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驳是反对并批驳对方观点的语言技巧,反驳的技巧很多,如:针锋相对,言顺意逆、攻守易位、陷敌两难等。运用这一技巧处理问题,有时也会收到预期效果。
一、针锋相对的处理问题方法
针锋相对,以尖锐有力的正面反驳,阻遏对方攻势,使对方无从闪避,丑态百出,从而使己方处于有利地位,使问题迎刃而解。
战国时,秦昭王依仗着自己国家强大,想耍花招侮辱赵国。他向赵惠文王发出邀请,说要在渑池会面。赵王担心被秦王扣押,不敢接受邀请。大臣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如果不去,只会长秦国的志气而灭自家的威风,在诸侯面前丢脸。为此,他们作了部署:由廉颇留守国都邯郸,一旦发生意外,立即立太子为国君;由平原君率兵数万驻扎在渑池附近,一旦有变,可以接应;由大将李牧带领五千精兵护送赵王前往渑池,由蔺相如陪同赵王前往。
到了渑地,秦王和赵王相见,并一起饮酒。酒兴正酣时,秦王忽然想出了个主意,想以此来侮辱赵王,他说:“来呀,把瑟拿来。我听说赵王很爱好音乐,请为我演奏一段吧。”赵王不得已,便弹奏了一段。这时,秦王让史官记下了这件事,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命令赵王弹瑟。”
蔺相如一听,立即拿起一个瓦罐到秦王面前,说:“赵王也听说大王您很擅长秦国的乐器,现在就请大王弹奏一下瓦罐助兴吧!”秦王非常生气,拒绝击罐。蔺相如举起瓦罐上前几步,厉声说:“五步之内,我可以把血溅到大王身上!”秦王的卫兵想上前杀死蔺相如,但蔺相如离秦王近在咫尺,又怒目圆睁,卫兵被吓退了。秦王一看这情形,知道蔺相如不好惹,便很不情愿地敲了一下瓦罐。蔺相如立即回过头,叫来赵国的史官也记上一笔,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罐。”
秦国的大臣对此很不满意,为了使秦国占上风,便有一人起来提议说:“请赵王割让十五座城池为秦王祝酒!”蔺相如反应极快,立即站起来说:“请秦王割让出秦国都城咸阳为赵王祝酒!”
秦王知道赵国对这次会面有所准备,也知道赵国的大军就在附近,便喝退了群臣,继续同赵王客客气气地饮酒。
蔺相如的大智大勇,使秦王在这次渑池之会中不但没有占到上风,而且还同赵王签订了双方互不侵犯的和约。此后,秦国许多年都不敢侵犯赵国。
针锋相对地处理问题,有时可以勇胜,有时也可以智胜。
1983年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问中国,邓小平会见了他。双方在谈到湖广铁路债券案时,邓小平指出所谓湖广铁路债券案纠纷,不过是某些人荷包里装着的东西,随时可以拿出来在中美关系上制造麻烦,美国政府应该制止这种行为。
舒尔茨辩解说:“美国的司法制度是独立的,政府无权过问。起诉的几个美国人无非是索取一些赔偿,并非制造事端。”。
邓小平当即驳斥说:“如此说来,美国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国会、内阁、法院。叫人家究竟同你们哪一个政府打交道才好?如果说,美国人有权向我们索取赔偿,那么我们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蒙受了那么大的损失,难道不可以判你们都来赔偿?如果你们一见面就提出这个问题,还谈得上什么发展关系呢?”
一席话把舒尔茨驳得无言以对。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为了巩固法西斯统治,实现独裁,千方百计地打击、削弱共产党,败坏共产党的名声。
1933年2月27日夜,柏林国会大厦突然起火,希特勒迅速赶到现场,神秘地对外国记者说:“这是神的指示,现在我们要打击共产党!”戈林比他更早抵达出事地点,穷凶极恶地一口咬定这是“共产党的反政府罪行”。早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冲锋队立即行动,把当时已被宣布为“荷兰共产党员”的范•德•卢贝当作纵火犯逮捕入狱。几天后又把德国共产党国会议员托格勒、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季米特洛夫等人逮捕入狱,理由是他们是卢贝的“同伙”。纳粹声称:既然“同案犯”有不同的国籍,那么“纵火案”无疑是“国际共产党的阴谋”。法西斯分子又进行了一番周密的策划,于1933年9月在莱比锡开庭审讯。
纳粹拼凑了几十个“证人”,煞有介事地开始了一场公开的诬陷。他们硬把2月27~28日身在慕尼黑的季米特洛夫说成是“在柏林与卢贝勾结的主犯”,把国会起火说成是共产党武装起义的信号,是推翻德国现行政体的烽火。戈林也亲自粉墨登场扮演“证人”的角色,说什么“希特勒一当政,共产党不得不进行冒险,孤注一掷”。面对敌人的诬陷,季米特洛夫从容不迫,幽默地回敬道:“很幸运,共产党不像他们的敌人那样近视,他们不会有如此愚蠢的想法,不会在困难中丧失理性。”接着,他义正严辞地驳斥了敌人嫁祸于共产党的卑鄙作法。他一针见血地分析了国会起火之后德国的情况:国会起火后仅几小时,当局就颁布紧急法令,取消一切集会、结社自由。自2月28日起,四千多名进步人士被投人监狱。季米特洛夫指出:“这一桩桩事实难道都是巧合吗?难道不是预谋吗?”火烧国会恰恰是国社党人镇压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借口和序幕。”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断定卢贝一个人无法火烧国会。难道他就用仅有的衬衫点火吗?大量的引火物是谁从哪里运进国会的?”
季米特洛夫一连串锋利的质问,使法官和证明人们窘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接着季米特洛夫单刀直人地揭露:“纵火者是不是从国会那条地道溜走的呢?”——一语击中要害。原来,从国会到戈林的住宅确有一条秘密通道,冲锋队卡尔•恩斯特所带领的纵火者,正是从这里把汽油等易燃品运人大厦,点火后又偷偷从原路撤回的。德国民族党首脑奥培福伦提供的备忘录清楚地揭示了这一事实,而奥培福伦本人在戳穿真象后不久,也不明不白地被杀死在寓所。
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英勇机智的斗争赢得正义人士的称颂和支持,进步的新闻工作者把揭露真正纵火犯的“褐皮书”公之于众。数万人参加的“反审判”运动形成了强大的压力,莱比锡法庭不得不宣判季米特洛夫等四人无罪,希特勒嫁祸于人的阴谋终于破产了。
二、示假隐真的处理问题方法
用掩盖真相或本意的语言技巧,给对方形成错觉而无法看清进击的意图,诱使对手自我否定也是处理问题的有效方法。
战国时一心想称霸的齐宣王向孟轲请教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统一天下,像我这样的人能不能统一天下?”“能。”孟轲深知当时所有的国君都是爱听颂扬的话的,他略沉思了一下,接着说:“我听说,有一次新钟铸成,准备杀头牛祭钟,您因为看见无罪而被杀的牛在发抖,感到不忍,不让杀那头牛,是有这么回事吧?”
齐宣王别提多高兴了,他想不到孟老夫子也听说了自己的善举,赶紧回答说:“是有这么回事。”孟子说:“大王,这就是恻隐之心啊!凭您这种恻隐之心,就可以行王道,统一天下。”齐宣王益发高兴起来,急于听孟子下面的话。孟子接着说:“问题是您肯干不肯干罢了。比如有人说:‘我的气力能举起千斤东西,但却举不起一根羽毛;我的眼睛能看得清毫毛,却看不见满车的木柴,’您相信这话是真的吗?”齐宣王答道:“我当然不相信这种话。”孟子继续说:“这就对了。如今您能用好心对待牛,却不能用这种好心爱护老百姓,这也同样叫人不能相信。这就和不肯举一根羽毛和看不见一车木柴一个样。如今老百姓所以不能安居乐业,这是因为您根本不去关心的缘故,而不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所以我说,您能行王道,能统一天下,问题是您不去做,而不是做不到。”
孟子抓住齐宣王不忍杀牛的慈悲之心,先假意奉承一通,由此肯定齐宣王有统一天下的条件。这奉承使宣王十分得意,然后再向他严厉的批评,使宣王无法拒绝。
这就好比先下一个套,使对方先人套,然后再用这个“套”解决问题。
“文革”期间,某地农场召开批判大会,批判一位小学教师打了自己的妻子。台下的群众都知道那位教师的妻子和造反派头目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敢怒而不敢言。教师的妻子第一个上台控诉丈夫,她说:“他不把我当人看待,把我当成他的私有财产!”在那个时代,“私有”被说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这篇控诉稿可能经过造反派头目的加工润色,不能说不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因为封、资、修的货色最易于激起“革命群众”的公愤。当时台下有一位下乡学生,跃身上台进行批判:“你也是个读书人,是人民教师,怎么能把你的老婆当成私有财产?你的错误是严重的,必须彻底认罪。……”造反派头目频频点头,教师的妻子露出得意的笑容。下乡的学生提高嗓门,继续批判:“……我警告你,今后一定要把你的老婆当成公有财产,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台下一阵哄笑。“公有财产”,多么辛辣的讽刺,原来批判的矛头是指向那教师的不正派妻子的。
貌似替甲方说话,实则在为乙方说话。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常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尼克松回忆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时,对赫鲁晓夫有这样一段描述:“有的时候他会吵吵嚷嚷,兴高采烈,豁达开朗,表现出友好的几乎是迷人的魅力……可是他的情绪又有好几次似乎已经到了失去控制的地步……他用大拇指按住我的胸口大声叫嚷;后来我发现,他从来不发脾气,而是故意利用这种脾气,……他是脾气的主人,而不是脾气的奴仆。”赫鲁晓夫经常有意用他虚假的神态、举止,引诱对方步入歧途,作出并无依据的分析和违反事实的判断,以便在外交辩论中进行反击,战胜对方,从而别辟蹊径,达到处理问题的目的。
三、关门落闩的处理问题方法
处理问题时,对于善于钻空子的人,必须把可能借以逃逸的门户统统关死,闩死,然后才能瓮中捉鳖,手到擒来。这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能采用的处理问题方法。
一天,林肯从报上得知友人之子小阿姆斯特朗被控告犯了谋财害命罪。而他了解小阿姆斯特朗,知道其为人善良,决不会干杀人之事,于是决定出任被告律师。他向法庭查阅了全部有关案卷,进行仔细研究,直到胸有成竹,才要求法庭复审。
复审开始了,全案的关键在于原告方面的一位证人福尔逊,因为福尔逊发誓说他在月光之下清楚地目击小阿姆斯特朗用枪击毙了死者。
在法庭上,林肯向福尔逊提问。
林肯:“你发誓说你认清了小阿姆斯特朗?”
福尔逊:“是的。”(www.xing528.com)
林肯:“依你所说,你与小阿姆斯特朗相距二、三十米,你能看清吗?你在草堆后面,而他在大树后面。”
福尔逊:“很清楚,皓月当空,完全可以在二、三十米内认清目标。”
林肯:“你肯定不是从衣着方面认清的吗?”
福尔逊:“绝对不是,我肯定认清了他的,因为月光正照在他脸上。”
林肯:“你肯定时间在十一点吗?”
福尔逊:“没错,事出以后,我回屋看了时钟,那时是十一点一刻。”
林肯:“你担保你说的全是事实吗?”
福尔逊:“我发誓。”
林肯:“谢谢你,没有其他问题了。”
接着林肯发表了一席惊人的言论:“陪审官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这个证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一口咬定10月18日11点在月光下认清了被告的脸。10月18日那天是上弦月,11点时月亮已经下山了,哪里还有月光?退一步说,也许他时间记得不十分精确。假定说,时间稍前,那时的确有月光。但月亮应当在西方,草堆在东,大树在西,如果被告的脸对着草堆旁,脸上是不可能有月光的,证人怎么可以从二、三十米以外的草堆看清对方的脸呢?”
整个法庭轰动了,原告哑口无言。法庭宣布小阿姆斯特朗无罪获释。这一案件使林肯成为全美国最著名的律师。
看,林肯处理问题的智慧多么高明。
有一件拐卖人口案,犯罪事实俱在,被告不得不承认,但否认图财谋利的目的,只说是想求买方帮忙调动工作,才参与拐骗,在定罪问题上进行狡赖。而是否具有图财谋利目的,成为定罪的关键。公诉人在法庭辩论前,已经查明了事实经过,当即讯问被告四个问题。
问:“你开始以违法为由不愿参与拐骗,后来在什么情况下同意干的?”——(已经掌握了× ×答应给几百元报酬的事实,被告无法抵赖。)答:“是在× ×说了给几百元报酬后才同意的。”
问:“在你第二次与买方联系时,你就什么问题和买方谈条件?”(已经有买方的证词,被告不容否认。)
答:“就骗去后给钱多少讨价还价。”
问:“你后来给买方写了两封信,主要谈什么问题?”(早已掌握信的内容,被告难以回避。)
答:“主要是要钱。”
问:“在整个过程中,你是否要求过买方帮助你调动工作?”(网撒四面,关门落闩,被告只能实说。)
答:“没有。”
最后公诉人缩小包围圈。将审讯集中到定罪的关键问题上,再问:“既然如此,能够说你的主要动机不是营利图财吗?”
问题已显而易见,被告无话可辩。
古希腊无神论哲学家伊壁鸠鲁用三路进兵的战术,对有神论者雄辩地证明神并不存在。
他说:“我们应该承认,神或是愿意但没有能力除掉世间的丑恶;或是有能力而不愿意除掉世间的丑恶;或是既有能力而且又愿意除掉世间的丑恶。
“如果神愿意而没有能力除掉世间的丑恶,那末,它就不算是万能的。而这种无能为力,是和神的无所不能的本性相矛盾的。如果有能力而不愿除掉世间的丑恶,那么,这就证明了它的恶意。而这种恶意同样是和神为善的本性相矛盾的。如果神愿意而且有能力除掉世间的丑恶(这是唯一能够适合于神的本性的一种假定),那末,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世间还有丑恶呢?”
伊壁鸠鲁兵分三路,概括尽了一切关于神的解释的可能性,无论你怎么答辩,结论只能是“神,根本不存在”。他关门落闩,使问题的结论无法回避和辩驳。
四、陷敌两难的处理问题方法
处理问题时,为了驳倒对手,往往提出一个只有两种可能性的前提,迫使对方在两种可能性中加以选择。实际上对方无论选择哪一种,推出的结论都对对方不利,除此外,又别无选择。这种使对方进退维谷,左右两难的处理问题方法叫陷敌两难法。
中世纪的神学家声称:“上帝是万能的。”当时有人问:“上帝是否能创造一块连他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
这个问题神学家无法回答。如果说上帝能创出这块石头,那么,连这块石头也举不起的上帝,怎么能说是万能的呢?反之,如果说上帝创造不出这块石头,那同样说明上帝不能称为万能的了。
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形势对林肯十分不利。其对手民主党在南方蓄奴州的选票万无一失,只要争取到不多的几个北方州,就可稳操胜券。
民主党内的候选人是道格拉斯。如果想战胜道格拉斯,首先必须制造民主党内部的不和。于是,林肯在一次辩论时,向道格拉斯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在未成立州的美国领土之内,人民是否可以合法地把奴隶驱逐至界外?”
这是一个十分难答的问题。如果道格拉斯作肯定的回答,就会失去南部各州的支持;如果作否定的回答,又会失去北部各州的支持,包括他的本州伊利诺州在内。
道格拉斯在他本州民主党的压力下,便作了肯定的回答。结果激怒了南方民主党人。他们决定取消对道格拉斯的支持,另外组党。这样,民主党就宣告分裂,南方民主党也选出了自己的候选人。
恩格斯曾经批判杜林歪曲马克思的《资本论》:“如果杜林先生仍旧硬说,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用通常的话来说,是资本赢利’,如果肯定马克思的整个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那末只可能有两种情况:或者他一点也不懂,这样,对这本书的内容一无所知,却要加以诋毁,这可需要极端的厚颜无耻才行;或者是他都懂,这样,他就是故意捏造。”杜林如果说他不懂,就得承认自己厚颜无耻;如果说他都懂,就得承认故意捏造,进退维谷,左右两难。这样一来,恩格斯很容易就达到了批判杜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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