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税：君王们的点金术

公元755年10月，一曲行云流水、绕梁三日的《霓裳羽衣曲》戛然而止，经营了137年的大唐王朝盛世，如同当政七十古稀的唐玄宗李隆基，显出了老迈之态。唐朝的衰亡从这一年开始进入了倒计时，中国茶叶之路也在这年开始判若云泥。“安史之乱”对盛世大唐来说犹如一场惊天浩劫，贞观之治、永徽之治、武周之治、开元盛世，一代代唐帝王的励精图治在短短几年中灰飞烟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经历七年“安史之乱”的大唐王朝人口骤减，只剩唐朝顶峰时期的五分之一⁽⁶⁾。这一劫难后，北部地区形成了藩镇割据，各自为政，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各藩镇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大量北部居民被迫向南迁移。

曾经富庶繁华的丝绸之路也沦为藩镇等势力掠夺钱财之地，商人因安全和利益失去保障，如鸟兽散。丝绸之路的没落，斩断了中原的经济命脉。天下动荡，财政吃紧，民不聊生苍穹乱。此时，中原政权不得不另辟蹊径，调整对外的茶叶贸易渠道，从北上的陆上丝绸之路，转而变成南下的茶叶贸易发展。茶叶、丝绸、瓷器都成了大宋海上贸易商品。

税，是国家财政最重要的收入形式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朝代兴衰，无不伴随着税制的调整。安史之乱后，税收成了“丝路钱脉坍塌”“国库真空告急”之后的一根救命稻草。面对“安史之乱”留下的一片狼藉：北方河朔三镇，藩镇各自为政；边疆驻兵，需要国家补贴；中原需要防遏吐蕃，人口大量南迁，几乎无税可征。所有的财政收入唯能指望东南地区，依靠他们仅有的人力物力维持国家的财政运转。好在南迁的人口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极大提高了当地的农业、手工业水平，南方经济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唐代中晚期乃至宋代，南方也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

公元783年，唐德宗宣布废除原有的租庸调制及一切苛杂，不分主户、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即算当地人，一律按资产和田亩征税，推行“两税法”，这是中国古代具有重要意义的赋税制度改革。两税法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缓解了土地集中、贫富不均的经济现状。几年后，漆器、竹木、茶叶、盐铁等商业税也被一一纳入征收之列，为战后大唐筹集粮饷、对抗藩镇积聚财力。朝廷在产茶地区及各大茶叶交易集散地设官征税，以茶叶销售收入的10%作为税金征收，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征收的茶叶税收，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征收茶税的漫长历程。

公元793年，随着茶叶的普及，茶税被列为单一税种征收，当年全国财政茶税收入便达四十一万贯，与盐税收入相当。在此后的短短几年里，国家的经济状况就得到了有效改善。当权者很快意识到推行茶税所带来的财政收效，并决定加大收益。在不调整征税比例的前提下，唯有刺激茶叶的人均消费量，扩大市场销售份额、增加购买率，方可提高茶税的征收收益。让茶叶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奢侈饮品或祭天时的珍贵贡品，而是让更多的中原民众像西域各民族一样，视茶如米，待茶如盐，养成每日饮茶的习惯，这似乎就成了当务之急。同时，要让更多的大众了解饮茶对身心的益处，懂得购买茶叶时的鉴别方法，掌握简单的烹煮茶叶的技术，这些也都该是推广饮茶的有效手段。而正是在同时代，出现了《茶经》这样一本系统的茶著作。

公元780年陆羽所著《茶经》之内容，与时代需求不谋而合，7 000余字的《茶经》填补了世界茶学领域专业著作的空白，也摸准了政策的“文化脉搏”。如果说《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科的发端，那么《茶经》就是茶学成为系统性学科的源起，而之前关于茶的记录都是零散的知识积累。《茶经》成为唐代政治家们宣传茶文化、倡导全民饮茶、刺激茶叶消费的经典名著。其貌不扬、口齿不清、性格古怪、默默无名的陆羽（字鸿渐）也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为政商各界推崇的对象。陆羽晚年深得唐皇厚爱，多年隐居江南，游历茶山。这部唐代的经典茶著作，也在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变成刺激茶税政治宣传的“软广告”。有趣的是与《茶经》同时代的《封氏闻见记》中所记录的“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有常伯熊者，又为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宫朝土无不饮者”，两次提到的是《茶论》而非《茶经》。中国传统文化中，南北之道谓之经，东西之道谓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经为永恒之真理，而经书则被视为普世经典之作。中国可以称得上经书的作品有着特定的标准，如代表儒家经典的《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道家的《道德经》，医家的《黄帝内经》等，能称为“经”的作品屈指可数。按《封氏闻见记》的说法，如陆羽最初所著为《茶论》，最后才成为《茶经》，不知是否是当时统治阶层出于茶文化推广的考量，才将《茶论》荣升为《茶经》，让世人作为茶学纲领传播。

《茶经》(www.xing528.com)

在任何时代推广文化，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群永远是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茶经》被当政人士不断力荐，用于向南方中高层权贵及文人雅士阶层推广喝茶的种种益处，科普烹水煮茶的方式、茶具茶器的选择及茶道文化等林林总总。这本唐代的“格调”书深深影响了唐代的文人阶层及普通民众，夜晚与友人在亭中共品茶汤、吟诗答对、挥笔泼墨成了附庸风雅的生活典范。治世修文，化育人心，政治加文化不断推动着茶在社会各个阶层中的普及。唐代茶叶种植地区已扩展到峡州、襄州、寿州、常州、绵州⁽⁷⁾等地，这些唐帝国国库的绿色黄金，在唐王朝版图上的各个山间溪谷不断生长，经蒸压制饼后销往各地，化成寻常百姓家碗杯中的一抹幽香和回甜，也化作唐王朝一笔可观的财政收益。

“安史之乱”之后，大唐王朝又维持了130年的江山，很难想象，如果中国没有茶，历史是否会被改写。茶税肇始于此，且茶税在各税种中是最无法取代的一支，一经推出便在历朝税务政策中效法千年。从此，每当国家财政出现困难，茶税总会“助于危难”、化解危机。“茶为食物，无异米盐”，茶税成为大唐王权的“点金术”。茶、盐、酒这类制作方法相对简单、生产周期较为短暂、原材料来源分布广泛、利润丰厚的快速消费品，在大唐中后期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变成了当朝课税的“顶梁柱”。

公元835年，全唐饮茶成风，各界嗜茶成瘾，民众已然普遍养成了饮茶习惯，茶成为国民大众的每日必需。此时，唐朝第十四位皇帝唐文宗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他不满于局限的茶税收益，欲将这个“钱袋子”变成国家财政的“无限额提款机”。于是，在这一年提出了“榷茶”政策，以全面垄断茶叶资源。茶叶买卖由原本的民营经济转为国家专卖。

榷，本意是活动的独木桥，独木的一头有支点，设在城门口连接绳索，绳索的另一端由城门上的士兵掌握。换而言之，独木桥由官方掌握，桥上所过之物，为官掌控，由政府专有。榷茶，即民间所种之茶必须统一由国家收购，然后批发给商人，再由商人转手卖出。“榷茶”政策推行当年，政府便命茶农将自家茶树移植于官办茶场，实行统制统销，同时下令销毁民间的所有存茶，彻底垄断茶叶的生产贸易。这样做可以说是榨取了茶叶所能创造的全部经济利益。面临相同命运的还有盐，同一时期，榷盐法的推行将盐价推高十倍。茶盐交易在国家管控的机制下运营着，被这个开足马力的“榨汁机”榨干了最后一滴利润。开成年间（公元836—840年），是“榷茶”政策推行的第一个五年。据记载，当时一个产茶县的茶税便可抵得上当朝财政一年所征收的矿冶税。到了之后的唐宣宗时期（公元846—859年），“天下税茶，增倍贞元”，茶税年收入达80万贯，已成为与盐、铁等并列的主要税种，此时距离最早的茶税征收政策出台还不到百年的时间。时隔千年后的1773年，另一场关于茶税的起义在北美的土地上打响，面对英国人高昂的不平等茶税，一个民族愤然崛起与之斗争，最终诞生了现今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

茶，如今已是世界半数以上人口每日不可或缺的饮品。而历史上的茶税，则是历代君王手中的“点金术”，茶税贯连着人民的利益，关乎着财政的安危，也左右着大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