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夏金女性社会群体研究：揭示金代国家对女性的旌表

旌表，是国家对守节义，具特行者，通过建坊、表闾、旌门等形式，表彰其行为，令社会人群奉为榜样，知所效仿，作为一种勉励方法。旌表，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定的一套自上而下的道德表彰制度，是规范社会秩序的基本措施之一。“传统的旌表对象，皆为男子。旌表女子，则比较晚。它虽与命妇皆为女性的政治荣誉，但命妇是靠夫、子、孙而得封，旌表则因个人本身的行为而获得；命妇限于上层妇女，非官员之家属而莫得，旌表则不然，后来发展成专为普通妇女而设”^[40]。这两点就是命妇和旌表的区别。旌表面向普通女性，涵盖整个社会，所以当旌表走向极端，专以节烈苛求女子时，旌表所造成的恶果，则非命妇所能比。

自秦、汉以降，历代王朝对所谓的义夫、节妇、孝子、贤人、隐逸以及累世同居等大加赞赏，往往由地方申报朝廷，获准后赐以匾额，或由官府建造牌坊，以彰显其名声气节。从诸史《列女传》中可见一系列的旌表妇女之实例。金代旌表诏令或“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或“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并举，可见女性是金代旌表中的重要一环。那么，在实际的旌表活动中，金代国家对女性旌表的类型有哪些？有哪些旌表方式并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

一、金代国家旌表女性的类型

（一）忠义爱国

在传统社会，忠义爱国通常被用来指男性品格，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士人也会将其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在金代，朝廷对忠义爱国，为国家做出特殊贡献的女性也会予以旌表。《金史·列女传》记载了七位忠义爱国的烈女，其中受到旌表的有四位，如“天辅六年（1122年），黄龙府叛卒攻钞旁近部族。是时，阿邻从军，沙里质（阿邻妻）纠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树营栅为保守计。贼千余来攻，沙里质以毡为甲，以裳为旗，男夫授甲，妇女鼓譟，沙里质仗剑督战，凡三日贼去”^[41]。皇统二年（1142年），朝廷论功封沙里质为“金源郡夫人”。大定间，以其孙药师为谋克。又有宗室承充之女阿鲁真，夫亡寡居，有众千余。兴定元年（1217年），承充为上京元帅，上京行省太平执承充响应蒲鲜万奴。阿鲁真治废垒，修器械，积刍粮以自守。万奴遣人招之，不从，并且识破了他们的奸计。“万奴兵急攻之，阿鲁真衣男子服，与其子蒲带督众力战，杀数百人，生擒十余人，万奴兵乃解去。后复遣将击万奴兵，获其将一人”^[42]。阿鲁真忠于国家的义行受到朝廷的赏识，“诏封郡公夫人，子蒲带视功迁赏”^[43]。

（二）贞节烈女

中国古代，对节妇的称颂和旌表，始终是国家推行教化，巩固社会秩序的一种途径，金代也不例外。在唐宋崇尚节烈风气的影响下，金代国家也比较重视贞节烈女。《金史·列女传》里因贞节而受旌表的女性有五人，分别是李宝信妻王氏、康住住、李文妻史氏、李英妻张氏、相琪妻栾氏。李宝信妻王氏，“张觉以平州叛，王氏陷贼中，贼欲逼室之，王氏骂贼，贼怒遂支解之。大定十二年，赠‘贞烈县君’”^[44]。康住住，夫亡之后，父又许配他人，“康氏誓死弗听，欲还夫家不可得，乃投崖而死”^[45]。朝廷诏有司致祭其墓。李英妻张氏，“贞祐元年冬，大元兵取潍州，入其家，张氏尽所有财物与之。既而，令张氏上马，张曰：‘我尽以物与汝，犹不见赎曰？’答曰：‘汝品官妻，当复为夫人。’张曰：‘我死则为李氏鬼。’顿坐不起，遂见杀”^[46]。朝廷追封她为“陇西郡夫人”，赠谥“庄洁”。丈夫英仕至御史中丞。

（三）孝行显著

中国传统社会自古就重视孝道。《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47]《女孝经》言：“淑女之以孝治上下。”^[48]可见，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一切教育的出发点。女真从金源故地进入幽燕和中原之后，受汉族传统观念的影响日深，忠孝逐渐成为金代全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在重视孝道风气的影响下，孝行显著的女性成为金代国家旌表的重要类型。《金史·列女传》记载了二十二位烈女，受旌表的女性有十位。三位孝行显著的女性，旌表一人。《金史》记载曰：“雷妇师氏，夫亡，孝养舅姑。姑病，刲臂肉饲之，姑即愈。舅姑即没，兄师逵与夫姪规其财产，乃伪立媒证致之官，欲必嫁之。县官不能辨曲直，师氏畏逼，乃投县署井中死。”^[49]朝廷诏有司祭其墓，赐谥曰“节”。虽然师氏受到旌表的原因可能与贞节有关，但她为婆婆割肉疗疾的事，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还有一些烈女，虽然在《列女传》中提到了她们的姓名和事迹，但并没有受到旌表，尤其是宣、哀两朝。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首先，丧乱时期，兵连祸结，人丁伤亡频繁，考验妇女爱国、守节、孝道的机会也多。其次，金末丧乱时期，国家和朝廷忙于保国安疆，无力顾及表彰道德品质优秀的女性，所以她们没有受到旌表。

二、金代国家旌表女性的方式

（一）赐予封号

赐予封号是金代国家旌表女性的方式之一。赐予封号虽然只是荣誉奖励，但因其为国家旌表赐封，也足以使受旌表之家引以为荣，并吸引周围人的仰慕和效仿。如阿邻妻沙里质，在黄龙府叛卒攻钞旁近部族时，她仗剑督战，赶走叛贼。“皇统二年，论功封‘金源郡夫人’”。^[50]李宝信妻王氏，在大定十二年，赠“贞烈县君”。相琪妻栾氏，在红袄起义军杀死她的丈夫和儿子后诱惑栾氏时，栾氏大骂贼人，贼怒而杀之。被朝廷“追封‘西河县君’，谥‘庄洁’”^[51]。许古妻刘氏，大元兵攻破蒲城时，刘氏带儿女相继自尽。朝廷知道后，追封刘氏为郡君，谥曰“贞节”，两个女儿也赐予谥号，并“以其事付史馆”^[52]。

在金代，获得朝廷赐封是很荣耀的事。许多士大夫都会为祖母、母亲或妻妾等乞请朝廷赐封。但旌表制度中国家对女性的赐封与士大夫乞请朝廷赐封母、妻等命妇封号有所不同。旌表赐封必须是该女性德行显著，符合国家旌表资格方能获封；而士大夫乞请朝廷赐封母、妻等命妇封号，则主要依赖于士大夫本身的官品。当然，两者也有相通之处，旌表赐封一方面在于表彰女性德行，另一方面在于树立行为楷模教化社会；朝廷依士人官品而赐封命妇，在激励士人励精图治，为国效力的同时，也因为赐封女性教育出如此优秀的儿子而对她进行道德表彰，进而达到对社会女性之道德规范的意图。两者均有推行道德教化，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

（二）祭墓、赠谥

祭墓和赠谥也是金代旌表女性的重要方式。祭墓，又称“墓祭”，“拜扫”或“扫墓”，它是通过墓前祭祀祖先及已故亲人的方式，表达对其怀念哀思。金代国家很重视象征性建筑物所能产生的超越时空的社会教化效应，它以祭墓和赠谥的方式对本朝或前朝德行显著的女性予以旌表。

金代曾多次下诏有司祭烈女的墓。如康住住因不嫁二夫而投崖自尽之后，朝廷“诏有司致祭其墓”^[53]。李文妻史氏，夫亡后誓死不嫁，父强取之归，许姚乙为妻。史氏不听，姚诉之官。官逮，遂自缢死，“诏有司致祭其墓”。^[54]

谥，是在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一种称号。《逸周书》卷六《谥法》云：“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55]这就是古代谥法的含义。“古代谥法，成为重要的礼仪制度，上层建筑组成部分之一”^[56]。

一般而言，谥为统治阶级所专有。帝王的谥号，由礼官商议决定，臣下的谥号由朝廷赐予。金代对德行显著女性赠谥就是对她们的精神鼓励和旌表，金代旌表女性赠谥的情况比较多，有的在赐予封号的同时，赠予谥号，如李英妻张氏，“追封‘陇西郡夫人’，谥‘庄洁’”。有的既祭墓又赠谥，如雷妇师氏，朝廷即诏有司祭其墓，又赐谥曰“节”。

金代对女性的旌表除以上方式外，还有为兄弟和子孙补官的方式。如尹氏，夫完颜猪儿战死之后，自己焚烧家资，自缢。后“猪儿赠官，弟长往即日诏补护卫”^[57]。又如，忠义爱国烈女沙里质的德行受到国家的认可后，“大定间，以其孙药师为谋克”^[58]。上述旌表方式只是依据其性质作了归类分析，在实际的表彰过程中，国家通常会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对女性予以旌表，前文已经提到，兹不赘述。

三、金代国家旌表女性的社会影响

金代国家对女性的旌表，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一方面，国家通过对女性的道德教化或公开表彰，树立典范女性形象，从而将官方的主流意识下渗民间，对女性群体起着道德教化与行为导向的作用。诸如，聂孝女舜英的事情发生后，“一时士女贤之，有为泣下者”^[59]。另一方面，金代国家对女性的旌表，在教化风俗，巩固社会秩序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金代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对忠义爱国、节行突出、孝行显著的女性予以旌表，不仅能教化女性，也能激励士人，有利于形成忠孝节义的社会氛围，对砥砺风俗，敦厚人伦，维护国家统治均有一定的影响。

总之，封建王朝以旌表的方式把国家的权威渗透到基层的民间，使国家的意志通过这种活动为民众所接受和承认。在我国古代，旌表是崇高荣誉的象征。获得旌表是彰德行、沐皇恩、流芳百世之举，因此，便成为人们一生的追求。

【注释】

[1]朱彬：《礼记训纂》卷44，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81页。

[2]《十三经注疏·周礼正义·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1页。

[3]《金史》卷63《后妃传上》，第1498页。

[4]《金史》卷57《百官志三》，第1299页。

[5]《金史》卷57《百官志三》，第1296页。

[6]《金史》卷57《百官志三》，第1296页。

[7]《金史》卷57《百官志三》，第1297页。

[8]《金史》卷57《百官志三》，第1297页。

[9]《金史》卷57《百官志三》，第1297页。

[10]《金史》卷57《百官志三》，第1298页。

[11]《金史》卷57《百官志三》，第1298页。

[12]《金史》卷57《百官志三》，第1298页。

[13]《金史》卷57《百官志三》，第1299页。

[14]《金史》卷57《百官志三》，第1299页。

[15]《金史》卷58《百官志四》，第1346页。

[16]《金史》卷58《百官志四》，第1351页。

[17]《金史》卷58《百官志四》，第1339页。

[18]《金史》卷58《百官志四》，第1346页。(www.xing528.com)

[19]《金史》卷13《卫邵王纪》，第296页。

[20]《金史》卷16《宣宗纪下》，第369页。

[21]《金史》卷63《后妃传上》，第1514页。

[22]《金史》卷63《后妃传上》，第1514页。

[23]刘宁元：《中国女性史类编》，第64页。

[24]《通典》卷34《职官十六》，第948页。

[25]《唐会要》卷26，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92页。

[26]《金史》卷57《百官志三》，第1295页。

[27]《金史》卷57《百官志三》，第1296页。

[28]《金史》卷58《百官志四》，第1345页。

[29]《金史》卷64《后妃传下》，第1527页。

[30]张宏：《金代后宫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32页。

[31]（宋）郑居中：《政和五礼新仪》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页。

[32]郭艳艳：《宋代外命妇制度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页。

[33]《金史》卷55《百官志一》，第1230页。

[34]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35]《金史》卷37《礼志十》，第853页。

[36]《金史》卷37《礼志十》，第857页。

[37]《隋书》卷11《礼仪志六》，第244页。

[38]《金史》卷43《舆服志中》，第979页。

[39]《金史》卷58《百官志四》，第1339页。

[40]刘宁元：《中国女性史类编》，第66页。

[41]《金史》卷130《列女传》，第2798页。

[42]《金史》卷130《列女传》，第2800页。

[43]《金史》卷130《列女传》，第2800页。

[44]《金史》卷130《列女传》，第2798页。

[45]《金史》卷130《列女传》，第2799页。

[46]《金史》卷130《列女传》，第2799页。

[47]《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545页。

[48]陶宗仪主编《说郛三种·女孝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287页。

[49]《金史》卷130《列女传》，第2798页。

[50]《金史》卷130《列女传》，第2798页。

[51]《金史》卷130《列女传》，第2800页。

[52]《金史》卷130《列女传》，第2801页。

[53]《金史》卷130《列女传》，第2799页。

[54]《金史》卷130《列女传》，第2799页。

[55]《逸周书》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70册，第40页。

[56]董克昌：《大金诏令释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

[57]《金史》卷130《列女传》，第2803页。

[58]《金史》卷130《列女传》，第2798页。

[59]《金史》卷130《列女传》，第28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