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观，就是对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何种地位，以及与此地位相一致的社会身份、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的一种总的看法。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我国古代都是以男子为中心的男权社会，这个只需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传世的文化古籍就可以证明。例如，称男人为“大丈夫”，女人为“小女子”，志向远大者称为有“丈夫之志”，目光短浅则是“妇人之见”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社会意识和观念，数千年来不断得到强化和传承，对我国古代甚至当今社会中男女社会角色的扮演和角色期待具有不小的影响。金代也不例外，金人的妇女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受传统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金人并未摆脱“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不允许妇女直接参与外部事务，尤其是政治活动，他们抨击后妃干政和女人误国。二是赞颂女性恪守妇道，希望女性成为男权社会温顺的“小女人”。
一、金人抨击女性干政和女人误国
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限制女性参预政治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通例，直至近代方才变更。为了把女性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在观念、制度等方面，都形成了限制女性干政的礼法、理论和法令。诸如：分治内外的礼法，女人误国的理论和禁止后妃干政的法令。
金朝是女真人建立的王朝，由于作为统治阶级的女真族存在着大量的尊重母权和崇拜女神的遗俗，所以早期女真族妇女在兴邦立国、治理天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她们的社会活动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很小，所以外来客人时“内着不避”。但随着女真从金源进入幽燕和中原之后，受汉族儒家传统的影响和封建统治的需要，女真人的妇女观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抨击后妃干政和女人误国在当时非常流行。
熙宗悼平皇后裴满氏、章宗元妃李师儿、章宗宸妃是金朝的干政后妃，而她们所受到的抨击也最多，并且前两位均死于非命，这也反映了时人反对妇女参政的观念。
悼平皇后裴满氏死后谥号“悼皇后”。按照谥法：“肆行劳祀曰悼”，“恐惧从处曰悼”[1]均非美谥，都是贬损之意。《金史·后妃传》称：“宗弼既没，旧臣亦多物故，后干预政事，无所忌惮。”[2]其实，从宗弼死到熙宗被杀，不过一年的时间。但在本传中，将金熙宗晚年的嗜杀归咎于裴满氏的“掣制”，这显得很牵强。我们在史料中不难看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据《金史》记载，金熙宗虽然建立了文治武功，但在生活上却是骄奢淫逸的，即位后，曾多次役使民夫大兴土木，修筑京城。为了满足自己的荒淫生活，时常在全国范围内选美，凡是美貌女子无论门第身份高低，一律选入宫禁。经常不视朝，“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宰相入谏，辄饮以酒，曰‘知卿等意，今既饮矣，明日当戒。’因复饮”[3]。熙宗在即位之初，因年幼无知，宗翰、宗干、宗弼相继秉政，“虽初年国家多事，而庙算制胜，齐国就废，宋人请臣，吏清政简，百姓安业”[4]。熙宗也落了个明君的雅号。但在皇统八年（1148年）十月，宗干、宗弼相继病死之后，熙宗才开始亲自过问朝政。由于长期以玩乐享受为业，因此疏漏较多，也由于力不胜任，对朝政产生了厌倦心理。此时的熙宗沉湎于酒色，对朝政一律不过问，于是，大权旁落到擅政的悼平皇后裴满氏的手里。“她干预政事，无所忌惮，文武百官对她逢迎巴结。身为右相的完颜亮见此，也拜倒在她的脚下，与他勾结在一起”[5]。对此，熙宗早有所闻，只是佯装不知，而在皇统九年（1149年），完颜亮过生日的时候，熙宗攻打大兴国，追回悼平皇后赐予完颜亮的礼物，致使完颜亮惶恐不安，左丞相宗贤乘机弹劾完颜亮参与其事，熙宗便乘机把他贬职，让他出领行台尚书省事。但不久，熙宗念及兄弟旧情，将完颜亮召回，仍授予平章政事职。这不但没有感动他，反而加快了他弑君篡位的步伐。
由上述史实可知，致使金熙宗“纵酒酗怒，手刃杀人”以及最终失去民心的并不是悼平皇后裴满氏，而是他自己。第一，熙宗在裴满氏干政之前就嗜酒如命，他的荒淫和皇后没有任何关系。《金史·熙宗纪》记载：皇统二年“五月癸巳朔，不视朝。上自去年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6]。也就是说熙宗在皇统元年的时候就喜酒，不是因为后干预政事，他才酗酒的。熙宗晚年酗酒的原因主要是他失去了自己仅有的两个儿子，绝嗣的痛苦久久地缠绕着他。所以，熙宗的心情极端坏，常常借酒消愁。尤其是喝上受萧抱珍启发而酿造的烈性蒸馏酒之后，他更是长醉不休，不理朝政，常处于酒精中毒的癫狂状态，而且经常酒后杀人，引起朝中人人自危，渐失人心。而完颜亮却以自己特有的文采、才华和心计，把这些反对熙宗的人笼络到自己周围。最终，金熙宗被杀，完颜亮自立为帝。这其中，责任主要在于熙宗的心理素质太差。第二，熙宗晚年屠杀侍臣和妃子，与裴满氏干政有一定的关系。熙宗发现裴满氏干政，并且周围有许多臣子之后，很愤怒。他想要用暴虐的方式告诉满朝文武，他是真龙天子，只有他才有独尊地位，所有人的性命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但熙宗的这种方式并不高明，最终导致众叛亲离。而朝中官员为什么会支持裴满氏干政呢？因为起初，熙宗和裴满氏的关系特别好，熙宗很听裴满氏的话，有时听信谗言误杀忠良，所以朝中官员为了保全自己，常依附在裴满氏的周围。
但《金史》认为：正因为“后颇掣制熙宗”，所以“熙宗内不能平，因无聊，纵酒酗怒，手刃杀人”[7]。这显得非常牵强，但也展示了时人抨击后妃干政的观念。
章宗元妃李师儿，“势位熏赫，与皇后侔”[8]。但在章宗死后，有人“媒孽李氏罪恶”[9]，卫绍王下诏令元妃自尽，并株连其家。宣宗时以“其事暧昧无据”[10]，李氏家族遂得平反。刘祁认为元妃“止于奢纵，不能害政蠹民也”[11]。
金朝的嫔妃中，遭谴责最重的是章宗元妃李师儿，将她看作是祸水。有两条罪状：一是说她与母王盼儿、宦官新喜谋立卫绍王，妇女干预政事。但确立卫绍王，不独是李师儿，还是在宰相完颜匡参与下定“策立卫绍王”的。这在统治集团中经常发生，并非李师儿的独创。实际上，李师儿是完颜匡专权的牺牲品。这一点在《归潜志》里讲得十分清楚：“后章宗崩，无子，元妃等与宰相撒速（完颜匡）定册立卫绍王。王，世宗子，章宗叔也。王既立，撒速欲专其功，媒孽李氏罪恶，以为尝为魇胜事，卫王下诏赐元妃死，且废为庶人，使天下止呼其小字师儿。”[12]可知，李师儿的名声和遭遇，是完颜匡谋害的结局。更重要的一条是：“令贾氏诈称有身”，搞假娠事，目的是“计取她儿为皇嗣”，要夺完颜氏血统。此事却是一个历史疑案。宣宗在大安初年下诏说，“近因集议，武卫军副使兼提点近侍局完颜达，霍王傅大政德皆言贾氏事内有冤，此时，述职在近侍，政德护贾氏，所以知之。朕亲临问佐证，其实暧昧无据，当时被罪贬者可俱令放免还家”[13]，又给贾氏昭雪。自然，主谋李师儿令贾氏诈娠说也是毫无根据，成为历史上的疑案。
为什么李师儿遭到那么多抨击和冤枉呢？首先，由于出身低微，早在章宗时，就曾遭到排斥。《金史·后妃下》载：“自钦怀皇后没世，中宫虚位久，章宗意属李氏。而国朝故事，皆徒单、唐括、蒲察、拏懒、仆散、纥石烈、乌林荅、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姻婚，娶后尚主，而李氏微甚。至是，章宗果欲立之，大臣固执不从，台谏以为言，帝不得已，晋封为元妃。”[14]李师儿唯一的靠山是章宗璟，这个靠山倒了，李师儿必然遭到守旧大臣的攻击和排斥。其次，李师儿被宰相完颜匡所利用。《金史·完颜匡传》记载：“初，章宗大渐，匡与元妃俱受遗诏立卫王，匡欲专定策功，遂构杀李氏”[15]，李师儿成了完颜匡的刀下鬼。第三，李师儿在章宗朝干预过政事，引起了朝野上下众多官员的不满。尤其是徒单镒。一次，章宗临朝，就汉高祖与光武帝的功过问题，同文武大臣们展开了讨论。平章政事张万公说：“汉高祖刘邦横刀立马，血战杀场，创立汉室，为子孙创千秋功业，他是汉代最优秀的一位皇帝。”平章政事徒单镒不同意他的看法并说：“‘光武再造汉业，在位三十年，无沉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于乱。由是言之，光武优。’上默然。镒以元妃李氏隆宠过盛故微谏云”[16]。(www.xing528.com)
金人的关于女人误国的观念，还可以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蒙学读物反映出来。有一种名为《类林》的类书，系前人所编，金人王朋寿为之增广，并且作赞。其中《女娲篇》赞曰：“世衰道微，重色轻德。政移宠嬖，祸生肘腋。始也专政，终于亡国。冶容诲淫，灭生殄族。丽华玉树，绿珠金谷。以励后人，戎之无忽。”[17]这些蒙学读物所述虽为历史故事，但反映了金人的观念。一般来说，蒙学读物所反映的观念，应该是有代表性的。
二、赞颂女性恪守妇道
妇道，指为妇之道。多指贞节、孝敬、卑顺、勤谨而言。《谷梁传·襄公三十年》五月条记载：“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18]《后汉书·列女传》中称鲍宣妻“修行妇道，乡邦称之”[19]。唐代韩愈的《楚国夫人墓志铭》载：“皇姑以夫人能尽妇道，称之六亲。”[20]清代李渔的《蜃中楼》中说：“我儿，爹爹与叔叔替你许下人家了，不久就要于归，勤勤的学些妇道。”[21]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中说：“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可见妇道是儒家思想在伦理道德方面对妇女要求的集中表现，在人们心中占有重要地位。
金人一方面抨击后妃干政，女人误国，另一方面大加褒扬妇女遵从封建礼教的言行。如章宗立真妃（唐括氏）制文中有“用光四德之书”[22]。四德即指封建礼教认定妇女应有的四种德行。《周礼·天官·九嫔》：“掌妇女之法，以教九嫔妇德，妇言，妇容，妇功”，郑玄注解称：“妇德谓贞顺，妇言谓辞令，妇容谓婉娩，妇功谓丝枲。”[23]金人将“四德”作为褒扬之辞写入立妃制文中，说明这已成为宫廷后妃的道德规范。
这种观念，在社会上其他阶层中也有表现。许多墓志对女墓主的褒扬也不外乎此。如《清河张氏夫人墓铭》（大定二十二年）中称墓主张季玉：“夫人之性，慧敏而静，闺门之间，曰严与敬……妇德既完，妇道可观。”[24]《太原王氏墓记》（承安四年）称墓主王氏先人娶某某为妻，“温纯孝义，克勤妇道”[25]。郭黼的《师节妇传》称：“自古妇人，见于旌表记录者，不必他才能，但孝节贞烈而已。有一于此，足以光华彤管，歆艳青史。”[26]
从这些墓志中，我们可以看出，金代中后期对女性的期待和要求就是恪守妇道，对恪守妇道，遵守三从四德的女性，大加褒扬。这与中原王朝一样，只是在金代初期，女真人并不重视妇道，大约从海陵、世宗时起，在一部分女真人中开始提倡贞操，讲究“妇道”。正如，太宗时，金军攻破宜州（治今辽宁义县），将俘获的韩庆民之妻配将士，她“誓死不从，遂自杀”。此事当时并未受到重视，后来世宗大加赞赏，称：“如此节操，可谓难矣。”[27]这一方面是与摒弃旧婚俗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受中原封建礼教的影响所致。
世宗昭德皇后乌林答氏可称为当时女真妇女接受中原礼教的典型。据记载，乌林答氏“聪敏孝慈，容仪整肃，在父母家，宗族皆敬重之。既归世宗，事舅姑孝谨，治家有叙，甚得妇道”[28]。海陵王即位后，深忌葛王，有一次乘葛王在外之际，欲诏乌林答氏赴中都。乌林答氏为使自己不受侮辱和葛王免遭戕害，自杀身死。相传乌林答氏自杀之前，留了一封《上雍王书》，其中充满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她写道：“尝谓女之事夫，犹臣之事君，臣之事君，其心惟一，而后谓之忠；女之事夫，其心惟一，而后谓之节。故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29]……这是至理名言。我如今之死，完全是为了遵守纲常。忍辱偷生，苟延残喘，丧失人伦，岂能谓之有廉耻？我今一死，是用实际行动劝诫后世那些为臣不忠、为妇不节的人。因此我的死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轻生，而是有价值的。”[30]《金文最》辑录者张金吾案：“采璧，明孙惟熊撰，中载昭德皇后上世宗书，未详何本，姑录之以俟续考。”此书所反映的乌林答氏的贞节观念与《金史》卷六十四《后妃传下》所载言行的精神一致，或有所本。
总体来说，金代中期以前女真人的贞节观念和恪守妇道的观念，同中原人相比，毕竟是薄弱得多。
金代后期，贞节观念不仅在汉人中，而且被更多的女真人所接受，《金史·列女传》共收22人，既有汉人，也有女真人。其中，在宣宗贞祐南渡前或无明确年代者六人，其余十六人都是在宣宗、哀宗两朝。这不是偶然的：首先，丧乱时期，兵连祸结，人丁伤亡频繁，考验妇女能否“守节”的机会也多；其次，这里是中原地区，贞节观念对妇女在精神上的束缚比北方大得多；最后，这是金代后期封建道德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深化的反映。她们的表现不外是丈夫亡后，誓不改嫁，孝养公婆；偶遇变故，则自毁容貌，或以死保其清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