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局面的处理问题方法

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倘若想使问题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就必须学会控制局面。

事物的规律是客观的，但规律是可以被认识和利用的；规律是不可改变的，但人们可以改变规律发生作用的时空条件；历史大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是可以认识、利用和改变的。所以，在处理问题当中，局势的发展变化是可以控制的。控制了局势，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一、多谋善断，有效驾驭局势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巨、金、鱼战役是一个有效驾驭局势的精彩战役。

1946年11月底，国民党的伪“国大”刚刚召开，为了给这场刺刀下的民主闹剧“锦上添花”，蒋介石决心要在军事上给“共匪”一点颜色看看。为此，他向南线战场同时伸出了两个拳头，一个拳头伸向苏北，以徐州“绥署”主任薛岳指挥12个整编师，进攻华东解放区；另一个拳头伸向豫北冀南，以郑州“绥署”主任顾祝同指挥4个整编师，进攻冀鲁豫解放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统一协调两个战区的行动。

顾祝同将自己手下的4个整编师分为两路，分别指向豫北和冀南。豫北一路为主力，目标是夺取平汉线上的重镇、共产党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要地邯郸。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扭转被动局面，决心以进攻豫北之敌为打击目标。但是，由于王敬久率领的这支蒋军始终保持密集队形，稳步推进，再加上连日下雨，地面泥泞难行，所以刘、邓主力跟敌人周旋了20多天，却没有找到良好的出击时机，有几次战场都选好了，结果却没有打成。

12月中旬，蒋军占领了濮阳、临漳、大名等数个地区，离邯郸已只有半日行程。

在这种考验指挥员应付危机能力的关键时刻，刘伯承、邓小平显示了高超的本领。他们果断地做出决策，放弃豫北之敌不打，而以主力直插敌之腹地鲁西南，造成威逼徐州之势。于是，一个转换攻击目标的周密计划很快就付诸实施了。

当时，蒋军的郑州主力扑向了豫北、冀南，徐州主力杀向华北，因而鲁西南变成了一个空虚的软腹部。刘、邓将尖刀插向这里，蒋军必然援救，这和历史上的围魏救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后来，由于徐州之敌频频告急，蒋介石不得不丧气地收回了伸向豫北、冀南的拳头。因此，邯郸之危就此化解。刘、邓大军奔袭鲁西南，连克聊城、巨野和嘉祥后，下一步目标准备攻占成武。但部队在开进途中发现鲁西南重镇金乡只有敌21旅一个团的守军。于是，刘、邓当机立断，再次转换攻击目标，决心先克金乡，以调动蒋军来援。狡猾的敌人发现了刘、邓的企图，便抢先2小时给金乡增加一个团的力量，使形势骤然改变。金乡的工事相当坚固，城高墙厚，外有护城河环绕，易守难攻。因此，当刘、邓大军的3纵发起进攻后，激战了两天，却未能有所突破。刘伯承、邓小平决心增大力量，再次猛攻，但同样遭到挫折，3纵7旅参谋长阵亡。

连日失利，使官兵的心头蒙上了阴影。而且，由于金乡守敌的连连呼救，鲁西南地区的蒋军已从四面赶来，新的危机又逼近了。刘伯承、邓小平冷静分析形势，做出了绝妙的决定——缓攻金乡，分歼援敌。

刘、邓认为，此时的金乡已是一只不可多得的诱饵，过早攻克，反而会吓跑了大鱼。于是，他们决定第三次转换攻击目标，只以部分兵力大造必克金乡之势，而以主力首歼来援之敌的一路，尔后视情况再寻歼他路之敌。

经过一番周密部署，刘、邓大军只用一昼夜时间，就在鱼台附近聚歼南路援敌9000余人。接着，又先后将西面、西北和北面的援敌分别歼灭在运动之中。

蒋介石苦心精营的攻势就此瓦解。16400名蒋军官兵或死或伤，鲁西南地区的9座县城和广大乡村变成了解放区。

二、抓住时机，推动局势转化

如果某一局势暂时对自己不利，同时自己又不能与此一局势对抗，那么，聪明的人就应该善于抓住时机，设法推动局势转化，这样，在处理问题时就能变不利为有利，化腐朽为神奇。

1985年，美国的波音公司和西欧的“空中客车”公司在日本争夺“全日空”的一笔大生意。由于双方飞机的先进性和可靠性都差不多，价格也不相上下，“全日空”一时拿不定主意。

就在这关键时刻，波音公司连遭“狂风暴雨”的袭击，短短两个月内，世界上就相继发生了3起波音飞机的空难事件：6月23日，印度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飞机在爱尔兰西南海域坠毁，机上320人丧生；8月17日，日本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客机在日本中部山区坠毁，520名旅客丧生，打破了世界空难死亡人数的纪录；5天后，英国空中旅游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客机在曼彻斯特国际机场起飞时起火爆炸，54人死亡，83人受伤。这一系列空难事件，使得波音公司蒙受奇耻大辱，它的产品质量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怀疑。更紧要的是，这些空难事件——尤其发生在日本的那一起，对于波音公司与“空中客车”争夺那笔大买卖，不啻是当头一击。(www.xing528.com)

从表面看来，波音公司在这场商战中无疑是输定了。但波音公司的董事长威尔逊却不这么认为，他雷厉风行地号召公司上下动员起来，采取紧急的应变措施，力闯险滩。

威尔逊拿出了如下几招：第一，扩大优惠条件，答应为“全日空”提供财务方面的便利、零配件供应、飞机的保养和机组人员培训等服务；第二，针对“空中客车”的对策采取对策。“空中客车”计划帮助日本人制造A—320型飞机，波音就提出愿和日本人合作，制造较之先进的766型机；第三，打外围战，博取日本企业界的好感。波音原定与日本三菱、川琦和富士三家著名公司合作制造767客机的机身，空难后，波音不但加大了给对方的优惠，而且还主动提供了价值5亿美元的订单。此后，波音公司还付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终于战胜西欧对手，与“全日空”签订合同，成交额高达10亿美元。

商战中的机智应变，对于应付那些猝不及防的沉重打击，控制局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样，在战场上，依据敌情变化，做到敌变我变、先变于敌，也是控制局面，摆脱被动的关键所在。

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日军已经宣布投降，6000名伪军却仍集在泊儿镇负隅顽抗。

泊儿镇位于山东日照与青岛之间，是一个海防重镇，地理位置重要，工事也十分完善坚固。守镇的伪军多数原是国民党的部队，也有一部分是还乡团，政治上反动，武器装备良好。

山东滨海军区抗日武装决心消灭这股顽敌，从四面紧缩了包围圈。

开始，滨海军区采取了四面围困、重点突击的战法。但是，先后由东面和南面发起的两次猛攻历时36天，都未奏效。连遭挫折后，滨海军区部队总结了教训，决定改变战法，网开一面，虚留生路。

守镇伪军在来自东、西、南三面猛烈进攻的压力下，尤其是在南面的一个高12米、直径9米的坚固碉堡被摧毁之后，继续坚守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伪军头子李贤斋见北面攻势微弱，以为有隙可乘，率军从这里突围。可是，当伪军刚刚离开泊儿镇，又被滨海军区部队团团围住。这回伪军失去了坚固依托，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从而使不利变成了有利，难题得到了解决。

经过一番激战，6000名伪军全部被歼。

三、分析局势，制定新的策略

处理问题不能“一根筋”，要学会根据形势的变化顺势而为，这才是处理问题的高明之举。

七十年代初，斗争的主要矛头已经渐渐由反美帝转向反苏联霸权主义。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的策略；次年1月。5日，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策略。“一条线”是说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美国都在这条线上，“一大片”则指沿着这条线周围的所有国家。“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家都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特别是美苏战略态势和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和利益的变化，利用美苏间存在的深刻矛盾而提出的重要的国际斗争谋略。

从美苏之间的战略态势来说，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许多重要变化，苏联的战略核心力量赶上美国，在战略武器投射工具方面也占有优势；苏联近海防御型海军已发展成为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远洋海军。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也在欧洲，但是其大量军事力量却在亚洲，力量布势失衡。苏联还利用美国深陷印支战场之机，加紧在欧洲和中东等地区的争夺，威胁美国的主要利益。毛泽东洞察国际形势，认为在美苏争夺中美国已改取守势。苏联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威胁。

从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看，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苏关系更加紧张。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之战和新疆铁列克提武装冲突，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陈兵百万，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苏似有大战一触即发之势。此时美国政府为了集中力量与苏联在欧洲较量，需要调整战略，在亚洲实行力量收缩。为此，美国迫切需要改善同中国的紧张关系，以便它能保证欧洲第一的战略。尼克松在总统竞选期间和登上总统宝座后都一再表示要同中国修好。珍宝岛事件后，他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传递信息：愿同中国对话。同时美国做出一些缓和中美紧张关系的举动。1970年10月初，尼克松又向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如果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去。”公开表达了要来中国的愿望。同月，尼克松还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的宴会上，第一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毛泽东具有敏锐的战略洞察力，他对美方愿意改善关系的表示，恰当地作出了反应。1970年10月邀请美国记者斯诺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给世界特别是美国一个重要信号。在美方反应迟顿的情况下，于同年12月18日再次会见斯诺，向斯诺透露出欢迎尼克松来华的意思。毛泽东对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的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1971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两国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即著名的《上海公报》)。中美虽然离建交还有一段距离，但紧张的关系已经得到大大缓和。

在苏联威胁加剧而美国力量收缩的情况下，当时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反对当时最危险的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毛泽东联美遏苏“一条线”、“一大片”的策略应运而生。

毛泽东这一策略的实施，结束了中美两国之间长达20余年的敌对状态，使中国在“大三角”’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改善了国家安全形势，提高了国际地位，导致了新的国际战略格局的形成，也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几乎改善了同所有西方国家的关系；中日正式建交；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人称整个七十年代是中国外交大踏步前进的时期。这与毛泽东掌控局势和高屋建瓴地处理问题的智慧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