远离尘世、不问政治、涤凡脱俗的精神寄托。茶辗转抵达日本后，日本贵族阶级、文人也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中国的饮茶文化得以在这一国度流传、保存，人们希望能借一杯茶汤超脱世俗，抒发情思。

至今完好保存的日本最古茶园

日本茶道的“开山之祖”村田珠光最早创立茶道的概念，此后由武野绍鸥、千利休发扬光大。千利休这位日本茶道大师与当时的武将大臣丰臣秀吉举办了一场为期十天的千人茶会，邀热爱茶道之人，贵族、武士、商人、百姓，无论国籍和身份，只需带上茶釜、茶壶、茶碗等用具即可参加茶会，即便喝不起茶的平民，也可以将米粉糊代替以参加活动。1587年的10月1日至10日，800余名参与者有些在松林中铺设简易榻榻米作为茶席，有些用普通草席作茶席，自由选择茶席位置风格，一个个体现不同风格、不同理念的茶席连接，一直延伸到远方，这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北野大茶会。各式的平民茶席与丰臣秀吉金碧辉煌的茶室形成鲜明的对比，茶会上，日本茶道中的两个流派：贵族茶和庶民草庵茶，在这一契机下的汇聚融合，开创了全民饮茶的时代，造就了日本茶道史上的巅峰。

日本茶道缘起唐宋时期的中国文明，随着佛教在日本兴盛发展，茶被逐步推上“道”的精神高度，融合佛教、儒教及自然的多种理念，并从仿照中国的茶文化、饮茶方式，崇尚唐宋使用的茶器物，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独特茶道精神的文化艺术。不论是一代茶道大师千利休提出的“用这杯茶来享受这生命中的片刻欢愉”，“朴素中透露内心的极致富有”的理念，还是“一期一会”⁽²¹⁾，“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的理念⁽²²⁾，日本茶道在中国茶道的基础上逐渐演变，形成了独有的一套行茶仪轨。相比中国茶道，日本茶道的形式更为规范而严苛，包括茶园布局、插花、茶具的选择、茶室布置、茶点制作等方方面面。茶道中茶碗摆放的位置、茶筅拿起的高度、离客人的远近、手肘的角度、饮茶的方法、敬茶的礼仪、交流的言语等，都有清晰明确的规定。一个人往往需要经过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修炼，才能历练成为一名合格的茶人。而茶道的修行早已超越了学茶本身，成了一门综合性的人生修行，使习茶人可以达到人格的修炼及情操的陶冶。日本茶道中茶汤的滋味已并不重要，泡茶之人所传递的精神和修养，才是日本茶道的精髓。

日本茶道

纵贯古今，不论是“精行俭德”还是“和、敬、清、寂”，不论是“茶禅一味”还是“可以清心”，茶道体现的往往是冲泡者心中的价值观。常有人疑惑：“为何同一泡茶，同样水温器具，不同人冲泡出来的滋味也各不相同？”其实道理很好理解：同一首曲谱，同一把吉他，不同的乐手演绎出的曲调，一定因各自的技法、认知及情感而各有不同。饮茶同绘画、书法、音乐一样，是心灵世界的体现，与其他艺术形式并无区别。冲泡水流或急或缓，茶汤滋味浓烈或悠长，都是文人内心的自然流露，是每个人对于茶、对于自然、对于世界的不同理解与认知，从而导致了茶汤的风味差异。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种茶的精神，不同的是人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