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由于各方面原因，其社会风气发生了重大变化，女性也与前朝大不相同，她们的思想和行为与以往对女性的要求大相径庭甚至相违背，在诸多方面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追求新的自我，出现了一个个更加鲜活的女性形象，展现出了魏晋时期女性与众不同的风尚。
所谓风尚，是指一定时期在社会上流行的风气和习惯。其语最早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魏书》卷57《崔子朗传》云：“子朗，美容貌，涉猎经史，少温厚，有风尚。”[1]《宋书》卷55《臧焘传》记载：臧焘“父母丧亡，居丧六年，以毁瘠著称。服阕，除临沂令。义旗建，为太学博士，参右将军何无忌军事，随府转镇南参军”。高祖（刘裕）镇京口，与焘书曰：“顷学尚废弛，后进颓业，衡门之内，清风辍响。良由戎车屡警，礼乐中息，浮夫恣志，情与事染，岂可不敷崇坟籍，敦厉风尚。”[2]在这里，“风尚”则具有气节、风气、习俗等含义。每个时期都有其风尚，而且各时期风尚都有其特色。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宋宗室刘义庆所编撰笔记小说集，主要记载了东汉末、曹魏、西晋、东晋两百多年间人物的言谈轶事。全书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门，每一门表现出士族名流思想和生活的一个侧面，显现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与当时社会的政治、历史、道德、哲学以及美学等方面的特征。在全书三十六门一千一百三十条记事中，涉及重要人物多达五六百人，而涉及女性人物占全书的四分之一之多，展现了与其他各朝代不同的个性张扬、敢于追求的魏晋女性风尚。
一、《世说新语》所反映女性风尚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对《世说新语》一书中女性形象关注不足，直到20世纪90年代起，这些曾被忽略的内容才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但是20世纪90年代仅是研究的萌芽阶段，展开专门论述的文章不多，只是在全文综述中对女性的一些问题略有涉及，不够细致深入。21世纪的前十年，学者们把研究视角从作者的创作过程和创作心理方面转向魏晋士人的女性观等方面的研究上来，视角广泛、研究领域拓宽，但对其仍多为或褒或贬的单方面的分析。
在此，我们将整个《世说新语》中所涉及的女性人物比照其他朝代不同之处进行分类，且不分褒贬而重点突出其“风尚”。
第一，妙语连珠惊四座，女子有才便是德。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塑造了一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才女形象，她们大都才华横谥，能言善辩，与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形成鲜明对比，这就不得不提到有“咏絮之才”之称的东晋才女谢道韫。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3]
盐之洁白虽与白雪相同，但洁白又轻盈的柳絮则既能显示雪之洁白，又能体现其在空中轻盈飞舞的状态，更为贴切，形象生动，足见谢道韫的文学内涵之深厚。也许有人会说谢道韫是晋安西将军谢奕之女，贵族家的小姐自然与众不同，有才华是正常的，但下面这则故事中的婢女为说明自己因为触犯了主人，主人发怒而自己受责的处境，脱口而出的两句话却是出自《诗经》中的《式微》和《柏舟》篇，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4]
由此观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不论是上层贵族的小姐，还是平凡普通的婢女，皆有一定的知识底蕴，且在男性面前可以不加掩饰地显示才华，并不是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或是即有满腹才华也必须隐藏起来，显得谦卑、柔顺。
第二，独具慧眼鉴真伪，高瞻远瞩显真功。
这在《世说新语》的《识鉴》篇里面则体现得淋漓尽致。识鉴指对人物的认识和识别，也包括对事态发展的洞察，这种判断往往带有一定的预见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大都见识超群，而女性在识鉴能力方面比起那些名士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们往往能从与男性不同的视角观察，得出令人折服的结论，甚至超越男性。
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武子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诚是才者，其地可遗，然要令我见。”武子乃令兵儿与群小杂处，使母惟中察之。既而母谓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拟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不得申其才用。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武子从之。兵儿数年果亡。[5]
这则故事也许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王浑的妻子能在人群中一眼认出兵家子，并且看出此人有才但寿命不长，钟氏观察力之敏锐，以及她目光之独特不得不让人惊叹。
《世说新语·贤媛篇》第五条中谈到，有个姓赵的人家在女儿出嫁临别时，母亲从社会伦理道德的层面给女儿送上“慎勿为好”的告诫，“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的认识引人深思，足见赵母对社会的认识之清晰明了。
吴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阳郡后，遭母童夫人艰，朝夕哭临，及思至，宾客吊省，号踊哀绝，路人为之落泪。韩康伯时为丹阳尹，母殷在郡，每闻二吴之哭，辄为凄恻，语康伯曰：“汝若为选官，当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韩后果为吏部尚书，大吴不免哀制，小吴遂大贵达。[6]
韩康伯母亲不以貌取人，而是通过听吴道助、附子兄弟丧母后的哭声来发现他们的真性情，从而让儿子多照顾此二人，后来小吴大贵达，说明了韩母看人之准确。
《世说新语·贤媛篇》第十条中，谈到王经年轻时家境贫困，做官到两千石时，母亲观察时势，劝他停止继续升职，兴许是年轻气盛吧，王经并没有听从母亲的劝导，官至尚书，却因谋诛司马昭失败而招来杀身之祸。虽说王经母亲并没有成功救下儿子和自己的性命，但若不是因为她的识鉴能力，能够审时度势，也不会提出如此适时的劝诫。灾祸来时王经母处之泰然，也是她见识超群而识大体的原因。
第三，据理力争得尊重，泰然大度气自华。
传统意义上，几乎是不允许女性向男性提出反对、质问，甚至是看低女性。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性所展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查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7]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号哭。阮新妇自若云：“勿忧，寻还。”做粟粥待，顷之允至。[8]
许允为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蚤知尔耳。”门人欲藏其儿，妇曰：“无豫诸儿事。”后徙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流及父，当收。儿以咨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以状对，卒免。[9]
许允妇是《世说新语》里一个很鲜活的人物。奇丑的她，在别人眼里可能首先就没了妇德之妇容，甚至在新婚之夜丈夫都不愿见她。在桓范的劝说下好不容易进了屋，见到新妇却又想出去，足见新妇是有多“面目可憎”。当新妇挽留许允时，他公然拿四德来说事，直指新妇所缺的容貌。但此时新妇便第一次在许允面前展现了她对丈夫心理的准确把握和过人的机智口才，用“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成功捍卫了自己的尊严，避免了尴尬。而后，当许允陷入困境的时候，许允妇的才能再一次显现出来，处之泰然，以一句“明主可以理夺，难以请求”的点拨使得许允免去牢狱之灾。当许允被杀后，“门人欲藏其儿”，许允妇审时度势，从而挽救了儿子的性命，可谓是许允的贤内助，许家的福星。
《世说新语·贤媛篇》第九条中，王公渊说妻子神情低下，比不上她父亲，但诸葛诞女敢于与丈夫辩理，一句“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可见当时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认定以及她们敢于以理服人，捍卫自己的权利。
贾充前妇，是李丰女。丰被诛，离婚徙边，后遇赦得还。充先已取郭配女，武帝特听置左右夫人。李氏别住外，不肯还充舍。郭氏耳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刚介有才气，卿往不如不去。”郭氏于是盛威仪，多将侍婢。既至，入户，李氏起迎，郭不觉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语充，充曰：“语卿道何物？”[10]
郭氏着盛装携多婢女本想去给李氏下马威，结果却被李氏的气魄所震撼，不自觉的连脚都软了，足见李氏是何等之刚直有才气。
《世说新语·贤媛篇》第二十一条中李势的妹妹，嫁给桓温做妾，并且得到桓温的宠爱，这引起他的妻子南康公主的不满，在公主率“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情况下，仍不为动容，淡然应对，使得原本嚣张跋扈的公主“惭而退”，足见李势妹妹的泰然和非凡的气势。(www.xing528.com)
第四，婚嫁自由蔑礼教，夫妻平等乐逍遥。
如果说传统思想下的女性婚姻问题只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魏晋时期的女性则有了追求爱情的勇气与行动；如果说封建礼教下的女性在丈夫死后唯有守寡到老，那魏晋时期则对女性的再嫁予以宽容对待；如果说自古以来的男尊女卑妻子只能臣服于丈夫，那魏晋时期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则明显提升。
《世说新语·惑溺篇》第五条中著名“韩寿偷香”的故事，则反映出魏晋时期的女性在婚姻上的大胆追求。贾充的女儿“于青琐中”看到韩寿后，“说之”，便把对韩寿的感情抒发在诗句中，当婢女把这一切告诉了韩寿后，韩寿亦被她的痴情和美貌所打动，于是就“逾墙而入”与贾女相会。贾充发现了这一情况，把女儿嫁给了韩寿。按照传统的思想，贾女的做法可以说是“不知廉耻”、“不懂礼教”的行为，但她这种不被封建礼教束缚的追求爱情的行为却最终被父亲认可。
《世说新语·假谲篇》第十条中，诸葛诙的大女儿在丈夫死后，出于对丈夫的感情，坚持不肯再嫁，诸葛诙出于对女儿的关爱，私下将她许配给江思玄，当她得知这一情况后“哭詈弥甚”，后来她被江思玄的真情感动之后，态度也发生变化。江思玄装魇后她急忙让婢女唤醒他，从而两人互通心意“情义遂笃”。诸葛女再嫁的事在《世说新语·方正篇》第二十五条中也提到过，可见这一时期对女性再嫁之宽容。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11]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12]
妻子与丈夫同坐，并且以自己若是嫁给小叔子则“生儿故可不啻如此”，与丈夫开玩笑；王安丰妇以“卿”这一比自己低下的人的称呼来称自己的丈夫，为表达自己对丈夫的爱，可见魏晋女性对礼教的蔑视。
《世说新语·惑溺篇》第二条中的荀粲妻子冬天生病发热，荀粲“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妻子死后，与妻子的感情极为深厚的他竟“少时亦卒”。他不以传统思想看待妻子，而是重视妻子，体贴、关爱妻子，与“妻子如衣服”的言论完全相反，可见魏晋时期的夫妻观念已发生变化，女性在家庭中地位得到提升。
第五，廉洁奉公因慈母，刚柔并济明爱仇。
女性作为母亲时对孩子的影响是十分显著，而受社会风气影响下的魏晋女性，在其自身修养不断提高的同时，也给孩子做了好的榜样，引导孩子公正廉明。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鲊饷母。母封鲊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13]
陶侃家贫，担任管理鱼粮的小吏时给母亲捎回去一罐腌鱼，却被母亲退回，并斥责他作为官吏拿公家的东西给自家用是不对的，可见陶母修养。
《世说新语·贤媛篇》第四条中，卞太后本来为文帝的病情焦急不已，但当她“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询问并了解情况后，她怒斥文帝“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直到文帝死时也不愿见他，可见卞太后母仪之美德与爱憎之分明，以及对伦理道德之坚守。
第六，强势凶悍需规箴，妒忌之情达极致。
妒是人类的通性，由于整个时代风气的改变，时势纷乱，礼教的束缚力大大降低，女性的个性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从而出现了一些强势的“悍妇”、“妒妇”。
《世说新语·规箴篇》第十条中的王夷甫妻郭氏才能笨拙却又性情倔强，贪财而不知满足，喜爱干预他人的事，小郎仅是劝诫她一句，便遭到嫂子的怒骂，甚至“急捉衣裾，将与杖”，可见这个嫂嫂之强势凶悍。
《世说新语·惑溺篇》第四条中孙秀的妻子蒯氏因为孙秀又娶了新妇进门而十分嫉妒，骂孙秀是“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蒯氏大自悔责，请救于帝。”最终在晋武帝劝说下，孙秀认错，夫妻二人才又和好如初。蒯氏虽然善妒却也能知错就改，并使孙秀“免冠而谢”，有效地挽回了夫妇间的感情。
贾公闾后妻郭氏酷妒，有男儿名黎民，生载周，充自外还，乳母抱儿在中庭，儿见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呜之。郭遥望见，谓充爱乳母，即杀之。儿悲思啼泣，不饮它乳，遂死。郭后终无子。[14]
只因丈夫亲吻了乳母怀中的儿子就以为丈夫喜欢乳母而杀之，导致儿子“悲思啼泣，不饮它乳”，最终得了个“遂死，郭后终无子”的结局，可见郭氏妒性之酷，害人又害己。
无论是孙秀的妻子还是郭氏，他们都因“妒”做出了错误的事情，蒯氏因为妒忌使得丈夫更加远离自己，郭氏因妒而致乳母和自己的孩子于死地，蒯氏因及时挽救尚未酿成大祸，而郭氏却再也无法挽回乳母与孩子的性命，导致自己终生无子。这几则故事都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妇女们对儒家传统伦理规范的蔑视和摒弃，为了大胆追求自身的意愿而悍妒至极。
二、《世说新语》所反映新女性风尚观念形成的原因
从曹丕代汉的黄初元年（220年）至杨坚灭陈的祯明三年（589年），这段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最长久的一段分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然而，正是因为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导致了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迅速发展、道教的勃兴以及波斯、希腊文化的传入，对整个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女性作为社会不可缺少的一分子自然也有了一定的变化。刘大杰先生认为：“在中国的政治史上，魏晋时代无疑是黑暗的，但在思想史上，却有它特殊的意义和价值。魏晋人无不充满着热烈的个人浪漫主义精神，他们在那种动荡不安的社会政治环境里，从过去那伦理道德和传统思想里解放出来，无论对宇宙、政治、人生或是艺术，都持有大胆独立的见解。”[15]宗白华先生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16]
在儒学衰落，玄学兴起，少数民族习俗的渗入等诸多因素刺激下，社会风气大幅转变下，魏晋时期的女性也开始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潮流，追求个性空前的解放，展现出她们高度的自我意识和鲜明的精神风貌。于是，《世说新语》中所展现出来的与往日不同的女性人物诸如满腹才华、口灿莲花、追求自由、提倡平等等新风尚在整个魏晋风流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散发出迷人的光芒。
《周礼·天官·内宰篇》所言妇女四德：“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工。”郑玄作注曰：“德谓贞顺，言谓辞令，容谓婉娩，功谓丝枲。”班昭《女诫》解释得更为具体，“妇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已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顺从，向来是封建社会的女子必须要遵守的一项“天规”。西汉董仲舒提出的“三纲”说，认为“夫为妻纲”，妻子必须对丈夫低眉顺耳才是妇道；又有所谓的“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不能自专、自主，必须遵父命、夫旨、子意行事，做到为女孝，为妻贤，为母良。封建礼教、道德观念给了女性一副沉重的枷锁，束缚住她们的翅膀，只能顶着“妇德”的帽子期期艾艾地度过一生，何其可悲！更有汉武帝之后站在丈夫及其家族的角度并考虑其利益所确立的“七出”，是对女性的压迫，其中一条就是“妒忌”，认为妻子的凶悍妒忌会造成家族不和，更认为妻子对丈夫纳妾的妒忌有害于家族的延续。而《世说新语》中的女性，既有据理力争以理服人反驳丈夫的许允妇和诸葛诞女，又有夫妻平等其乐融融的王浑妻钟氏和王安丰妇，更有妒忌之情到达极致的贾公闾后妻郭氏和孙秀之妻。这些无疑都是最直接地违背了“三从”、“三纲”、“七出”这些传统礼教。妒忌至极虽会导致悲剧，但妒是人之本性，是维护挚爱的一种表现，如果把这看成是女性争取自己权利，对男权的一种抗争，就会发现魏晋女性的妒忌亦是她们的一种扩大了的风尚，这种极致的妒之情是她们对传统礼教的另一种反抗。在这群女性身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魏晋时代社会新思潮的无形熏染与推动下，礼教逐步衰落，人们开始对礼教束缚有了或大或小的反抗，她们的个性得到解放，自我意识有了觉醒。
魏晋时期的女性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的才能远远超越了男性。山涛妻“夜观名士，达旦忘返”的行为；奇丑的许允妻在才识、言辞、远见、审时度势和运筹帷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才能是很多男性不能相比的，其智慧令人叹服。余嘉锡先生说：“有晋一代，唯陶母能教子，为有母仪，余多以才智著，于妇德鲜可称者，题为贤媛，殊觉不称其名。”[17]多才女则有汉魏时的女诗人蔡琰及其千古绝唱的《胡笳十八拍》，著《答秦嘉诗》的徐淑等；西晋时“作《女训》于世”的贾充妻李氏，著有《遐思赋》的王浑妻钟琰，文学家左思之妹左芬等；东晋时的女书法家卫铄等。胡应麟在《诗薮》中云：妇女“有（文）集行世，则六朝为多。”[18]南朝陈代徐陵编著的《玉台新咏》中收有二十多位女性的诗文四十余首，足见魏晋时期有才华的女诗人之多。
再看这一时期对于女性贞节的要求，观念上是趋于严格保守的特征，但实际上并未起到绝对的作用，如《世说新语·任诞篇》第八条中记述的阮籍醉眠邻家美妇，这一举动在封建礼教盛行的社会必然是被世人所唾弃的，而这妇人为保名节更是应自尽以示忠烈，然而这种本该有的场景并未出现，甚至妇人的丈夫也只是暗中观察，发现并无疑处后便不了了之了。另外，对于女性改嫁追求幸福也是极其宽容的。从这些女性形象中可以发现魏晋时期的女性承袭了后汉再嫁自由的遗风，是被社会所支持鼓励的，最具代表的就是前面提到的诸葛诙大女儿改嫁的故事。而《晋书·列女传》共记录的三十八位女性中，表其守贞不嫁的只有六人，与后来的《唐书》、《宋书》中不可胜数的节烈女性人物相比起来，这些再嫁女性并没有为了所谓的“名节”而牺牲自己的幸福，而人们也不以为这样不合礼教，这种开明的态度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
女性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在距今约十万至二三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享有至高的地位。但是在人类逐步走向文明的进程中，女性的地位逐渐下降直至处于男性的附属位置，成为卑微与顺从的代言人，尤其是在封建礼教与一统天下的儒家思想的禁锢下，使得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毫无翻身之地，只能严守正统的“妇德”，万事只能“恭顺”于男性，谨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规矩”。自刘向立《列女传》用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节义传、辩通传、孽嬖传等七卷记述105名女性的故事来记录中国妇女的事迹后，后世的史家才开始有意识地为女性立传。但是，几乎各个朝代的《列女传》都是以体现儒家传统的伦理规范为主，重在表彰女子德行，也就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妇德”，着力于表现女子的“贞顺”，明显带着浓厚的儒家思想意味。而《世说新语》这本书中所描写的魏晋时期的女性，则受魏晋时期推崇玄学、追求精神自由风气的影响，与以往甚至是后来几乎所有的正史、野史大相径庭，重在展现女子的才智与张扬的个性，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魏晋时期的女性风尚可见一斑。她们有着不同于以往女性或是衍生出新的种种风尚，她们腹有诗书气自华，她们独具慧眼察古知今，她们敢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她们蔑视礼教追求平等，她们爱憎分明刚柔并济，她们因爱生妒泼辣彪悍，她们是一群在颠覆传统妇德腐朽因子的同时又坚守正统的新女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受当时崇尚自由风气影响，刘义庆对于封建礼教亦持轻视态度。李泽厚先生认为：魏晋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所谓“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19]。虽然她们当时对自我权利的努力并不是非常成功，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女性人物依然熠熠生辉，昭显着魏晋风流中属于她们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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