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话

(1936年12月16日)

同胞们: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我们相信我们的心理都是一样的!

各位同胞们对“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大概已经知道了。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

在“一二·九”那天,我曾经向参加请愿的同学讲,“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内,有事实答复”,想诸位还记得,那天事情真是给我一个绝大的刺激。现在我再把发动“一二·一二”事件的起因,也是最主要的近因,简单的向诸位讲一讲。

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面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违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作的工作,作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绝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我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

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的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由于上两项事情看来,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当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一二·一二”的事件。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主张清清楚楚的拿出来,清清楚楚的报告全国民众的面前。同胞们!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量的出力量,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同胞们起来!我们的主张要我们自己来实现。

诸位的情绪,十分热烈,深愿诸位能把这种热烈情绪坚持到底。用实际行动来保障诸位的热烈的情绪。诸位同胞,我们是诸位的公仆,我们替诸位打前锋,至于最后的胜利,还赖全国人民,一致起来争取。(www.xing528.com)

今天本人受诸位同胞这样热烈欢呼,真有点不敢当。本人以待罪之身,作抗日的工作,为公为私,都是应该的。本人一定要竭尽智虑,要求实现救国主张,不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民族解放的目的,誓不休止!完了。

[鉴赏]

张学良(1901—2001)国民党爱国将领东北辽宁省人。1920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三省讲武堂,1928年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东北大学校长。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奉天军事大本营,他遵循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使东北沦陷,遂辞去全部军事职务,出洋考察。1934年归国后,曾劝谏蒋介石进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遭到拒绝,1936年12月12日逮捕蒋介石,软禁14天,逼蒋抗日,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遭到蒋介石的监禁,前后达40多年。

西安事变以后,鉴于许多人不了解此事的目的,为了解除来自各方面的疑测,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6日在西安召开市民大会,并先后发表了重要讲话。

张学良讲话的中心是报告“西安事变”的原委,申诉自己抗日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用自己的行动实现抗日。

演说开始,演讲者就与听众认同,“我们的心理都是一样的,”牢牢地抓住听众,接着直述事件原委:“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这就点明了发动西安事变并非出自个人的恩怨,而完全是从抗日的大计出发,是为着整个的国计民生着想。尤其是在当时各方面的议论与评价众多纷纭,莫衷一是,甚至有歪曲事实真相。受到攻击而必须出来解释或与听众非常隔膜遭到误解的时候,这种交待十分必要。不仅澄清了迷雾,而且有力地提升了演讲者的姿态。然后列举蒋介石制造“七君子事件”、“一二·九事变”的材料。这个材料极具典型性,而且又和西安事变紧密相联,事情的严重性排列得一层深似一层,由此演变出“西安事变”,让听者感到顺理成章,自然而必然。演讲者的目的,在于使听众相信事情的必然性,不得不如此,因而激昂起听众的情绪和兴趣。尤其引用了蒋介石的原话,作为有力的依据,使事实胜于雄辩,使听众从事实中看清楚蒋介石一意孤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实面目,从而认识到西安事变是应时之举。以事实说话,论据有力,论辩清晰周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在申明自己的抗日主张以后,随即发出抗日的动员令,“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争的第一线。”语言出自肺腑,情真意切,能深深打动听众。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同胞们起来,我们的主张要我们自己来实现。”进一步唤起民众,使听众热血沸腾与演讲者产生强烈的共鸣。

从张学良的演讲以及“西安事变”的最后发展事态的分析表明,张学良对蒋介石所认识是简单与浅薄的,他的想法也近乎天真,似乎只要蒋接受他和杨虎城的抗日主张,改变既定国策,就可以与蒋和好如初,不念前嫌,且张学良曾有大功于蒋,与蒋一家的确私交非同一般。在演说中也流露出他年轻气盛,对当时战争形势的严酷性分析不够,殊不知政治是血与火的洗礼,因此在演讲中缺乏对事件的深刻分析,但他发出的激励人心的抗日号令的确鼓舞了士气,对人民抗日情绪的高涨客观上起到了感召和激发的积极作用。

(刘艺虹 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