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建国之初，政府就将佛教列为合法宗教。统治者更是亲自拜谒佛寺，体现出政府对佛教的推崇。辽太祖神册三年（918年）五月，“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2]。神册四年（919年）八月，辽太祖亲“谒孔子庙”，而“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3]。辽太祖在上京先后建天雄寺、义节寺、安国寺等，可见辽朝的佛教徒日趋增多。
辽太宗笃信佛教“积善行德，善恶有报”的教义，所以当皇后或太后生病时，他都要向僧侣施饭，以求她们的病快点好起来。天显十年（937年）十一月，辽太宗“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见观音画像，乃大圣皇帝、应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4]。会同五年（941年）六月，辽太宗“闻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亲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七月乃愈”[5]。一次即饭僧五万人，说明当时辽朝的僧人已经有相当数量。
由于辽朝前期皇帝对佛教的推崇，中后期的几位皇帝更是精通佛法。史籍记载，辽圣宗耶律隆绪“至于道、释二教，皆洞其旨”[6]。圣宗统和四年（986年）七月，“诏上京开龙寺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7]。
辽兴宗更是痴迷于钻研佛法，多方优遇僧人，甚至对名僧官拜三公、三师，尊崇备至。《契丹国志》记载，兴宗“尤重浮图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8]。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使得很多家庭允许甚至鼓励子女出家为僧为尼，辽代的僧尼人数倍增。
道宗对僧侣的尊崇不减兴宗，不仅钻研佛法，还能亲自讲经。宋苏辙的《栾城集》记载：辽道宗耶律洪基“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辄会诸京僧徒及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9]。道宗对华严学有相当的造诣，曾自撰《华严经随品赞》十卷。他在位期间，完成了契丹藏的刻印工程。道宗还屡召诸路名僧，于宫内设坛受戒。道宗后期，“唯一岁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者三千人，崇尚佛教，罔知国恤，辽亡征见矣”[10]。(www.xing528.com)
辽代统治者对佛教如此尊崇，不仅促进了佛教在辽代社会的发展，而且为辽代妇女信佛提供了社会环境。
二、家庭对妇女信佛的影响
在辽代，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崇佛成为普遍性的社会行为，有的甚至整个家庭都信佛。《许延密建尊胜陀罗尼经幢记》（统和二十八年）所记，祖孙三代皆为佛教徒：“大契丹国统和廿八年岁次庚戌七月戊寅朔九日丙戌晏时建。西门功德箱幢子施主男弟子许延密合家供奉，女弟子妻王氏、长男守濬、次男和尚奴、男守信、男守式、男佛奴、男神奴，侄男守□，女觉郎妇，婶子杨氏，新妇马氏、新妇石氏，孙女进师，孙女宜氏，孙女越师，孙女住师。”[11]
辽代整个家庭都信佛的还有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奉陵军节度使王泽的家庭。王泽的墓志铭中记载他“看法华经千三百余部，每日持陀罗尼数十本”[12]。其妻李氏，“近于佛乘，净信三归，坚全五戒，清旦每勤于焚祝，常时惟切于诵□□□”[13]。受家庭信奉佛教的环境影响，王泽的两个女儿，先后出家为尼，曾孙女六人，也出家为尼。[14]
辽代很多女子出家为尼都是受其家庭信佛环境的影响，这在辽代的石刻文中多有记载。《秦德昌墓志》（大康四年）记载：秦德昌“念佛捐馆于榆州公署”，由于秦德昌信奉佛教，受其父的影响，“次女出家，法号圆敬，宗敬寺妙行大德”[15]。《张恭诱墓志》（天庆七年）张恭诱“常诵金光明经五百余部。筵设僧贫，罔知其数”。张恭诱的两个女儿，由于受其父的影响，“俱厌俗于荣，托身志于瞿昙，寄性存于教”[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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