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方法论：变通之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人的表现可能在处理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存在较大反差，对生人和熟人、家人和外人的态度可能有明显不同，在艰苦环境和享乐环境中的表现可能有明显区别。人们需要学会从不同角度、不同实际出发，灵活变通各种“像”的含义，恰当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注重灵活变通。^[3]

中国思维方法的变通特点，在语言中得到充分反映。“汉语汉字又是中国文化中其他文化项的主要载体，它记录了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码，是中国文化传播的媒介，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4]语言文字作为一种彼此交际、交流思想、相互了解的工具，最能够反映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汉语为典型的非形态语言，句法、语法、语义、情境、感情、思想等主要不是通过形态变化来表现的，而是以意统形，通过语言环境和语言内在的相互关系来表述。汉语的表达，不受词性制约，也不必遵循严格语法，每一语段只要语意的搭配符合事理，就可以连接在一起组成句子。这些就是语言学家所说的“意合法”。根据“意合法”所组合的语言，不论是语义因素还是语用因素，都明显大于西方语言意义上的“句法”因素，它能够载荷最大的信息量，统领所有的情景、意境，表达多层次的内容，达到“曲径通幽”的效果。^[5]如马致远的散曲《天净沙·秋思》写道：“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小令前三句均由名词组成，无任何语法，其中所包含的语法关系由读者自己去体会。然而，正是这些毫无“章法”的名词所表达的事物却一气呵成，构成一幅绝妙的山村秋景。画面中，色彩、音响、近景、远景、静态、动态以及凄清悲凉的情调，意境深远，韵味无穷。又如，西湖花神庙（现在的湖山春社）有一副对联云：“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对联全部用叠词铺排而成，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重叠，没有任何语法成分，却展现了一副生机盎然的山水画，把人物内心两情相悦、至死不渝的情感生动地表达出来。更为绝妙的是，这副对联还可以倒过来念，即燕燕莺莺，处处红红翠翠；朝朝暮暮，年年风风雨雨。反转念时，其中的意境丝毫没有变化，从而把汉语的不遵循语法、随意挥洒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可见，意合的汉语很能传神写意。(www.xing528.com)

中国的法律文化与语言文化一样，始终处在“天人合一”“宇宙和谐”的整体观念的影响下，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意合”的特点。中国人认为，太极和天通过锻炼和修养，是可能与人合一的，因而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法往往是管人的东西，而不是保障个人权益的工具，儒家、法家、道家都有这样的意识。因此，在中国，理比法更重要，它联结大家形成和谐的关系，形成一种整体秩序。所以，中国人讲和谐，注重人与世界的一体化，法不过是一种理性秩序，自然要服务于整体秩序。^[6]从中国的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理性本身没有完整的支柱和内在的动力。理性在经验、在人们的生活经历中包含着，需要借助外源的许多条件，如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条件，才能被激发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法律只是达到理性的一种补充手段，而不是最佳或者最好的手段。“中国人历来（虽然可能是无意识的）将法律看作是对由于个人行为违反道德规范或者宗教仪式，以及由于暴力行为而引起社会秩序紊乱的补救手段。中国人还进一步认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就是对宇宙秩序的破坏。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7]在中国民间，人们更愿意以和为贵，对诉讼有着一种天然的排斥心理。“乡土社会是个‘反诉讼社会’（anti-litigation-societies），因为一切以和为贵，即使是表面上的和谐，也胜过公开实际的冲突。在宗族、乡党、行会等这些面对面团体里，个人被紧紧束缚着，而且得到官府的支持。于焉，法律争执一步步先在这些团体里消融解决掉，非至绝路，绝不告官兴诉。”^[8]中国人在处理争端时，往往认为规则不一定会达到实质的公平与正义，充其量只是一种手段。而且，规则严明的框架与烦琐的程序，对于迅速解决纠纷也不利。有时，规则之外的东西，如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能够很快鉴定真伪、明辨是非，同样可以达到公正的目的。因此，中国社会在解决争端时，历来不愿意把规则和定律放在首位，更愿意诉诸规则之外的手段，灵活变通，不拘一格。这也使得中国人的规则意识相对淡泊，而灵活处理以达到预期效果的观念十分突出。虽然，我国古代也存在道德伦理的法律化，但这毕竟是礼法不分的产物，并不等于解决争诉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使法律最终为道德和理性服务。“愚已有《法律与道德同质异态论》一稿，在《大陆杂志》第三卷发表，以破法律道德同质同态及异质异态诸说。根据这一见解，‘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虽被认为属于道德范围，但就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而说，‘四维八德’不仅是法律行使有效的推动力，而且是法律制定有方的总源头。并依我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及法律当前应有的使命而说，‘四维八德’不仅已有一部分曾法律化，居今日更应加强其法律化，免得只知重视纯法治的精神，而忽略了法律应为道德服役的需要。”^[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