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政思想的历代论述及重要问题

孔子与儒家的酒文化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汉以后，统治者以孔教为正统，士人对儒家经典十分追恋，十分迷信。无论是研究各代政策制度的专著《文献通考》，还是荟萃百家之言的巨典《古今图书集成》，记酒事均先就《尚书》和《周礼》说起，“几酒”“谨酒”“礼酒”的原则长时期内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从而将儒家的酒德观念抬高到中国酒文化体系中的显赫地位。

自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 年），“初榷酒酤”以来，一种新的酒政思想（榷酒、税酒）开始抬头，并向儒家的酒德思想提出挑战，禁酒和榷酒成为历代频繁争论的重大理论问题。主张税酒、榷酒的人大多基于国家财政观点，而主张禁酒政策的无一不是追随孔子之说。

从国家财政的实际出发，酒税、酒利难以割舍，因而酒税、榷酒政策历代均有保留，在实践中直接为治人者所用。然而酒礼、酒德、酒禁的思想，借助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在意识形态和上层领域却有广泛影响，特别是当“年荒谷贵”，“民食匮乏”之际，更直接转化为政策禁令，屡屡获得实施，因而禁酒的记载，历代也史不绝书。

苏轼、邱濬和顾炎武是后世提倡儒家酒德文化比较典型、比较著名的人物。宋代苏轼是反对新法中确立理财观点，推崇周公禁酒正德的。他说：

自汉武帝以来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赏或不赀，未尝少纵，而私酿终不能绝。周公独何以能禁之？曰：周公无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责之学，乙笞其子而夺之食。此周公之所以能禁酒也。

苏东坡不只反对榷酒病民，夺人之食，进而宣扬“重德教轻功利”，维护“先圣”禁酒之训。这一点，他的弟弟苏辙说得更明白：

“故世之君子，苛能观《既醉》之诗，以和平其心，而又观夫《抑》与《酒旖》之篇，以自戒也，则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极可以远却。而孔子之说，所以分而别之者，又何足为君子陈于前哉！”

明代邱浚对《尚书》《周礼》的酒德、酒禁思想作了充分的发挥。

他在《酒诰》之后所加的按语中说：

先儒有言，古之为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上达求诸阴之义也。后以其能养阳也，故用之以奉亲养老；又以其能合欢也，故用之于冠婚宾客。

然曰：“宾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未尝过也。(www.xing528.com)

他把《礼记》寓禁于礼，以备酒祸的道理讲得很透彻：

古之圣王岂欲以是而禁绝人之饮食哉？盖民不食五谷则死，而酒之为酒，无之不至伤生，有之或至于致疾而乱性禁之诚，是也后世不徒不禁酿，而又设为楼馆于市肆中以诱致其饮以罔利，此岂圣明之世所宜有哉？

邱濬这种酒能伤身致疾，乱性败德的言论，也是以《酒诰》和《周礼》作为实行禁酒政策的经典为根据的。多少年来，这已成为中国酒文化的一种传统观念了。

邱濬之后的思想家顾炎武也是酒德论者和禁酒论者。他在《日知录》中说：“邴原之游学，未尝饮酒，大禹之疏仪狄也；诸葛亮之治蜀，路无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他感慨周礼之教：

顾炎武画像

先王之于酒也，礼以先之，刑以后之。《周书·酒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此刑乱国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几酒谨酒。”而《司虣》：“禁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此刑平国用中典也。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则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礼也。

水为地险，酒为人险，故《易》交之言酒者无非《坎卦》，而《萍氏》：“掌国之水禁”，水与酒同官。徐尚书石腆有云：“传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祸烈于火，而其亲人甚于水。有以夫，世尽于酒而不觉也，”读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

他反对明清之际酒禁大开，酒礼、酒德为人遗弃，“民间遂以酒为日用之需，比于饔餐之不可阙。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论莫有起而持之者矣！”顾氏挺身而出，力挽世风，为儒教的酒禁传统充当最后一批守护神。

经济不断发展，酤饮之俗，势成燎原。民间躬耕陇亩，伐薪山林，无酒不能驱寒；婚丧嫁聘，无酒不能成礼。社会民众的生活需求，业已成为酿饮消费的主流，儒家酒禁之教已趋于陈腐，越来越多的士人转而倾向“寓禁于征”的榷酤（公卖、专卖）思想。禁酒政策走到了尽头。

然而，纵观儒家酒文化的深层内涵，其中仍不乏积极进步的因素。历经三千年的文化烟云，节粮节炊，敬老赏贤的酒德精神在今天仍有其继续存在和提倡的社会价值。我们在指出儒家酒文化观念一系列社会局限的同时，也必须肯定其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