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命题的类型及解释

任何领域都有其语言体系。宗教的语言体系是善、正义、正当、超自然；哲学的语言体系是世界、自我、认知方式；政治的语言体系是国家、政府、政党、权力、集团、斗争；法律的语言体系是程序、规范、事实、价值、平等。在法学体系内部，不同的学派和理论实际上也表现为不同的话语的侧重。例如，自然法的语言是正义、平等等价值；实在法的语言是原则、效力等规范；社会法的语言是行为、纠纷等事实。语言体系本质上是知识体系，代表着知识、技能、方法、思想，能够解决物质世界或精神世界的问题。因而语言体系也是权力、垄断、权威的基础。每一种语言体系都蕴含着权力的分子。在某一领域内创新或开创新的语言，就拥有了该领域的话语权或权力。

法律与语言的发展是并行的，法律与权利的关系恰是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法律的形式与语言的语法和逻辑紧密相关，而法律的内容则与道德和政治密切相连。[105]在法学研究中引用语言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语言功能的考查，发现其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的可能，用以帮助理解法律现象或促进法律运行。法律语言的认知，可以在多个层面上进行：解释语言与规范的对应，包括规范的含义、对事实和行为的指代、价值的选择等；解释语言与行为的关系，包括书面语言的可能行为、可能行为与实际行为、语言对行为的塑造、行为的语言表述及定性等；解释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包括法律与政治、法律与舆论、话语与认知的关系等。

日常语言存在不同的句型或命题，其表述或证明的方式各不相同。哈贝马斯将语言学中的陈述句、祈使句、疑问句、感叹句等定义为描述命题、规范命题、解释命题、评价命题。描述命题普遍都是用来陈述事实的，因而可以从命题真实性的角度加以肯定或否定；规范命题是用来证明行为的，因而可以从行为方式的正确性（或公正性）的角度加以肯定或否定；评价命题（或价值判断）是用来估价事物的，因而可以从价值标准（或“善”）的适当性的角度加以肯定或否定；解释命题主要是用来澄清诸如言说、分类、计算、演绎、判断等具体活动的，因而可以从符号表达的可理解性或全面性的角度来加以肯定或否定。如果陈述形式不同，论证的意义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对描述性命题的论证意味着对实存事态的证明；论证规范性命题，则是对行为或行为规范的可接受性的证明；论证评价性命题是对优选价值的证明；对解释性命题的论证规则，是要证明符号表达合乎规则。[106]

对事实真实性的证明，需要能够提出可还原或可复制的认知程序或工具，根据该程序，足可以证明事实的存在；对规范有效性的证明，可以从行为合理性的角度加以证明，例如行为是否产生某种价值，如更大的收益或避免损害等；对价值判断适当性的证明，即某种价值选择是否合理，是否具有相对优越性，可以从价值标准的适当性来加以分析。泰勒对“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排序”作了区分。例如，“某个美国总统是否是‘好’总统？”对于好的含义，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如果类比的是历届美国总统，那么这个总统达到比一般总统高的水平，即为好。此时，“好”是一个表示等级之词。如果类比的是一切可能的（想象）的总统，那么就要提出理性化的总统标准。“好”是没有精确的标准的，完全取决于评价者所使用的是何种标准，该标准被界定得如何明确，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检验其现实性。[107]

在法律解释上，命题的真实性、道德行为规范的正确性，以及符号表达的可理解性或全面性才是普遍的有效性要求，才能接受话语的检验（可以成为某种话语）。[108]司法裁判的有效性，包括裁判是否具有可接受性，则可以根据裁判所选择的符号表达是否可理解，以及裁判是否全面来判断。不同的法律命题的认知要求与命题所表达的对象直接相关，而不是源于特定的理论或学说。如维特根斯坦所言：逻辑不是理论而是世界的反映。逻辑探究意味着一切规律性的探究。逻辑之外的一切都是偶然的。[109]

[1]［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1页。

[2]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载《中外法学杂志》2009年第1期。

[3]孙海波：“‘后果考量’与‘法条主义’的较量——穿行于法律方法的噩梦与美梦之间”，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2期。

[4]［德］J.H.冯·基尔希曼：“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在柏林法学会的演讲”，赵阳译，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

[5]Aristotle，Rhetoric（1886）9（Bk I.i.1355－56）.

[6]Peter Goodrich，“Law and Language：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Introduction”，Journal of Law &Society，Volume 2，Number 2，Summer 1984，p.175.

[7]St Augustine，On Christian Doctrine，1956，p.323；Cicero，Topics 166－169a.

[8]Peter Goodrich，“Law and Language：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Introduction”，Journal of Law &Society，Volume 2，Number 2，Summer 1984，p.175.

[9]Aristotle，Metaphysics（1957）4 1006 b 13.

[10]Peter Goodrich，“Law and Language：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Introduction”，Journal of Law &Society，Volume 2，Number 2，1984，p.176.

[11]See，J.Kristeva，Desire in Language（1982）ch.1；M.Foucault，Power／Knowledge 1980，pp.78－133.

[12]现代研究中，对语言含义的探究抛弃历史或权威出处，根据现实另行建立起一套语言系统的最大困难在于无法获得专业领域人士的认同。不同的文体（语言）有其特定的受众群体。

[13]P.Vinogradoff，Roman Law in Medieval Europe（1929）ch.2，4.

[14]Peter Goodrich，“Law and Language：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Introduction”，Journal of Law &Society，Volume 2，Number 2，Summer 1984，p.178.

[15]近年来，舒国滢教授、焦宝乾教授等在法律论题学、修辞学等领域开展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重新还原了法律史中这一重要的语言发展阶段。参见舒国滢：“寻访法学的问题立场——兼谈‘论题学法学’的思考方式”，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焦宝乾等：《法律修辞学：理论与应用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16]Richard S.Harnsberger，“Reflections About Law Reviews and American Legal Scholarship”，76 Neb.L.Rev.1997，p.681.

[17]22.Fred Rodell，“Goodbye to Law Reviews”，23 Va.L.Rev.38，1936.

[18]Lawrence M.Friedman，Law and Its Language，33 Geo.Wash.L.Rev.563 1964－1965，p.579.

[19]Lawrence M.Friedman，“Law and Its Language”，33 Geo.Wash.L.Rev，1964－1965，pp.564－572.

[20]Lawrence M.Friedman，“Law and Its Language”，33 Geo.Wash.L.Rev，1964－1965，p.575.

[21]［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1页、第45页。

[22]Whitehead＆Russell，Principia Mathematica，Cambridge Press，1964，pp.66－84.

[23]J.Bowring，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Thoemmes，1995，p.329.

[24]J.Bowring，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Thoemmes，1995，p.127.

[25]J.Bowring，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Thoemmes，1995，p.328.

[26]Joseph C.Smith，law，language，and philosophy，3 U.Brit.Colum.L.Rev，59，1967－1969，p.68.

[27]O.W.Holmes，Collected legal papers，Harcourt，Brace and Houe，1920，p.238.

[28]F.S.Cohen，the legal conscience，1960，p.48.

[29]P.W.Bridgman，The logic of modern physics，Beaufort Books Press，1927，p.5.

[30]Joseph C.Smith，law，language，and philosophy，3 U.Brit.Colum.L.Rev，59，1967－1969，p.75.

[31]［英］拉兹：“纯粹法学的纯粹性”，李诚予译，载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32]付池斌：《现实主义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9页。

[33]付池斌：《现实主义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34]［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5页。

[35]“施事话语”是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他根据不同的动词把“话语施事行为”分为五大类：判决式（verdictives），一般由宣判、估计、发现等动词表示；执行式（exercitives），一般由任命、命名、建议等动词表示；承诺式（commissives），一般由承诺、发誓、保证等动词表示；行为式（behavitives），一般由感谢、欢迎、抱怨等动词表示；阐述式（expositives），一般由确认、回答、接受等动词表示。这些动词“阐明了我们的语句如何同论证或谈话的过程相适应”。参见J.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如何以言行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150页。

[36]胡永恒：“普通法上的令状制度及其影响”，载公丕祥主编：《法制现代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153页。

[37]［英］H.L.A.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38]［英］H.L.A.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页。

[39]Kelsen，On the basic norm，47Calif.L.Rev.，1959，p.107.

[40]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5）鄂江夏五民初字第00161号；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民终292号。

[41]“忘带钥匙翻窗坠亡　邻居借道反赔十二万元”，载《文摘报》2013年7月30日，第3版。

[42]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3）鄂江夏民二初字第00060号。

[43]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03］沈民（2）房终字第560号。

[44]波斯纳在《法理学问题》中贯穿全书的问题是：法律问题是否有正确答案？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45]“‘打油诗’版遗嘱惹争议，母子咬文嚼字争房产”，载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2／01／id／471760.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6月13日。

[46]［英］H.L.A.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页。

[47]［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节。

[48]杨玉成：《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2～35页。

[49]［奥］哈勒：《新实证主义》，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1页。

[50]［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序第1页。

[51]谌洪果：“通过语言体察法律现象：哈特与日常语言分析哲学”，载《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5期。

[52]［英］H.L.A.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285页。

[53]［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0页。(www.xing528.com)

[54]朱振：“什么是分析法学的概念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1期。

[55]Ronald M.Dworkin，“No right answer？In Law，Morality，and Society”，Essays in Honor of H.L.A.Hart，edited by P.M.S.Hacker，Joseph Raz，Clarendon Press，1977，p.68.

[56]［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57]［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

[58]［美］布赖恩·比克斯：《法理学：理论与语境》，邱昭继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59]［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60]哈特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法律与语言的关系，即，（1）语境原则；（2）多样性原则；（3）语言的模糊性；（4）语言的施事效用。参见谌洪果：“通过语言体察法律现象：哈特与日常语言分析哲学”，载《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5期。

[61]［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89～490页。

[62]Lon L.Fuller，“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Harvard Law Review，No.62，Vol.4，1949，pp.616－645.

[63]D'Amato，Anthony，The Speluncean Explorers－Further Proceedings，Stanford Law Review，Vol.32，1980，pp.467－485.

[64]［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65]［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66]S.C.Coval，J.C.Smith，“Rights，Goals，and Hard Cases”，Law and Philosophy，Vol.1，No.3，1982，p.471.

[67]［1933］3 D.L.R.260（NSSC）.p.275.

[68]S.C.Coval，J.C.Smith，“Rights，Goals，and Hard Cases”，Law and Philosophy，Vol.1，No.3，1982，p.474.

[69]［英］H.L.A.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70]McGinnis，John，O.，“Harold Berman's Revolution in Western Legal Thought，Part I”，available at http：www.libertylawsite.org／2012／05／30／harold－bermans－revolution－in－western－legal－thought－part－i／，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6月25日。

[71]王亚新：“‘判决书事实’、‘媒体事实’与民事司法折射的转型期社会——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二〇〇七）第二一二号案件（‘彭宇案’）评析”，载《月旦民商法杂志》2009年第24期。

[72]Jürgen Habermas，Truth and Justification，The MIT Press，2003，p.x.

[73]刘晗：“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的话语理论及其规范问题”，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74]［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9页。

[7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99页。

[76]［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3页。

[77]［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6页。

[78]［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79]［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80]Jürgen Habermas，Truth and Justification，The MIT Press，2003，p.xiii.

[81]Jürgen Habermas，Truth and Justification，The MIT Press，2003，p.21.

[82]［美］威拉德·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83]F.Waismann，language strata，logic and language，Basil Blackwell，1961，p.27.

[84]H.Putnam，Pragmatism，Oxford，1992，p.29.

[85]H.Putnam，“Why Reason Can't Be Naturalized，”in Realism and Reason，1983，p.230.

[86]S.L.Hurley，Natural reas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30－33.

[87]［美］布赖恩·比克斯：《法律、语言与法律的确定性》，邱昭继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88]Lawrence M.Friedman，“Law And Its Language”，33 Geo.Wash.L.Rev.563，1964－1965，564.

[89]Lawrence M.Friedman，“Law And Its Language”，33 Geo.Wash.L.Rev.563，1964－1965，565.

[90]Lawrence M.Friedman，“Law And Its Language”，33 Geo.Wash.L.Rev.563，1964－1965，572.

[91]Lawrence M.Friedman，“Law And Its Language”，33 Geo.Wash.L.Rev.563，1964－1965，572.

[92]Lawrence M.Friedman，“Law And Its Language”，33 Geo.Wash.L.Rev.563，1964－1965，573.

[93]1Brown v.Board of Educ.，349 U.S.294，301（1955）.This opinion dealt only with the formulation of decrees.The basic decision was laid down in the first Brown decision，347 U.S.483（1954）.

[94]See，e.g，Stone，The Common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50 Harv.L.Rev.4，113－126（1936）.

[95]Wis.Stat.§§101.105（2）（1963）.

[96]Lawrence M.Friedman，“Law And Its Language”，33 Geo.Wash.L.Rev.563，1964－1965，575.

[97]［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

[98]［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页。

[99]［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100]《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4页。

[10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10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08页。

[103]Friedrich Waismann，Verifiability，In Antony Flew（eds.），Logic and Language.Blackwell，1951，p.36.

[104]［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105]T.T.Clark，“Some Analogies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and Law”，31 J.Jurisprudence，1887，p.1.

[106]［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107]P.W.Taylor，Normative Discourse，Englewood Cliffs，1961，7f.

[108]［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109]［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8～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