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认识论：直觉的体悟与理解

与“天人合一”的本体论和用“心”的认知过程相对应，中国文化在方法论上讲究灵活变通。既然要“融通”，自然就要与直觉联系起来，通过直觉体悟、融会贯通后，达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效果。

直觉体悟又称直觉或直观体验，“指的是一种不经过逻辑而直接洞察事物本质的思维过程”。^[2]“来自直觉的概念指向某个事物，它的完整的意义可以立即从某个事物领会到。例如：蓝色是人对某种颜色的感觉，它是由直觉得到的概念。”^[3]直觉体悟不能理解成简单地观察体验事物，更不能用英语中的“intuition”来表达其内在含义。许慎《说文解字》言：“觉，悟也。”所谓觉悟，远非感性的直观观察所能表达。在佛教词典里，“觉”乃“菩提”的中译，意即对真谛的领悟。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如“道”“虚”“神”“一”“浑”“悠”“圆”等，就属于一种直觉感悟，其内涵既超越现实又存于现实之中，既超越感性世界又置身于感性世界之中。因此，中国文化认识论讲究一种“化”“感悟”“参”“省”的认识方法。“当用‘直觉’一词来指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认识方法的特征时，就必须将‘直觉’一词限定在这样一个范围，即直觉是以现实中的人的具体感性为中心的感性领悟方式。它的特征就是注重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合一，注重以人为中心的万物融通。”^[4]在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和主客不分的境界，只有通过直觉体悟才能明白其中的奥妙。“中国哲学家们对于自己眼前的这张桌子究竟是真实的，抑或只是幻觉的存在，从不认真对待（唯有佛家是对它认真对待的，而佛家来自印度），认识论的问题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界限，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这样有助于说明，中国哲学的语言何以是提示性的而并不明晰。它并不明晰，因为它不代表用理性演绎得出的概念。”^[5]

《周易》作为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典籍，主要通过借助具体的形象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体现的是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 。^[6]“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7]卦象是《周易》中的主要架构。“借助卦象，并通过象的规范化的流动、连接、转换、具象地、直观地反映所思考的客观对象的运动、联系，并借助六十四卦系统模型，推断天地人物之间的变化，这种思想方式渗透到中医和中国古代科技之中。”^[8]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之根据和全体。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例如，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的许多见解不乏辩证法思想，主要是直观体悟的结果。“老子的这些辩证法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许多错误的东西。在他那个时代，对对立面的依存和转化不可能有科学的说明。因此，老子这些变化的观点，都是一些直观的感受，他把这些对立和转化都当作是无条件的，自然而然的。”^[9]此外，在儒家思想中，直觉体悟的认识论得到推崇。“儒家的思想可以界定为一种精神状态，其中不明确的概念以直觉、多重的运动构成思想的背景：而具体的区分的概念则以相对的、人文主义的、过渡性的往复形成哲学的内容。”^[10]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11]“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范畴，有几层含义：首先是物象，即具体的实物。其次是属性之象，包括动态属性之象“气”和静态属性之象“性”。中国古代就有“气一元论”，认为天地万物是气的化生聚散，气聚之有形，散之无形。如正气、邪气、妖气、怪气、朝气、暮气、生气、死气等，还有气功，都可以说明。性常被理解为各种各样的性，如“五行”之金、木、水、火、土，中医“八纲”之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三是本源之象，包括心意、意境等。四是规律之象，即道象，所谓“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等。可见，“象”是用“心”思维的对象，是直觉体悟的对象，但并不是逻辑分析的对象。它本身并不是孤立不变的对象，而是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中存在与发展的对象。^[12]

必须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并非完全没有形式逻辑。只不过，“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我所说的正面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13]例如，中国历史上反对孔子的第一人——墨子，就主张一切只是来自“耳目之实”，并对概念、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进行了初步探索。后期墨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比较系统的逻辑学说。但是，墨家虽然主张通过直接经验进行判断，推理出事物结果，毕竟自身并没有通过实践观察去推理结论，其主张多数还是通出思辨和说理就事论事，这种思辨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直观体悟的理论，墨家主张“正如荀况批评的是犯了‘惑于用名而乱名’的错误，还是掉到了脱离实际的纯概念游戏中去了”。^[14]

中国文化直觉体悟的认识论模式，在语言中表现突出。如前所述，中国的语言具有“意像”性，即“文学语言中的意象讲究形象性、具体性与主体的感受性；而中国哲学的意像是具体与抽象的合一、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合一、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合一，这也是由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维态势与‘道器合一’观所决定的”。^[15]如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写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如果不通过直觉体悟，就无法理解其背后的悠长意蕴。作者从漫长的时间与广阔的空间之中来驰骋自己的想象，并把过去、眼前、梦境与未来融为统一的艺术整体，紧紧围绕“思量”“难忘”四字展开描写。全词组织严密，一气呵成，但又曲折跌宕，波澜起伏，把作者情真意切的怀念、悠远绵长的思绪和心潮激荡的情感展露无遗，达到了一种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这是西方语言很难表述、传达出来的。(www.xing528.com)

中国文化的直觉体悟同样体现在法律文化上。一方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本来就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历史上法律相对于道德始终处于从属地位，礼仪经纶等只要被统治者认为合适，都有成为法律渊源的可能。“除了这三部（引者注，即《书经》《易经》《诗经》）特别受到荣宠和研究的典籍以外，还有次要的其他两部，就是《礼记》或者叫作《礼经》，以及《春秋》；前者专载帝王威仪和国家官吏应有的风俗礼制，并有附录一种，叫作《乐经》，专著音乐，后者乃是孔子故乡鲁国的史记。这些典籍便是中国历史、风俗和法律的基础。”^[16]

吴经熊曾指出：“从那时起，法律是道德的婢女——属于次等地位——得不到最佳人才的重视。道德与其他非法律观念逐渐渗透到一种存在而稳定的法律制度，这是很有益的。……说实话，儒家的胜利……把法律学放入棺材，使之变成木乃伊达二十世纪之久。”^[17]传统文化对法律的渗透和影响，必然导致直觉体悟的认识论进入法律文化体系。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法律语言总是需要直觉体悟去领会。例如，西晋明法掾张斐在向晋武帝上奏的《注律表》中，对二十种罪的概念及其含义作了扼要而朦胧的表述：“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见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脏：凡二十者，律议之较名也。”^[18]

直觉思维注重对认识对象的整体把握，充分考虑相关条件或者制约因素，以求对事物的根本性质加以综合判断，其综合是以整体为基础的综合。这种思维方式能够抓住认识对象的根本性质，但不利于掌握其中的规律，容易忽视细节。能够把握事物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但往往忽视对研究对象的属性与特征的深入分析。直觉思维具有知、情、意相贯通的特点，能够全面考虑各种因素，在事实和客观上具有更令人信服的公正。但是，由于“情”的因素在整合知与意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因而容易受到感情色彩影响，有时会存在主观的歧义理解，从而使非制度化、非理性的因素介入判断之中，使认识往往局限于感官和经验的制约，乃至于从感性层面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这就使得在认识事物时可能有时会缺乏理性，定量化程度较低，难以透过事物表面现象深入到本质中去，从而制约了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致使认识中难以避免表象和肤浅，乃至于结论缺乏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