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意见书的作用及影响

人认识自身行为合理性的方式有两种主要的途径：一是通过学习，二是经历。身份的转变是对行为合理性认知改变的重要途径。身份的认识往往是相对而生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人对自身的身份缺乏认知，是因为不具有从对立立场思考的条件。因此，一个人对子女身份（如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认知，是在其成为父母之后产生的；对下属身份的认知，是在其成为领导之后产生的；对消费群体身份（如消费倾向、消费习惯）的认知，是在其成为生产者或销售者之后产生的……因此，经历不同的人生可以使人更加成熟，更具理性。

除了与职业相关，一些行为认知也与专业或某些具体领域的知识相关。人的一生精力有限，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去尝试所有的生活方式，通过阅读并理解不同的人在各自不同的生活中的所遇、所感和所为，是认识行为正当性的另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主体的经历是价值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对行为正当与否的准确认知，最适当的方法是设身处地地体验。当然，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人们还可以通过学习来了解其他领域的行为来认知其价值倾向。行为法律分析的任务是探求实际的（或假设的）人类行为对于法律的意义。[41]

尽管如此，经历的不可预设性，使得没有绝对相同的体验和社会实践。拉兹曾说，先做律师再做牧羊人，与先做牧羊人再做律师，对这两个职业的认知是不同的。身份相关的事物赋予不同主体特定的意义。[42]人们并不是处于无知之幕中，更无法成为完全的理性人。身份和地位影响下行为的非理性是决策的常态，试图在同等身份和地位来实现理性行为的做法，最终只能是将少数可能的“非理性”声音湮没在多数的“理性”决策中。西方国家法院判决附带的“不同意见书”在判例法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www.xing528.com)

【“不同意见书”的司法作成】不同意见书（dissenting opinion，或dissent），法律术语，源起于英美习惯法，是指一种由法官撰写的法律意见书。当某个法律诉讼案件进行判决时，某位或某几位法官，不同意法庭上多数法官提出的主要意见书（majority opinion）时，他们可以自行列举自己不同意的理由，写作不同意见书。当不是指一个法律判决时，也可以被称作“少数报告书”（minority report）。

不同意见书不是判决结果，它将不会成为遵循先例，或成为判例法的一部分，但是它们被视为是具备建议性质的法源，当争论法院的判决是否应被限制或推翻时，可以供其他的法官参考。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以前的不同意见书可以用来推动法律的变化，一个后来的案件可能会撰写一份主要意见书，引用以往不同意见书的法律规定。不同意见书可能会因为数种原因而被多数人所不同意，如对判例的不同诠释，使用不同的原则，或是对事实的不同诠释。其与主要意见书同时撰写，且常被用来质疑主要意见书背后的理据。部分不同意见书是一种选择性不同意的不同意见书，特别是与主要判决的一部分意见不同。在因为存在许多的法律主张或综合案件，而需要许多部分的判决时，法官可以写一份“部分相同和部分不同”的意见书。在某些法院，例如美国最高法院中，主要意见可能被以数字或字母的方式分成几部分，这使得撰写“部分不同意见”的法官可以轻易地看出他们加入了哪些主要意见，而哪些没有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